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寒夜》中汪文宣的悲剧
摘要：《寒夜》是巴金先生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巴金先生写小人物作品的集大成者，也是他艺术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一部顶峰之作。它的诞生，标志着巴金在现实主义探索中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及作家思想的升华。小说中汪文宣的悲剧不但是旧社会环境下他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广大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乃至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关键词：小公务员 悲剧本质 个性悲剧 悲剧意义
在抗日战争后期及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国统区人民的法西斯统治。在专制统治下，国统区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随着对黑暗社会现实生活认识的深入，巴金的创作也由初期对抗战的热情讴歌转向了对国统区黑暗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在这一时期，作家把作品的题材由反应社会重大矛盾转向了写小人物，小事情，将视线转向街头巷尾的日常生活场景，通过对小人物平庸琐细的生活的描写，来透视行将霉烂和崩溃的黑暗制度，表现出严峻的现实主义风格。作家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自己的切身感受，并结合对生活细节的细致描摹，以小人物可悲的生活遭遇来透视社会大悲剧，以看似琐细的动作与心理描写来揭示人物性格，成功塑造了旧中国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血肉丰满小公务员汪文宣的形象。在《寒夜》中，巴金表现出了真正的现实主义的深刻性，这是作家通过二十几年艰辛探索得来的成果。作家运用写实的手法，通过对现实生活冷静、客观的审视，真实地再现了一个普通家庭，一个小人物的不幸遭遇。作家通过对小人物悲剧命运的表现，来揭示对黑暗社会的批判主题。
“《寒夜》中没有任何人为安排的紧张情节，一切都是平凡的。” ①作品中作家“收敛或潜藏了以前的激动和热情” ， ②里面没有动人的情节和离奇的场面。但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这看似平淡无奇的描摹中，字里行间却深蕴着作者满腔的悲愤以及他对旧制度的批判和控诉。“我写小说是在战斗??我写汪文宣断气，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真想大叫几声，吐尽我满腔的怨愤。” ③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就是要通过对一个小人物悲剧命运、一个普通家庭的崩溃的描写，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寻找人物命运的根源——万恶的旧社会、旧制度毁掉了这一切。巴金先生对这个社会的认识的确是很深刻的，在那个糜烂透顶、腐败至极的制度下，“他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够喊出他的悲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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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沉默地死去。”看来，也许只有死，才是汪文宣唯一的出路了，也只有死才能使他真正得到解脱。
一、 汪文宣的悲剧，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的悲剧，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寒夜》中的汪文宣一家是被摧残的、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典型。作品描写了抗战后期大后方的一个普通家庭：汪文宣和曾树生夫妇，他们的孩子以及汪母，这是一些最平凡不过的小人物了。从社会大背景看，他们挣扎在社会战乱、贫困和被压迫的黑暗社会中。从家庭生活方面看，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婆媳之间因为矛盾重重而互相伤害着，最终导致了这个家庭的崩溃。作家通过对汪文宣的悲剧命运的描写，一方面折射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另一方面作家也愤怒地控诉了黑暗、阴冷如寒夜般的旧社会。
小说中涉及的人物并不多，作为男主人公的汪文宣是小人物悲剧的集中代表。在小说一开头，作家就让人们接触到了一个因社会重压而落魄孤寂的人物形象。他挣扎在阴冷的黑夜里，活像一个幽灵在缓缓地游荡，敏感而惊惧地环顾着周围的一切，这是一个多么卑微的灵魂呀！而以前的他却不是这样的，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在读大学教育系的时候，满脑子里充满了理想，有着不少的救人济世的宏愿。他曾设想过致力于纯纯洁高尚的教育事业，拥有“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然而战争却使他的理想化为泡影。同时，旧社会也使他的地位越来越低，生活越来越苦，意气也越来越消沉。严酷的社会现实压抑着他、改变着他，他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曾树生后来在给他的信中就曾说他：“你打我骂我，我也会感到痛快。可是你只会哀求，只会叹气，只会哭??我不能再爱你，你从前并不是这种软弱的人！??。”曾经的美好理想与阴暗现实的强烈反差以及有才华的唐柏青与老实的钟又安的惨死，使人们强烈感受到在黑暗的旧中国象汪文宣一样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寄人篱下，委曲求全，苟且偷生的悲惨命运。
