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分析的路径与模式[①]
《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
内容摘要：虽然外交政策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但与国际政治研究相比，外交政策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本文对外交政策分析的特征、价值进行了总结，并从社会科学研究的四种分析模式出发，对现有外交政策分析文献进行了分类归纳。根据本文的归纳，外交政策分析存在四种路径九种模式。但是，不管那种路径与模式都未能解决外交政策分析的三个关键难题，因而并不能对外交政策提供令人满意的分析。为此，本文最后指出，如何整合不同路径与不同模式以提供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是外交政策分析面临的难题。 关键词：外交政策分析、施动者-结构、解释、理解
[作者简介]李志永,湖北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理论、外交政策分析、中国外交、公共外交等,lizhiyong0424@gmail.com。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诚信楼8层72号信箱（100029）。
克里斯托夫·希尔指出，“外交政策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核心部分，即使它远难称得上这一问题的全部。由于某些好的和坏的理由，它目前被忽视了，但它必须回答中心位置。”[②]保罗·科维特（Paul Kowert）也指出，“由利益可能截然不同的公民所组成的民族国家怎样才能选择合适的外交（或任何其他）政策以服务于‘公共’利益呢？这一集体行为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的国家合作途径问题，都是国际关系的主导性问题。”[③]换句话说，国家的外交政策到底是如何决定的及其行为规律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性问题，这正是外交政策分析要回答的根本主题。本文将从方法论与认识论入手，对外交政策分析的主要路径与模式进行回顾与总结，以推动我们对外交政策的理解，促进外交政策分析研究的深化。 一、外交政策分析的特征与价值
国际关系是行为体（现今主要是国家）互动造就的人类现象，而就单个行为体而言，任何由国家引起的重大国际政治现象均是不同外交决策或决策[④]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如此，研究国际政治也必须研究外交政策。然而，与国际政治的理论化相比，外交政策研究要落后得多，尚处于“初级阶段”。（1行） 1、外交政策分析的复兴及其特征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 FPA）或外交决策学（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FPDA）。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⑤]外交政策研究的中心是希望理解各国面对它国及其总体国际环境时的行动和行为。[⑥]可以说，自有国家以来，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研究就已开始。而国际政治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一战后就成型了。显然，国际政治研究与外交政策研究都属于国际关系学科，但是传统上的国际关系研究重点在国际政治，而对于外交政策的专门研究涉足较少。瓦莱丽·赫德森（Valerie M. Hudson）就指出“外交政策分析作为一项不同的和具有理论自觉的事业是在二战结束以来才开始。”[⑦]奠定这一领域的主要是三本著作：（1）1954年，美国政治学者施耐德（Richard Snyder）、布鲁克（Henry W. Bruck）和萨宾（Burton M. Sapin）发表了《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决策》一文，提出“国家即决策者”，率先将外交决策视角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⑧]1962年，文章经作者修改后成书，以《外交决策》[⑨]出版。学界取三个作者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称他们为“SBS”，由此外交决策学渐成一派。2002年11
月，在该书发表40周年之际，又以《重温外交决策》[⑩]再版。（2）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11]一书，经过修改1957年以《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环境因素》[12]为名发表于著名的《冲突化解杂志》，1965年又以《对国际关系中人类事务的生态透视》[13]出版。（3）1966年，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理论》一文，鼓励学者以一种系统和科学的方式分解出有关国家外交行为的通用的一般理论。[14]也正是这三本著作分别奠定了外交政策分析的三个流派，即由SBS开创的外交决策研究、由斯普劳特夫妇开创的外交政策环境研究和由罗西瑙开创的比较外交政策（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CFP）研究。