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播种之前的烧荒--对新的生长的期待。此外,他所展示的土地是德国的土地,是产生过浪漫主义文化传统的土地,而题于画上的文字更使画的内容复杂化了。例如作品《纽伦堡》(Nuremberg)上面写着:\纽伦堡-节日-草地\。
《献给无名画家》:整个画面布满了斑驳的色彩,画面中间呈现出一座废墟般的“无名烈士”之墓,尽管这座坟墓在画面中央显得庄严肃穆,但刺眼和夺目的色彩给观众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这种冲击就像二战期间纳粹对艺术的残酷迫害一样,同时,基弗尔与利用焦点透视使观众感到自己是站在巨大的画面中心。这就是著名的德国艺术家基弗尔的代表性作品《献给无名画家》。画面上,为了强调土地的纹理,基弗尔在红色、焦黄与黑色中掺入稻草,众所周知,稻草是一种会自然腐烂的材料,这就隐喻着纳粹的命运和消逝的时间,同时也展现出一种破坏性的美丽——它是对人类自身的审视,也是对艺术的一种纪念。在这件作品中,基弗尔告诉我们,即使环境充满暴力,即使世界在悲痛中沉浮,艺术仍然要生存下去。基弗尔正是以不懈的努力表达他的愿望和希冀,无论人类的行为多么愚蠢和卑鄙,艺术都会永远存在,并且创造美丽。
2、寓言仪式大师波伊斯及其艺术实践
波伊斯至死都在充当着寓言仪式大师。波伊斯的艺术从言语、思想开始,在说话里学得,形成观念,反过来又将言词、思想当作雕塑,在物性中彰显。“扩展艺术观念”及其“社会雕塑”是其寓言方式,救赎是其寓言的主题,贯串于他怪异的历史/文化/政治的图像志和修辞学;以国际主义取代种族主义,以创造取代毁灭,以人类的生存感取代民族感,以绿色取代棕色,以暖取代冷。这些指向作用于语言学转喻而富有社会功能。波伊斯的作品反复使用油脂、毛毡、十字架、雪撬救护车,使用冷/暖相互对立/转化的媒材,使用伤残躯体的模拟物:死动物标本、骨头、绷带、烧焦的香肠、剪下的指甲、牙模,这些表像隐晦的存在物即构成隐喻的基本材料,而隐喻又是寓言得以成型的材料,是构成其“社会雕塑”的前提。在时间的纵聚合轴上带有隐喻性质的物象,被移置到特定的语境中,或移置到空间化的现象式环境中,因而改变其含义和性质,这就是转喻。转喻对波伊斯的救赎寓言来说,显现着个体与历史精神伤痕的一种顺势疗法。
1967年,在建立学生党的过程中波伊斯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作品《给死兔子讲解艺术》。这里面之所以选择兔子,除了波伊斯在战争中培养出的动物情怀以外,他始终认为动物和人之间有着某种渊远相传、割舍不断的东西,他认为动物是人类进化中的催化剂,说“动物,牺牲了自己,使人得以成为人。”而兔子生活的状态与降生和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似乎更接近于人。于是他利用这个行为,完成了与神、与人、与魂魄之间的灵性的、意象的平衡。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相信,在前法西斯士兵的背后,还是有着朴素的人文关怀的。1974年,他在美国纽约完成了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作品——行为艺术《荒原狼:美国爱我,我爱美国》。他用毛毯裹着自己,与狼在笼子里一起不吃不喝的相处了5天。这个作品虽然没有他后期那些作品的观众可参与性,却是波伊斯影响最大的一件作品。在这件作品中,波伊斯高度集中运用了符号的力量和宗教活动的魅力,使得在与传统概念中的神圣动物相接触中找到崇拜、动物和人的相通点和交融的可能。这件作品完成后,他激动的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完全是神的作用。这句话一方面贯彻了作品中与“神”接触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增深了人们对他作品出发点的怀疑。
3、地景艺术/环境艺术的寓言叙事
