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贵、许三观都没有求死之心，无论命运怎样蹂躏他们，他们都选择活下去，只是他们都活得太窝囊，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他们在苟活。他们的憨厚、质朴跟阿Q一样可爱，而他们的蒙昧、无知也跟阿Q一样可悲，尤其是许三观和福贵，骨子里都有一股子宿命论的奴性。阿Q在被杀头前仍然计较着圆圈问题，对于死亡的困境却不以为然，“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还“无师自通”地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面对爱妻的死亡，麻木的福贵却崩出一句“家珍死得很好”，老年许三观在卖血不成反被奚落的时候也能倚老卖老地完成一次精神胜利法：“这就叫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但是，不能把这些另类阿Q和鲁迅笔下的阿Q划等号，因为作者在他们身上投射的情感是不同的：鲁迅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塑造阿Q是为了他的国民性批判，总体情感取向是怒，是否定的；而余华则是“哀其不幸，颂其不争”。在同样的中华传统文化中，鲁迅看见了局限，而余华却看见了力量，他在《活着》的韩文版自序里面不无自豪地说道：“‘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人们的责任。”④
福贵也好，或者是许三观，还是宋凡平与两个儿子宋钢和李光头，他们都与世间中的人和事一样，充满了各种无奈与艰辛，余华将这点在这三部小说中展现得十分突出，并给予世人一种具有关怀精神的正能量——存在即合理，活着为永恒。
三．余华小说中的本质与执着
事实上，余华最大的愿望就是想通过《活着》，写出一位类似于美国老黑奴式的底层人物，并以此来展示“眼泪的宽广和丰富”，强调“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传达出“活着是生命本身的要求”这一充满苦难意味的存在本相。⑤在余华看来，人类作为一种生命本体的要求，最简单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活着”的要求，“人的理想、抱负，或者金钱、地位等等和生命本身是没有关系的，他仅仅只是人的欲望或者是理智扩张时的要求而已。人的生命本身是不会有这样的要求的，人的生命唯一的要求就是‘活着’”。《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恒久的忍耐可以产生爱，可以产生勇气，福贵就是这样的人。⑥困难加上忍难，苏宰了他宽广、坚韧、温婉的性格，他的生存，甚至不像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皆为所说的那样是“苦再熬”。对福贵而言，苦难已消失于无形，他的内心有的只是道禅思想中的那种面对生活时的超然和平静。 （一）性格中的本质
作品中的许三观应对生活苦难的方式是卖血，本质上，血是“生命之泉”，但许三观恰
恰以对“生命”的出卖完成了自我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的确认。福贵的隐忍性格也好，还是许三观的坚韧性格也好，这都是他们为了生活给自己所带的面具，摘下面具，其实真的很简单，只是因为人生而的本能——活着。并且，这些“面具”将影响他们的命运，也会受时间地点的影响而改变。
《兄弟》中的两兄弟也是如此，命运将它俩安排在了一起，不论是宋钢相对于李光头的软，还是李光头相对于宋钢的硬，都是在生活命运中所产生的伪装，其目地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活下去。即使宋钢最终选择了自杀，也只是换了一种最为极端的方式来体现自我生命的力量。
生活中太多纷纷扰扰，每一个人的幸福都来的太不容易。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生活中亘古不变的目标，它也是生活中动力，是精神世界的良药。笔者认为，一直支持着人们勇敢走下去的原因就是每个个体内心中的执着。 （二）命运中的执着
福贵的执着是“我要保持生命的延续”，而其他六位伟亲人的死亡，更凸显了生命的珍贵，更体现了福贵的执着。许三观的执着是“我要用鲜血扼住命运的咽喉”，一次次的卖血，是一次次对生命的抵抗，也是一次次对家庭和自我人生的救赎。宋凡平的执着是“我一生一世要为人正直”，家庭责任，社会道德，每一次的人生实践都是他刚直不阿的印证。宋刚的执着是“我为了她甘愿放弃一切”，看似懦弱的一生，但背后真正体现的是一个男人对心爱的人的永恒的爱，随结果悲哀，但宋刚的这份执着也可谓轰轰烈烈。李光头的执着是“我总会有一天打出我的天下”，从小的环境，交往的人群，遇到的困难，这些无一不牵着他凭着自己的能力向上爬。然而，即使生活命运再怎么令人捉摸不定，每个人的心中都始终保留着本心，或许中途会由于一些事它会走远，但最终你一定会将它在此安置。那就是勿忘初心。 人性是复杂而又多变的。从出生到死亡，太多的因素影响人们的性格，而每个人的性格会浸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点一点的影响着生活命运。反之，不同阶段的人生之路，也会不断促进新的性格的产生，循环往复，进而再次影响生活命运。
余华的这三部小说中充满了人性的光辉，虽其中的故事会让读者们常常潸然泪下，但仔细品读后，我们的心中一定会充满乐观、积极、向上的情感，这是一种正能量。笔者认为，读者应以书中的文物为契合点，不断反思自己，以更好的指引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前进。 参考文献
[1]《主体的泯灭与重生——余华论》，郑国庆文，《福建论坛：文史哲版》 2000年第6期。
[2].《苦难与救赎——余华90年代小说两大主题话语》，昌切、叶李文，《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
[3].《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夏中义、富华文，《南方文坛》2001年第4期。
[4].《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谢有顺文，《钟山》2002年第1 期。
[5].《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温儒敏、赵祖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 002年1月第1版。 [6].《新约全书.格林多前书》第三十三章第八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