（2行） 但是，可能是受到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和冷战现实结构的约束，国际关系学科对科学化的追求导致以华尔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理论和各种理性选择理论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然而，冷战以任何理论尤其是主流理论丝毫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和时间轰然瓦解，让“冷战后时代成年的研究者们似乎凭直觉认识到国际关系研究最终是人的研究，而人从事这些关系的方式是难于简化的。”[15]故“敌视人”的国际政治研究不再无条件地受到追捧，外交政策分析再度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就指出，国际关系是由 “能够对其遇到的变量和条件做出反应和修改的意识实体实施的。他们有时能看到未来的演变，他们能在一定范围内设计出能够加速、延阻甚至是逆转趋势的措施。如果分子有它们自己的思想，化学家在预见它们的行为时就不会那么成功。毫不奇怪，设计一种‘分子式’方法来研究政治是不成功的。……对政治中价值存在的坚持应该是处理比台球复杂得多的客体的另一条线索。”[16] 因而，理解人类如何认识、改造外在世界以及外在世界塑造人类的方式这些问题构成了社会科学家研究的核心，当然也是国际关系学者研究的核心。赫德森指出，任何学科都有其根基，国际关系学科的根基在于单独或以组织形式行动的人类决策者（human decision makers acting singly or in groups）。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不管其决策单位是什么（国家、人或者集团等）本质上都被当做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处理，实际上把国家“黑箱化”了，遵循的是一种国家互动的“台球模式”，这些模式可以称为“一般行为体”（actor-general）理论，而外交政策分析则力图以人类行动者为根基发展一种“具体行为体”（actor-specific）理论。[17]正是这种强调通过对人及其行为的研究来理解后冷战世界的取向，促进了外交政策分析的复兴。
虽然外交政策分析存在不同路径，但它们要共同回答和解决的问题都是“如何分析外交政策的过程与行为？”外交政策分析的解释项（explanans）就是那些影响外交政策及其决策者的各种因素，也正是这些解释项构成了外交政策分析最显著的特征。赫德森将这些特征归结为六点：第一，多因素（multifactorial），即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包括了个人、组织、体系、文化、认知等不同因素的组合。第二，多层次（multilevel），即解释变量来自从最微观到最宏观的所有层次。第三，多学科或跨学科（multi-/interdisciplinarity），即来自于心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人类学、经济学等诸多知识学科的洞见都是有用的。第四，综合性（integrative），即综合了不同层次的因素，跨越了不同领域的人类知识。第五，施动者取向（agent-oriented）[18]，即只有人才是真正的施动者，是人的施动性（agency）构成了所有国际政治及其变迁的根源，而国家作为一种抽象物不是施动者因而不具施动性。第六，具体行为体（actor-specific），即不愿意将决策者“黑箱化”为可通约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因而解释外交决策不仅需要一般和抽象的信息而且也需要具体的信息。[19]与此同时，从外交政策分析的重点来看，其第七个特征应可归结为对决策过程的聚焦，比如关注官僚政治、小集团决策等。（3行） 2、外交政策分析的价值
外交政策分析的目标是获得外交政策是如何制定、为何领导人做出了此种决策、为何国家做出了某种具体的外交政策行为等方面的普遍可应用的知识，以及评估国际体系下的机会与限
制。[20]克里斯托弗·希尔认为，“对外政策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核心部分……它必须在填补目前国际关系有关‘行动过程’的缺口中起到主要作用，这一问题在认识论层面上讨论得很多，但在操作层面上讨论得还不充分。”[21]SBS指出：“如果一个人希望探索依赖于国家行为的事件、条件和互动模式之下的‘为什么’问题，那么决策分析肯定是必要的。我们甚至会说，没有决策分析，‘为什么’问题就不能得到解答。”[22]而赫德森则明确地指出，“外交政策分析对国际关系理论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识别出决定国家行为主要因素即物质和观念因素的理论交叉点，这个交叉点不是国家（state）而是人类决策者。”[23]因此，将人类决策者作为关键的理论交叉点就赋予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缺乏的几个优势和价值。具体而言就是：第一，物质与观念、国内与国际不同因素不同层次的理论能够最终被有意义的整合起来。第二，能够给国际关系理论植入一个有生机的施动性概念。第三，从人的角度对国家行为的解释要比对国家行为进行自然法则般的描述更完满和令人满意，因为这可以将动机、情感等要素涵盖其中。第四，外交政策分析可以成为连通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公共政策等其它领域的桥梁。[24]
