?斯通面对2400多年前（公元前399年）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他选择撇开那些浩如烟海却纠缠不休的辩争，而是晚年耗尽心思来梳理了卷帙浩繁的文献，甚至开始学习希腊文，在他死后出版了《苏格拉底之死》一书。
?斯通认为：处死苏格拉底并不是雅典的民主的污点，而是雅典法制的耻辱或悲剧。雅典的民主使雅典自由的公民免于斯巴达式的专制，但雅典的法治不但没有为私人设定他人不可侵犯的空间，而且直接成为公共权力破坏个人信仰自由的工具和媒介。这是人类法律史上可悲的一页。
?斯通坚信：“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它的目的是什么，不论它标榜的是什么乌托邦式的解放性的宗旨，如果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男男女女没有说出心里话的自由，就不是一个好社会。”
?法律既然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其本身就必须谦抑，在公权力以外的范围为私人留下余地。但是多数人作出的权威性判断不可抑制的要侵入个人生活，甚至有可能是针对单独的个人作出的决定，个人的自由很难保障。
?法律的根基在于普遍的民众，法律不是少数人的游戏而应该是社会全部人的行为尺度，因此法律的确不应该脱离民众而存在，但是法律又不仅仅是现实生活简单规则和约定的直观反映，而是将其抽象化和概括化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