在地景艺术(Earth Art)中,与环境直接相关的隐喻性转换而产生的寓言效果,成为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寓意对象。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在大盐湖假借当地的神秘传说(湖底的漩涡)而制作了《螺旋形防波堤》,是以地点特殊性而产生的杰作。特定场所的作品,根据其中可转喻的因素,来设计它的总体,使它的结构和内容在环境中展现逻辑性的延伸。克里斯托早期作品《铁幕》(1960),用几十个油桶堆积在街口造成交通堵塞,则更为直接地制作一个政治寓言。克里斯托与珍妮?克劳德(Christo and Jeanne-Claude de Guillbon)以风景为表现形式的方案中,最令人激动的是在澳大利亚创作的《包裹海滨》(1970),花费了100多万平方米的聚乙烯布和35英里长的绳子覆盖一英里的海滨,以及在美国科罗拉多的赖弗尔豁口,用1200英尺长的巨大缆绳在两山峡谷之间挂起一道重达4吨的黄色幕布《峡谷幕布》 (1970)。这种看起来十分奢侈的创作,本身是一种社会经济寓言,一方面这些环境艺术家要负担另外一些有商业价值的创作方案,用来抵偿巨大的材料开销,但另一方面,他们利用了商业经济手段来反抗商品化的经济中轴原则。“贫困艺术”(Art Povera)常常利用环境、物像,构成寓言性作品,如赫尔曼?达门(Herman Damen)的《母牛诗》(Cow Poem,1969)将诗文烙印在母牛身上,母牛既是自然景观,又是人文(传媒)景观,语境被拓扩,随着媒介(母牛)的场景移动、变化,本文的寓言性也不断地改写。地景艺术家们在其构造的“寓言”中,充当了自然托管人的角色,为生态运动所倡导的持久的见解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绿色政治)方面有力的根据和支持。 4、马格利特:《这不是一只烟斗》的寓意
现代艺术史中运用叙事本文营造寓言者并不难寻绎,但假借视觉叙事构成“认识方式的认识”却十分罕见,而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则是个例外,他的代表作之一《这不是一只烟斗》力图沟通文字与图像两种语言,并将语言和形象的传统关系打乱,词语的闪光划开画面,使之碎片横飞。图像和文字得以正反对接,形成相互转化的怪圈。他抑制叙事的理性逻辑和线性叙述,抵消了超现实主义的梦幻因素,接着诱发解释并质询解释者,进而寓意对事物的想象或记忆不能与事物的实体或存在的真实性相混淆,所有事物的真实性都不等同于它外在开显的那样。如此一来,所谓绘画的真实性也并不是它所表现的那一事物。于是,“这一只烟斗”就成为一个向规则和常识挑战类似于“白马非马”的吊诡(Paradoxical)命题。在那里事物失去命名/被命名的双重权属,同时失去名与实、所指与能指的指谓关系。对此,福柯认为,马格利特是在用绘画的方式进行哲学认识论的探索。福柯:《这不是一只烟斗》,见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
远东出版社,上海1998年12月版,第114页。
综上可鉴,后现代的寓言性方法拒斥单纯机械地使用历史题材、宗教神话,艺术家们并非僵硬地挪用生活或历史场景的片断,而是以卓越的想象力对一切虚假意识和真理面具明快而隽永地揭示。
(五)、后现代女性主义艺术的“身体叙事”和“身体寓言”实践
后女性主义(Postfeminism)在1960年代晚期于法国兴起,其理论承袭了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解构,在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等当代思想分析策略影响下形成。1968年“政治与精神分析”组织在巴黎成立,打出“女性主义下台的标语”标志着女性主义向后女性主义转折的关键时刻。
后女性主义是后现代性的一种表征,它对立于现代性的线性有目的时间模式,对立于解放论的政治运动和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积极邀请女性
去探索(包括女性身体的)主体建构的复杂性:一种趋向是以解构主义式的“主体”概念,超越本质主义决定论的性别主体;另一种在其内部生成的趋向是彻底非二元论的生态女性主义,承认性别身份的社会构成因素,更强调生态学的细微改变。然而两种趋向形成的文本特征皆可称之为身体的返魅(Enchant to body)。