在那个腐朽透顶人吃人的黑暗社会里，汪文宣的善良、本分、有才气的优点美德反倒成了他的弱点，被那些不学无术的人鄙视且玩弄于股掌之中，备受压迫而苟且地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同时，生活的困顿、失业的打击、以及病魔的纠缠使他陷入无休止的琐细冲突和精神折磨之中，最终酿成了“希望破灭，生命消亡”的人生悲剧。通过汪文宣的悲剧，作家以深厚的人道主义者的悲悯的胸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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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的爱，揭示了小人物纯朴善良的心灵和要求“人”的生活的最低愿望，从而显示出毁灭他们这种最低要求的社会的极端残酷、黑暗和不合理。作家正是通过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的，他说：“我国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善良的，只要能够生存下去，他们就愿意工作，然而在当时那种政治和社会条件下，他们要活下去也不能够。” ④
在《寒夜》中，作家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婆媳之间因观念不同而矛盾重重，对立尖锐，以致彼此有意伤害对方。加之汪文宣因染上了可怕的肺结核病而失业回家，这一切促使了汪文宣的死亡早日到来。但是，这种家庭的不和睦，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是那个旧社会、旧制度背景下的必然产物。汪文宣夫妇毕业于上海某大学教育系，他们都有过“办乡村化、家庭化学堂”的美好理想。特别是曾树生，在那时继承了“五四”的反封建精神，取得了婚姻的自主权，这绝对是向庸俗社会习惯挑战的一种壮举。然而，现实却使他们的理想化为泡影，逼使他们做校对和“花瓶”来维持生计。就连“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的汪母也沦为“二等老妈子” 。
可以说，汪母是非常爱儿子的，也愿意跟着儿子一块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正如媳妇所说，她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 。她不喜欢媳妇，一开始就看不起她，因为曾树生在结婚时不办理手续、不坐花轿的反封建壮举在封建意识浓厚的汪母看来绝对是不合法的，“我是拿花轿抬来的” 。她一开始就坚持认为曾树生就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对曾树生的一切行为都看不顺眼，总是认为自己在人格上高于曾树生，对曾持有抵触情绪。同时，她更鄙视媳妇做“花瓶”的生活，不愿意靠媳妇的收入度日，却又不得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这使她的心理尊严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很难承受，常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气。
当然，媳妇也不是逆来顺受的女人，只会给这位婆母碰钉子。其实，曾树生也有她自己的追求，那就是“自由”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她所追求的“自由”其实是非常空虚的，她所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享乐。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 。在汪母的责备和挑衅面前，曾树生是不会向她低头认错的，她不会放弃自己所谓的“自由” ，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因此，婆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谁也不肯让步。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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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树生的这一追求与他们夫妇当初的追求是背道而驰的。但这一切又能怨得了谁呢？她们的这些行为正是困顿的生活、日益恶化的生存境遇造成的。
可以说，小说中的很多小事情无不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融为一体，使读者都能从社会背景中找到每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比如，在为汪文宣治病应该是看中医还是看西医的问题上。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婆媳观念不同，同时又是汪文宣本人拿不定主意而导致的，但实质却是钱起着关键的作用。汪同意看中医是因为花钱少，连生活都难以为继，花那么多钱看西医是很不现实的。
