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一直写年轻人很喜欢、受市场追捧的东西是出于什么考虑？
郭敬明：其实没有一个作家会说自己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作家，我也从来没有选择做一个不严肃的作家，我一直都是很严肃地在写作。只是每个作家有他喜欢的题材、选择的类型，你不能因为人家选择的类型就说人家不严肃，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到了五六十岁都还在写少儿故事、小朋友故事。
对话郭敬明 享受名利并且快乐着
比如《少年维特的烦恼》，他就是写一个青春期男孩的故事，只是经过了上百年之后，大家觉得那是经典；或者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他也是写一个青春期叛逆男孩的故事，他对世界的理解，他内心的迷惘和挣扎，你不能说他不严肃。我也是在写年轻人的事情，可能50年、100年之后，人家再回过头来看，觉得原来那个时代的人是这么思考的。
对话郭敬明 享受名利并且快乐着
你很难用现在的定义去评价当下的作家到底是怎样一个状态，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去经历的。比如当年王朔出道的时候，所有人觉得他写的就是狗屁，你根本就不严肃，太叛逆了，是痞子小说，但过了二三十年四五十年之后，大家会觉得王朔的东西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当年余华和苏童崛起的时候，大家觉得你那个是实验小说，你跟上一辈王蒙他们写得都不一样，你这什么东西啊，看不懂。
对话郭敬明 享受名利并且快乐着
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会明白那是先锋小说的写法。所以每样东西都要留给时间去检验，不要急于在它诞生的时候就说，哦，它严肃或者不严肃。比如张爱玲，她当时写的可能也是一些女性题材的东西，你不能就说她不严肃；同样你说金庸，他写武侠小说，这么多年后我们都觉得那是大师，开创一个武侠流派。
武侠小说算严肃小说吗？可能也不算，但你不能认为金庸写的时候就不严肃，人家真的是很认真地在写。我也是很认真地在写，每个人有他喜欢的题材，就像金庸喜欢武侠，人家毕生精力都在创作武侠，你不能突然要求金庸像鲁迅一样写。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写《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不是每个人都要写人性、战争，才称得上是作家。
我觉得任何一个创作的人，只要他写的那个类型有人喜欢，人们愿意去看，就像安徒生童话一样，他写得很浅薄，但他就影响了很多代人。所以每个作家有他擅长的东西，你就顺着他擅长的东西去走，千万不要拧着别人。韩寒可以写很多时政评论，那郭敬明你也得这样，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没有这样的逻辑。
那金庸写武侠很厉害，郭敬明你也得写武侠，为什么呀？这是个很奇怪的逻辑，你擅长什么就写什么，这个时代才精彩，才会有成千上万种书供你选择，全部的书都变成金庸了，或者全部的书都变成韩寒了，那不可怕吗？这个时代书架上全是一样的书，那不可怕吗？那很可怕。
记者：另一些人在文学上的追求可能跟你不一样。
郭敬明：这种真的是个人选择了。有些服装设计师可能设计一些很怪的衣服，你一看就是不能穿的，你不能说它不好，它也挺好，它很艺术，但你说这种东西符合大众的审美吗？你说那就不好不美吗？见仁见智。同样一本小说，作者的选择一定符合他自己的审美，但你的审美不一定是大众审美。
对话郭敬明 享受名利并且快乐着
可能今天我写的东西正好就符合大众的审美，因为我本身的眼光就很大众，可能会代表很多人的审美，大家都觉得这种东西是美的。所以并不是一个作家主动去选择他要写大众的东西，而是他的审美或者他喜欢的东西正好搭到了那样的一群人。我们其实是用作品在选择别人，而不是预先设定好一群人，为他们去写东西。
你永远猜不到别人会喜欢什么，你只能去写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本书诞生之后，它自动会去选择过滤它的读者。这个作家写的只有100个人喜欢，那个作家写的，10000个人里面有9000个人喜欢，可能正好我就是这样的作家。
对话郭敬明 享受名利并且快乐着
记者：很多人买你的书这件事对你来说重要吗？
郭敬明：每个作家的诉求都不一样。上次采访，我问刘震云老师，一个作品获奖，哪方面最重要，什么样的作品能称为伟大作品。他很直接，他说销量高，这是第一要素，当然也不能完全等同，有些销量高的确实也是垃圾，但一个伟大作品，它的销量一定高，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你永远列不出一本伟大作品只有几千个人看，不管《老人与海》、《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历史上你所有想到的伟大小说，绝对不可能只有一点点销量，一定是有惊人的阅读量，有很多很多人喜爱，才能称为伟大。如果你的书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只有一两千个人在看、三五千个人在看，也许它在某个专业领域是非常伟大、是很牛逼，但它不具有普世意义上的伟大作品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