尼采和韦伯都曾深刻论证过,近代以来的世界之合理化、世俗化、官僚化和现代化是一个祛魅化(Disenchantment)过程,返魅是对总体现代性的祛魅而言:一方面是藉由女性身体的历时态审视,指证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的荒谬史实;一方面共时性地在对历史衰败的真实体验中,在意指系统之外或“历史的剩余物”开显破碎的主体,建构开放性的本文空间。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在感知宇宙创造的经验中,寻求以自然为基础内在于大地和女性身体的女神原型。
后女性主义的这些不同理论主张、思想观念在当代女性艺术创作中都有相应的表达,使得差异和实践有了立足之地。
后女性主义最有名的游击女孩(The Guerrilla Girls),是一个共相而匿名的美国女性艺术群体,她们头戴大猩猩面具,以隐匿式的“纪检组织”形式(反讽的反签名、“作者之死”),穿插、迂回、袭扰着艺术界、艺术体制及其人文结构,其主要方法和目的都在于解构/建构女性的身体本真。
重写艺术史之行动,也就是使历史朝向“Her-Story”的现实性转换。游击女孩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到20世纪达3000年的艺术史话语中,寻觅被“活埋”、 “阉割”的女性艺术家,诸如:丁多列托(Jaeop Tintoretto)的女儿玛丽娅.鲁芭斯蒂[Maria Rubusti(1560—1590)]在父亲的画室展现出异常的才力,而在难产过世后,则使其父亲的创作一筹莫展,失去致命的“秘密武器”;阿特米莎? 简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不断在作品中重复“朱蒂斯砍下霍拉法尔尼兹的头”这一历史主题,来诊治被父亲的同僚强暴的痛苦经验;罗莎?邦荷尔(Rosa Bonheur)要隐藏自己的姓名才能外出作画;卡蜜尔?克洛岱尔(Camille Claudel)因大胆表现女性情欲,以致身败名裂,却让其情人罗丹心照不宣地坐收渔利,让男性中心主义艺术史家昧心地去虚构“性、谎言和雕塑”;墨西哥壁画运动英雄里维拉(Diego Rivera)的妻子芙丽达?卡洛(Frida Kahlo)那些痛苦表现自传性内心挣扎的魔咒式作品,要在其过世后才被认可;身为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妻子——雷?克拉丝纳(Lee Krasner)直到变成寡妇后才真正能显山露水。
西方艺术史的内部镶嵌着一部性别歧视的视觉表征史,父权制美学的厚黑学效应遮蔽并扭曲了女性的创造力、才华和本真,女人被性经济所剥削,只有其裸体才能走进这种“历史”及其博物馆和美术馆,女性裸体画也几乎是西洋画的代称——演绎着在男性的性权“凝视”(Gaze)下变形的身体政治史。
游击女孩们力图在“重写”艺术史的性别身份过程中,既作为女性艺术的当下“产婆”,又以另类手法转换被压抑了数千年的女性艺术,以直喻式的身体语言(反讽的面具和“魔鬼身体”形象、海报、日用语、明信片、引言、对话)来颠覆男性传承的学术/艺术权威,造成特殊的“后感性”效果,实现女权策略。身体的返魅,在游击女孩的话语中最终显现出超越语言的行为:超越构成自身镜像外在操控,积极寻求对话和互补的社会空间。
自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女性主义不懈地反省女性身体的历史处境与现代性权力的阴险模塑,构成了一个逶迤的系谱化脉络:朱蒂?芝加哥(Judy Chicago)、南希?夏皮洛(Nancy Spero)、卡洛丽?史妮曼(Carolee Shohneeman)、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吉娜?潘(Gina Pane)、安娜?门迪塔
