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对互联网，还有iPod十分热衷，但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技术革新的时代。 大多数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技术——比如烤面包机、水壶、中央供暖系统、电视、飞机、火车、汽车——都是几十年前就问世了。 虽然推介互联网的广告铺天盖地，可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我们大多数人都用互联网来做一些非常传统的事情，无论是购书还是给朋友写信。 总是有人跟我们说互联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然而，令人吃惊的是，90％的网络流量都发生在本地网。
和几十年前人们对变化的普遍期待相比，如今变化的速度还是要慢一些。 例如，当斯坦利 ? 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星际漫游》于1968年上映时，人们似乎有理由想象有一天将乘着泛美航空的航班飞往空间站，和有知觉的电脑聊天，并且住在月球上。 但是1968年去看过这部电影的那些观众们要是知道直至现在他们还住在米尔顿 ? 凯恩斯，看着《杀机四伏》时，肯定会大失所望的。
我们追求新奇事物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事。 1944年，乔治 ? 奥威尔就忿忿不平地抱怨说：“我不知道听过多少遍‘飞机和收音机消除了距离’，还有‘世界各地如今都是互相依存着的’这样的话”。 假如他还活着，毫无疑问，他也同样会为现在相类似的观点而气恼不已的。 虽然婴儿潮那代人喜欢吹嘘说他们经历的变化比其他时代的人都要多，但我们用不着向前追溯太远就能找到更为巨大的变化。 试想一个英国人，他于1865年出生在一个乡村里，那儿人们还骑着马，驾着马车，冬日里冰天雪地的，视野很有限。 假设他能活到80多岁或是90多岁（这完全有可能），他就能亲眼目睹汽车、飞机、收音机、电话、电影、家庭电器、大众普及教育及妇女选举权这些事物的诞生——这样的世界与当今社会差距并不大。 换句话说，到他去世前，他所看到的变化之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我猜想，在他看来，我们自认为激动人心的时代也许真的很乏味。
中国有句咒语：“但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意思是紧随有趣时代而来的是混乱和焦虑。 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算是很幸运了，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有趣的时代。
我、我们、他们
有一位瑞典商人和本国的一家中等规模的高科技公司进行了接洽，这位商人在沙特阿拉伯有许多关系良好的客户。 于是，该公司派了一名工程师——就叫他约翰尼森吧——去利雅得，经这位商人引见，和一家小型的沙特工程公司合作，这家公司由一对兄弟经营着，他俩三十五岁左右，都拥有英国大学的学位。 约翰尼森要做的是代表沙特政府协助一项建设工程。 但是，双方在两年间进行了六次接触均无结果。 每次约翰尼森和沙特兄弟商谈时，那位最初帮他们建立关系的瑞典商人都在场。 这令约翰尼森和他的上司感到非常不快，因为他们不敢肯定这位商人是否跟他们的竞争对手也有来往，但沙特人却执意要介绍人在场。 他们经常讨论一些与生意毫无关系的话题，比如莎士比亚，哥俩都是莎士比亚迷。
正当约翰尼森的上司开始怀疑公司花大笔旅费派人去洽谈是否明智时，利雅得那边来了电报，邀请约翰尼森迅速赶赴利雅得，因为一份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合同已准备好，等着他来签。 一夜之间，沙特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那位中间商再也不用出场了，约翰尼森还第一次看见沙特人笑了，他们甚至还相互开起了玩笑。
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进行得不错；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由于得到了这份大订单，约翰尼森被提拔为另一个部门的经理，他也因此不用再管沙特那单生意了。 另一位国际交流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被提名接替他的工作，约翰尼森还亲自把他介绍给了那两位沙特兄弟。 几星期后，从利雅得发来一份电报，两位沙特兄弟威胁说要取消合同，仅仅是因为一个有关交货条件的细节问题。 他们请约翰尼森去协助解决。 约翰尼森到利雅得后才发现，双方的矛盾源于一个很容易解决的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但沙特人觉得一定要约翰尼森代表公司出面才能
解决。 因此，瑞典公司不得不打破惯例，允许约翰尼森处理沙特那边的生意，虽然他现在的职责是管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在这个真实的故事里，瑞典人和沙特人对人际关系在商业中的作用有着不同的理解。 对瑞典人来说，他们是在和一个公司做生意；但对沙特人来说，他们是在和一个他们了解并且信任的人做生意。只要他们对某个人还不够了解，就会让一位双方都认识并信任的中间人或介绍人在场，这样做会比较方便。 这两种文化的差异源于人类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即个人角色与集体角色的问题。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团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社会里, 我把这类社会称作集体主义社会，集体主义这个词在某些读者看来具有政治意义，但我在使用这个词时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它并不是指国家权力对个人的压制，而是特指团体的力量。 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团体向来都是我们出生的那个家庭。但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家庭结构。 在大多数集体主义社会里，小孩子成长的“家庭”有许多人生活在一起；有父母，有别的孩子，还有比如爷爷、奶奶、叔伯、姑姑、佣人及其他的家庭成员。 这种家庭在文化人类学上被称为扩展型家庭。 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学着把自己看作是“我们”团体中的一员，这种关系并不是出于个人的选择，而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团体不同于社会上众多隶属“他们”团体里的他者。 “我们”团体（或内部团体）是个人认同感的主要来源，是个人应对生活艰辛所能依赖的唯一的安全保障。 所以每个人一生都忠于自己的内部团体，而背叛这个团体是个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个人和内部团体之间会逐渐建立起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有实用价值，又能给人心理上的依靠。
世界上还有少数人生活在个人利益大于团体利益的社会里，我把这类社会称为个人主义社会。 在这类社会中，多数小孩出生在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家庭里，当然，可能还会有别的孩子；在某些社会中，单亲家庭的数量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其他的亲戚住在别处，彼此很少见面。 这类家庭被称为核心家庭（源于拉丁词nucleus，意为“核心”）。 核心家庭里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很快就学会把自己看成是“我”。 这个“我”——即他们的个人身份——区别于其他人的“我”，而且这所谓的其他人并不是以不同团体的成员身份来区别的，而是以个人特点来分类的。 例如玩伴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来选择的。 教育的目标是使孩子最终能自立。 孩子一旦有了自立的能力，父母就会鼓励他们离开家。 孩子离开父母家后，与父母的往来频率通常会降至最低点，或者完全断绝往来。 在这类社会里，一个健全的人无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心理上都不会依赖一个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