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
土地改革后的农民生产积极性怎样？为什么要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A、 革命成功后，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
如何使小农走上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课题。1884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压小农（不论有无报酬，都是一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代社会帮助。”恩格斯从原则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引导农民组织合作社。列宁1923年在病中依靠别人的帮助，艰难地写了《论合作制》。列宁指出，在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全部生产资料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的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列宁一再要求人们充分认识合作社的重要意义。
B、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难以满足和适应工业化发展日益增长的对商品量和工业原料的需要。
C、 防止农村出现新的两极分化。 D、 协作能形成新的生产力
河北饶阳县城南偏西12公里处，有一个叫五公的村子。合作化时期，该村因耿长
锁建立的土地合作组被誉为“社会主义之花”而蜚声中外。五公村古称敬信乡。隋唐时期，因该村李氏家族的李敬族、李德林、李百药（《北齐书》的作者）、李安期、李宗臣连续五代世袭安平公，该村由此改称五公。时光飞逝，五公村千余年的辉煌已化为历史云烟。然而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和他建立的全国第一个互助组却再一次让五公村名扬海内外。
耿长锁是在冀中抗日根据地最先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成立互助组织的。1943年冀中平原遭受严重旱灾，收获无几，加之日本侵略军经常清剿“扫荡 ”，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活异常艰难。危难之际，中共饶阳县委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组织起来”的号召，提出“组织起来，生产度荒”的口号。耿长锁带头响应，他动员、组织五公村卢墨林、李砚田、乔万象三户贫农成立了土地合伙组，全组共22人，40亩地。他们在没有牲口大车和农具不全的情况下，耿长锁带领土地合伙组的成员苦干巧干、历尽艰辛，为了粉碎敌人的抢粮企图，采取快收、快打的方法，第一年就获得了丰收，亩产量超过了一般中农户。他们还利用农闲之机开展起打绳作业，为全县“组织起来，生产度荒”树立了榜样。他们的行动，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使五公村成为冀中平原上的红色堡垒村，他所建立的土地合作组被誉为“冀中花开第一枝”。 此后，合伙组也遂之扩大到17户，并更名为农业合伙组，他们成立了代表会，制定了合伙组的章程。按章程规定：组建合伙组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生产，解决大家的困难，做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活干，共同发展。各户所
有土地由合伙组共同经营，地权归原主所有。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所产粮食及其他收入，除提10%作公积金，其余按人6地4分配。入组自愿，退组自由。年满结账后退组，可照数分配，但公积金不分；中途退组，赢余不分，如有亏损，应补足应分担的亏空方可退组；组员犯严重错误，经教育不改被开除者，按半途退组处理。有愿意加入者，须经两个组员介绍，代表会同意才可入组；入组后应交纳一部分牲畜农具费（贫者可免），就可享有与老组员同等的权利。这在冀中解放区首创了互助合作的经营管理的模式，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巨大威力，在冀中解放区树立了一面旗帜。
1951年春，这个农业合伙组改名为“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7户发展到18户，共82人，土地288亩，骡子7头，马1匹，大车3辆，一般农具齐全。1950年11月28日《河北日报》以“耿长锁领导的农业合作小组”为题，介绍了他们的经验。1951年10月，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介绍了耿长锁农业合作社的经验，成为全省办社的先进典型和榜样。1952年11月8日，耿长锁农业合作社成立大社，入社农户401户（全村共425户），从此五公村成为全国合作化的一面旗帜。1953年12月耿长锁农业合作社被河北省委、省政府誉为“社会主义之花”。
第二，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吸引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
第三，正确分析农村的阶级和阶层状况，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即：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其他中农，由限制到逐步消灭富农剥削的农村阶级政策。 第四，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上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展互助组，互助组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民自愿组成，土地耕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仍属农民个人所有，但在生产方面组织起来、互帮互助，是农业合作化的最初过渡形式，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
第二阶段主要是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实行集体劳动，产品分配采取按劳分配和土地入股分红相结合，耕畜和大农具也付给一定的报酬，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