自冷战后外交政策分析复兴以来，有关国际关系的研究日益变得丰富、生动和立体化。与传统主流理论过度关注环境、结构相比，外交政策分析为我们描绘的世界更加关注作为人的施动者，因而更具有“人性”。然而，这种从只关注决策中的“人”的分析方法，似乎有点矫枉过正之嫌，也面临丧失国际关系学科独立性的风险，因为正如怀特指出的，将国家（state）建构为施动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步，甚至可以说国际关系学科本身也依赖于此。[25]为此，本文认为外交政策分析不能因为关注“人”而完全忽视对“结构”的分析，也不能因为关注“人”而丢掉确立国际关系学科的根基“国家”，而应该将二者综合起来。 本文认为个人虽然是任何行为的终极施动者，但作为集体行为的外交政策的施动者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体决策者，而是作为实体存在的国家。因而，本文的外交政策分析的对象主要是实体国家而不仅仅是个体决策者，且赫德森基于人类决策者所指出的外交政策分析的价值仍然成立。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说作为一项探究决策者或国家在具体环境下如何采取外交行为的学术事业，外交政策研究可以说是对国际政治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对于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国家所采取的具体外交政策及其行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分析国家的外交政策及其行为呢？
二、社会科学研究的四种分析模式
斯密斯（Steve Smith）早在20世纪80年代回顾外交政策理论时就曾指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家来说，解释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已经证明是一项具有特定困难的任务。[26]其实，不仅外交政策分析存在这种困难，任何以人类行为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都面临这种困难。由于，人类任何行为都是行为体在一定结构环境中依据其判断做出的，因而，这种困难就在于：其一，如何确定个体与结构的相对重要性，即结构的限制与行为体的自主性问题，这涉及方法论问题；其二，如何判定决策者的个性、价值观、心理认知等主观因素与客观的物质因素在决策中的相对作用，这涉及认识论问题。不管一个人的在物质与观念或施动者-结构问题上持何种本体论立场，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都必须对此做出或明或暗的回答。正是由于不同的方法论与认识论，社会科学研究形成了四种分析模式。（4行） 1、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 可以说，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西方社会研究领域的一对最基本的范式之一。自社会科学产生以来，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作为两种对立的方法论就一直并存，社会科学中有关个人与社会、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行动与结构等争论均与此有关。个体主义是关于个体在由其组成的整体中拥有自主性、独立性的观点和学说。这种方法论个体主义最早是由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他认为社会中的集体构造（如政府、社会、股份公司等）只不过是特殊行动的组织模式和结果，个体才是这些特殊行动的唯一载体。就社会学的目的来
说，不存在诸如“起作用”的集体的“个体”这类事物。[27]根据卢克斯的归纳，方法论个体主义主要要点如下：第一，主张只有通过分析个体的行动才能解释社会现象；第二，认为所有的关于社会现象的判断都可以被还原为对个体性质的描述，而不至于损失什么意义；第三，认为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集体概念只不过是理论家的建构；第四，宣称社会科学不可能有什么法则，即使有，也是个体的心理倾向所具备的法则。[28]可见，在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那里，个体是社会的真实本体，也是社会科学分析的基本单元。社会不能脱离个人而存在，“社会”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名称”或“标签”，用来指称个体及其行动的集合和关系。现实中并不存在不依个体而存在的独立的社会实体。社会现象最终可“还原为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互动，并可以通过后者来得到解释。[29]因此，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主张“所有社会现象（结构与变迁）最终只能通过个体（属性、目标与信仰）来解释”[30]，这是一种“还原主义（”reductionism）立场。
