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知道后，立即派人星夜追了回来，停止了他的职务，只有对这样极个别的错误严重不思悔改的才采取组织措施。
在查减工作中，坚持以理服人，不打人，不搞逼供信。开斗争大会时，事先都进行充分的政策教育，预防可能出现的问题，对个别好动手的积极分子，安排在离斗争对象稍远一点的地方坐。特别是对有重大影响的大店的查减工作，一定创造出好的经验，不要违犯政策。田海山、袁成隆等同志，一再商谈强调，既要充分发动群众，又要切实掌握好政策，要避免出现打人现象，如果打起来就不好掌握，打死了人就不好办。当斗争恶霸地主庄英甫、庄景楼时，几千人的大会群情激昂，气氛紧张，群众充分揭露了地主的罪恶行径。当有人揭发庄景楼打人时，庄景楼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以蔑视群众的态度，蛮横地说：“我才不打人哩，打人还怪使的手脖子慌。”群众听后，极为气愤，一个积极分子抢上前去，一把夺过了庄景楼的手杖，两手一掰，用腿一担，折成两截，气愤地说：“我叫你再打人，我叫你再打人！”当场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群众发动的好，说理斗争开展的就好，政策掌握的好，就不会出现乱打人的现象，却表现出了群众的威严。会后接着组织群众扛着镢头到王家庄平掉了鹰坟，为在九泉之下含恨的魏老头伸了冤，为群众出了气，群众真正的站立起来了。在激烈的斗争场面，政策掌握得恰到好处。
（四）充分发挥组织作用。县委一班人是很团结的，齐心协力地搞好工作，一心一意地为群众服务。田海山同志也善于当班长，信任同志，大胆放手，委员同志们也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县委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每人驻一个区，既抓自己分工的工作，又抓全面情况，既抓点，又跑面。一定时候集中到县委机关学习文件，汇报研究工作。遇到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做出决定，放手让分工的同志去抓。对大店的查减工作，就是充分发挥各救会长袁成隆等同志的作用。袁志隆同志是大学生，能说能写，有胆有识，他原先就是山东分局派往临沭县搞双减试点工作的负责人，对双减情况熟，作风踏实，把大店的查减工作搞得很出色，上万人的斗争大会开得井井有序。事后向山东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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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关于大店查减工作总结的报告，山东分局转发全省，对全省查减工作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袁成隆同志还编出民歌《平鹰坟》，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又如狄生同志带领组织部同志在前泉龙头村搞整支试点工作。狄生同志作风深入细致，把泉龙头村支部建设、政权建设搞得很有成效。一位女党员当上了村长，她的名字叫崔廷玉。女村长很有魄力，能讲也能干。我们县委机关几个同志在一个晚上曾专门去参加过他们的村民大会，看这位女村长是怎样部署工作的。县委从点上取得经验，充实自己，指导全盘。县委开展工作，更充分依靠各区委和全体干部的力量。每一重大运动，在县委充分讨论，统一思想后，召开各区委干部会议部署或召开全县干部大会，打通思想，教会办法。这样上下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工作起来有气势，有次序，颇有成效。如大参军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从酝酿准备动员教育，到组织发动行动起来，搞得步步紧凑，扎扎实实。
在分局和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莒南县不负上级党和人民群众期望，几年来，经过县委一班人和广大干部群众努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要求，工作有成绩，提供了不少指导性的经验。当时对莒南县委的领导方法，被誉为大生产方式的领导，归纳起来就是：思想统一，行动一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典型示范，及时指导，不走弯路。在介绍了不少经验的情况下，《大众日报》曾以《不要躺在成绩上睡大觉》的文章，提醒莒南县委领导注意。田海山同志及时召开了县委会议进行了讨论研究，防骄破满，继续前进。1944年9月，田海山同志离开莒南，到滨海三地委任地委书记。
（根据原山东省科协副主席刘华南的回忆录整理） 四、中共山东分局大店会议记实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到第八个年头。在党中央领导下，山东根据地已发展成为解放区战场的重点战略区之一。津浦铁路以东，陇海铁路以北，东光、盐山以南，归中共山东分局管辖。八路军—一五师和山东地方部队已发展到几十万人。在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领导下，已建立鲁中、鲁南、滨海、渤海、胶东5个区党委和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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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建立了各级地方政权，解放区已发展成为若干大块连片的根据地。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也都建立起来，群众有了较深入的发动。