希望的破灭，家庭的矛盾，疾病的纠缠，这一切令汪文宣不胜烦恼，却又因苦于找不出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有效办法而陷入无比的迷惘和痛苦之中，使病情加重。汪母常常想而且也愿意交出自己的一切来挽救儿子的生命，可是她和媳妇之间的矛盾冲突，却只能加重儿子的病情，促使死亡早日到来。可以说，对汪文宣的死，他的母亲和妻子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们不愿意他病死，想尽办法挽救他，然而她们实际做到的却是逼着他，推着他早日走向死亡。当然，作家对这两个女人还是抱着同情的态度，虽然作家是用责备的文笔描写他们。因为作家深深知道“她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她们都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牺牲品。” ⑤
二、性格因素也是汪文宣悲剧不可忽视的因素
在《寒夜》中，作家通过大量的生活细节，琐细的动作心理和对话描写，细致地刻画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病态灵魂。汪文宣的性格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疑惧，二是懦弱。
现实的残酷以及传统思想的制约，使汪文宣变得胆小、卑弱而多疑。“他走过吴科长的办公桌前，吴科长忽然抬起头把他打量了一下，看得他毛骨悚然”。甚至吴科长随意的一声咳嗽，他都以为是对他不满的表示。他上班做工魂不守舍，总是担心别人知道家里那些烦心的琐事——婆媳不和，妻子出走等等。看到同事们谈闲话，斜着眼看他，便暗暗断定他们一定是在谈他家里的事，便脸上发烧，不敢看人家一眼。听到同事们在笑，也以为是在轻蔑地笑他。就连走路也担心“他们跟在我后面吗？”此时的汪文宣总是主动地把自己放在被嘲弄的尴尬位置上，他不能勇敢地面对残酷现实的挑战，而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苦苦地折磨自己。
除了疑惧，他的性格还非常懦弱。汪文宣蓬勃的生命力和意志在残酷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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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砺下逐渐消失了。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他的处世原则是忍耐，一切都孤独地承受，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汪文宣的本质是善良的，他具有可称道的人类精神品格，但在弱肉强食，世风日下的国统区，他的本分老实，实质上就是一种软弱无能，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可言。汪文宣的懦弱明显地表现在解决母亲和妻子矛盾的问题上。汪文宣爱母亲也爱妻子，但是母亲和妻子之间却矛盾重重，对立尖锐，往往由于母亲狭隘、偏执的排他性而引发激烈的争吵。曾树生在给他的信中就说“你越是对我好，你母亲越是恨我??” 。汪文宣也试图在两个质量不同的砝码中间费力地寻找平衡点，但是由于汪文宣的懦弱，当他面对棘手的两难问题时，他只能陷入焦虑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当然汪文宣的这一性格弱点的形成与他成长的家庭文化氛围也有很大关系。汪母所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常年寡居，教育影响孩子自然有她自己的缺陷。加之汪母对成年后的儿子像对待儿童一样关心备至却又严加管制：教儿子怎样教训媳妇；当儿子与媳妇在一起或给媳妇写信时，她站在一旁监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汪文宣的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对待事物不能显示出成年男人的果断和阳刚。在对待妻子情感上，他缺少的是丈夫式的爱，更多的是孩子对母亲般的依恋，他常常在妻子面前流泪，像孩子一样哭泣。所以汪文宣的性格缺陷虽然主要由是生存环境决定的，但与母亲的严格管教也是分不开的。
三、汪文宣悲剧的意义
“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却都是拼凑拢来的，当初我脑子里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汪文宣。” ⑥可以说，“汪文宣”是那个时代许多汪文宣元素的组合，是旧社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善良知识分子的缩影。这深刻反映出旧制度下处在社会底层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出身不同，性格迥异，但终究都逃不过悲剧命运的惩罚，这一切也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知识分子的悲剧，悲剧的形式虽然不止一种，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结局。” ⑦的确，在那个视知识为粪土的旧社会里，有多少知识分子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我们通过汪母同汪文宣以及汪文宣同曾树生的对话内容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知识分子是多么的不幸。汪母：“我只后悔当初不该读书，更不应该让你也读书，我害了你一辈子，也害了我。老实说，我连做老妈子的资格也没有！”汪文宣：“你应该看明白了，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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