第三阶段是发展高级社。高级社实行生产资料农民集体所有，具有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对个体手工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与城乡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但是，作为个体经济的手工业，经营分散，生产规模小，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因此必须通过合作化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之能够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第一步是办手工业供销小组。 第二步是办手工业供销合作社。 第三步是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2．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挂红旗五心（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
“早归公，晚归公，早晚要归公：迟共产，早共产，迟早要共产，不如早共产。” 这反映了建国初期哪个阶级的心情？是怎样的心情？
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在隆隆炮声中横扫全国之际，各地私营老板是怎样一个心境？
让我们看看上海。
和经济中心，上海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
据1947年的一项统计，上海有工厂7738家，占全国12个主要城市工厂总数的54.9%。1948年统计，全国190家商业银行中，总行设在上海的有67家。上海的保险公司占全国总数的87%。上海的轮船公司船舶吨位总计950702吨，占全国总吨位的80%。
当时上海市工业总产值当中，私营企业产值占76%，可谓举足轻重。
1949年5月24日夜，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27军，在军长聂凤智指挥下，从外滩方向攻入上海市区。为了减少扰民，战士们抱着枪，一排排露宿在街头人行道上。第二天拂晓，民众一出门，看到子弟兵纪律如此严明，大为感动。当时的新华社随军记者，后来成为小说家的艾煊在一篇战地通讯中写道：“慈祥的老太太、热情的青年学生、商店的老板、店员，都恳切地请求战士们到他们的房子里去休息一下。可是战士们婉谢了，他们不愿意擅入民宅，他们不愿在这样一件小事上，开了麻烦群众的先例，开了违反人民军队传统的先例。”
一些居民赶紧从家里拿来被子和毛毯，送给解放军。另一些居民蹬着三轮车，来来往往为解放军运送伤员。
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也称赞解放军的良好纪律。 25日上午，聂凤智在上海街头巡视，欣喜交加：远远近近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已经挂起鲜艳的红幅迎接解放军，小巷子里也都贴上了欢呼解放的标语。在南京路，在成都路??工人和市民们涌上街头跳起秧歌，人们高喊着：“天亮了！”而战士们则齐声欢唱《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作为回答。 但是，在喜庆的锣鼓中，上海的私营老板却没有这般振奋。特别是人民政府和军管会在两个月之内没收了411家官僚资本企业和单位，将其变为国营企业之后，私营老板更是两股战战。
也许是对共产党不够了解，也许觉得自己一大堆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宗旨不大切合，也许多年来受了国民党那一套“共产共妻”宣传的影响，他们心怀忐忑。
对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高度赞扬；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就打上了问号；对各厂普遍组织工人成立工会，则感到麻烦和恐惧，怕以后管不住工人，没法生产，甚至会清算自己。借韩愈的话来说，老板们此刻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
当时他们最害怕的，是搞社会主义。
消灭资本主义有两种方式：暴力剥夺和和平方式 对中国的资本家，采用什么方式呢？ 范旭东：用实业挑战侵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民间资本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市民社会开始建立，自由主义经济盛行，以此为基础，中国民间资本在1936年达到了一个巅峰。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最好的时代结束了。国难当头，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也遭受到了空前的损害与牺牲。
时至今日，我们仍感慨60年前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们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爱国行为与经商之道。他们不仅在逆境中奠基了中国的现代工业，也留下了实业救国的精神。
“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语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浴血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
当天，天津塘沽的一个工厂里，许多职工正用大把的刷子，从桶里蘸上石灰水，拼命地刷去“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
这家工厂是中国第一家精盐工厂——天津久大精盐公司。它是著名民族资本家范旭东化工实业帝国中的一员，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强行占领。
范旭东是中国近代化工的奠基人，麾下不仅有当时中国第一座精盐厂，还开办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化学公司碱厂，以及远东第一化工厂——永利南京硫酸厂。
1914年，有着日本留学经历的范旭东，开始实践自己实业救国的志向。他先后在国内建立了多家工厂，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其中包括职业经理人李烛尘（解放后曾担任食品工业部部长，第一轻工业部部长）和技术专家侯德榜（“侯氏制碱法”的发明人，解放后曾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 ）。
此后，范旭东的事业蓬勃发展。1926年，永利碱厂开业8年后，其生产的“红三角”牌碱在美国费城举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