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机关，这时驻莒南县大店。自实行机关精简后，分局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城工部、统战部和武委会等群众团体领导机关共有70余人。由于群众团体的干部还要经常深入下去参加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工作。因此，机关仅有50人左右随分局领导和山东军区行动。分局和军区在一块办公，日常行政、行军和伙食等，统由军区四科安排管理。谷牧同志于1943年任分局办公厅主任兼统战部长。1944年10月，谷牧同志调滨海二地委任书记。舒同同志由延安来山东后，任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兼秘书长。我和范承绪（苏平）同志任办公厅秘书，负责分局的电文、会议安排及接待等工作，并兼编刊物。遇有急事，我们可以直接去见罗、黎首长。
1945年8月9日凌晨，我正在值班。军区机要科送来党中央发给分局罗、黎、舒、肖的电文，是由毛主席亲自签署的。我接到后，便飞快赶到罗荣桓同志的住处。当时的罗政委患肾脏病，正躺在担架上，由延安总部派来的罗大夫给他治疗。我将电文交给罗政委，他立即坐起来，连读了两遍，然后高兴地说：“太好了，太好了！你赶快去请黎玉同志来。”我来到黎玉同志的住处，他正准备洗脸，见我急促赶来，忙问：“有事么？”我说：“罗政委请您快去。” 黎玉同志又问：“什么事？”我说：“中央来电了，苏联红军对日宣战了！”黎玉同志忙放下手巾，便同我一起赶到了罗政委处。黎玉同志看完电文，同罗政委交换意见后，要我马上去告诉舒同同志，立即召集分局委员扩大会议。
早饭后，在分局办公厅（大店庄家的大花厅）举行了分局委员扩大会议。除分局委员外，到会的还有李林、刘居英、陈沂、杨一辰、朱则民和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有关负责同志及战工会党组的几个负责同志。肖华同志上午没到，当时在滨海布置反“扫荡”工作，下午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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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我和范承绪同志为大会服务并做记录。会议由罗荣桓同志主持，他将中央电文传达给到会的全体同志。其主要内容是：（1）苏联政府8月8日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出兵中国战场对日作战。（2）抗日战争已到最后胜利阶段，对日寇进行战略大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八路军、新四军应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敌人，夺取其武器和资财。（3）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组织武装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大反攻。传达完后，立即进行了讨论。着重讨论分析了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和山东战略反攻的形势问题。会议紧张地进行了两天。最后，由罗荣桓政委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四项决策：一、我军主力立即解放临沂城。分局、军区、政委会进驻到临沂城，组成山东党、政、军战略指挥中心。二、将山东省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三、组织沦陷区百队、千队的武工队、游击队、地下武装进行起义，配合主力军，消灭敌人，收复城市。四、为了进行大反攻，将我军组成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渤海五路大军，我军主力整编成8个师、15个旅，攻击胶济、津浦、陇海交通线，夺取济、青、烟、徐等城市。会议决定以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的名义，通令济南日军司令官向山东军区部队缴械投降，如不投降，坚决消灭。并决定成立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烟台前线指挥部，分别收复济、青、烟、徐、连云港等城市。山东军区一部主力于8月底围攻临沂城，消灭伪军王洪九部，肃清临沂残敌。临沂成为全省战略反攻的指挥中心。随后政委会举行会议，将山东省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由于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搞蒋敌伪合流，破坏了我军的受降计划，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新阶段。
（根据战时山东分局组织科干部杨维屏的回忆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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