作为与个体主义对立的观点与立场，整体主义可以追溯到社会学另一奠基人孔德那里。他认为当时在物理、化学、机械力学中盛行的原子主义方法并不适合对社会的研究，“如果把社会分割为若干部分而分别进行研究，就不可能对社会的条件和社会的运动进行科学的研究，”在社会学中只有一种正确的途径即“借助于整体的系统观察部分”的方法论整体主义。[31]作为孔德的继承者，迪尔凯姆更是指出，“社会是独立存在的客体，尽管社会是由无数个体联合而成的，但它本身是属于高于个人的相对独立的实体，具有超越于个人的独特性质，这种独特性质无法在在单个个人身上找到。”[32]可见，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社会整体是不同于个体集合的真实存在，因而社会整体不能被还原为个体，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只能在社会层面寻找原因，而不能用个体现象去解释，同时，个体现象也只能通过社会整体得到解释。 综上所述，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具有不同的出发点，个体主义坚持个体的先在性、优先性，认为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是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源泉。与此相反，整体主义坚持整体的真实存在与优先性，企图通过整体自身去分析社会现象。当然，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内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中间也存在种种温和立场。最终，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在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上其出发点构成了一个从个体到整体两个极端的连续谱（见图1.1）。
个体主义
整体主义
图0.1：从个体主义到整体主义的连续谱 2、解释与理解
“如何分析人类行为？”这里也涉及认识论问题。认识论问题，主要关注自然科学方法能否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可应用的程度。[33]社会科学继承了两种知识传统。一种是自16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另一种是起源于19世纪的历史观念。这两种传统虽然存在内在的紧张却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共同存在。因此，“在国际关系事务以及整个社会世界存在两个故事以及与各自相关的一系列理论。一个是外部的，以自然科学家的方式讲述，企图解释自然的工作方式并将人类领域视为自然之组成部分。另一个是内部的，讲述故事是为了让我们理解事件的涵义，此种涵义与从自然法则中发掘的任何意义截然不同。”[34]第一个故事就是解释（explaining），第二个故事是理解（understanding）。“理解是在行为者的思想中再现秩序；解释是以科学的方式寻找原因。”[35]其关键区别在于，解释是从客观角度去探寻事物发展变
化的因果机制，是一种实证主义路径；而理解则是从行为者主观观念出发去建构事件的内涵与意义，是一种诠释主义路径。（4行0 经过行为主义革命洗礼过的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注重对行为的因果机制进行科学的研究，因而因果解释这种理性主义模式构成了外交政策分析的常用模式。然而，随着“后主义”的兴起，注重诠释、理解的文化心理视角也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了一席之地。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虽然有关解释与理解是否代表两种不可跨越的认识方法一直存在激烈争论[36]，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解与解释已经成了两种并行不悖的路径[37]。（5行） 3、社会科学研究的四种分析模式
基于上述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区分，社会科学研究就存在四种分析模式（见图0.2）。 D A C B 个体主义 解释 理解
整体主义
图0.2：社会科学研究的四种分析模式
模式A和D分析的出发点是个体或单元。这两个模式不太关注行为体的环境，模式A主要研究制约或促使行为体行动的客观机理，模式D主要从行为体的观念或心理出发去诠释行为的动机与意义。模式B和C则强调行为体所处的环境对行为体本身的约束（模式B）或建构（模式C）。正是在方法论与认识论上的不同取向形成了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具体路径。（6行）
三、外交政策分析的四种基本路径
个体与整体总是相对的，随着研究的视角的变换，个体与整体可以相互转换。但就国家外交政策而言，我们的参照点可以聚焦于构成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即民族国家上，不同研究者根据其对外交政策的不同理解和自身知识偏好，在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连续谱上选择了不同的位置，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分析路径。层次分析法的不同应用与侧重正是这种“路径分歧”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