(Ana Mendieta)等女性艺术家以自身的身体为震惊性和挑衅性的媒介,开启了“身体寓言”的历史文本,由于大量涉及阴户、月经、子宫、卵巢、乳房诸魅惑器官的灿烂表露,而蒙受“坏女人”的诟称。不难辨析,后女性主义受到德里达批判“阳具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启发,他的“不可言说的延异”、“自由游戏能指”书写概念,被以身体为文本的、阴性书写的革命性潜能所肯定。法国妇女出版社主编、作家艾琳.希苏(Helene Cixous)的“身体书写”就一再强调,文本的欢愉(Textual Jouissance)有如女性性欲,是无法被定义、被符码化和理论化的。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有机论、微生物学、生态学批评,申张了性别差异,使本文打上“身体寓言”的印记,力图指出肉体作力意象源泉和视觉形式结构的重要性。
美国当代女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n)在《生为女人》一书中,阐明了“身体返魅”的基本意向:
女性的生命现象??要比我们已觉察了解的含义深刻很多。父权制的观点导致女性生命现象囿于自身狭隘的细节之中。女性主义也为此望而生畏,难以释放想象力。我相信总有一天它将认识到我们的肉体特征不是命中注定,而是一种源泉。不是对自身肉体的压制,??而必须能成为自身智慧的有力基础,并触及那和谐优美而深沉幽邃的胴体。[28] 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n):《生为女人:作为经验和制度的母性》,诺顿出版社1976年版,第62页。
身兼女性艺术家、女性艺术教育家和批评家的朱蒂?芝加哥在20世纪70年代以现身说法的身体文本,创作了《伟大女性》系列用来描述历史上的女性,并预示了里程碑之作《晚宴》的成功,有力阐释了有关女性身体的返魅的观念对于理解妇女如何形成她们的社会境遇的概念:
当我完成《全部曝光》(Let It All Hang Out,1973)时,它脉动的形式令我惧怕。我从来没有看过类似女性观点的图像,既强大有力又充满性欲。??在《剥开》(Peeling Back,1974)中,我‘剥开’阻挡主题的视觉形式结构,以显示我的女性本质。这对我的艺术创作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灵感主要来自长期合作伙伴——艺术批评家露茜?利帕(Lucy Lippald)对我的中肯批评。[29] 朱蒂?芝加哥《穿越花朵》(Through Flower),图版,作品自释部分,纽约1975年英文版。
持有生态学观点的美国东海岸女批评家露茜?利帕(Lucy Lippard)在其《来自中央:女性主义论女性艺术》(纽约E.P.Dutton,1976)中认为,朱蒂?芝加哥的作品是“对抗性地使用向中央集中、有弯曲线条的、有厚实质感或激发感官享受的形式化的子宫或阴道图像”,这种阐述倒不如朱蒂?芝加哥的表白来得切实具体:
在一系列瓷器模型中[注:指《阴道是神殿、坟墓、洞穴或花朵》(Cunt as Temple,Tomb,Cave or Flower,1974)],我使用阴道的形状表达不同的自然造型。我试图由女性方式的基础,统一各种形式,并且超越奥凯菲(Georia O'Keeffe)那种被动但有力的花朵形象,而转为有活力的图像。这可以用来隐喻女性的力量,我同时延伸这种图像到《晚宴》之中。[30] 朱蒂?芝加哥《穿越花朵》(Through Flower),图版,作品自释部分,纽约1975年英文版。
与朱蒂?芝加哥那一代运用讳莫如深的“性喻”表达与公共话语冲撞的“性喻”的女艺术家不同,20世纪90年代出道的年轻女艺术家更为直接地在性感手法里加入“坏女孩”的寓意。这一代所谓的“坏女孩”包括“愤怒的年轻女性”,“垃圾女孩”:尼科尔(Nicole)、艾森曼(Eisenman)、泰茜?伊敏 (Tracey Emin)、克丽斯特菲克(Elke Krystufek)、赛茜尔?布茹恩(Cecily Brown)、莎拉.鲁卡斯(Sarab Lucas)、苏?威廉姆斯(Sue Williams)、珍妮(Jeane)、露易丝?韦尔
森(kouise Wilion)、伊歌?雷克斯凯特(Egle Rakauskait)等,较为杰出的是意大利的范尼莎,毕克鲁弗(Vanessa Beecroft)。
1998年春季,毕克鲁弗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推出由20位时装模特组成的行为艺术展。这些俏丽的女模特儿有的身着金光闪烁的古驰比基尼、尖细的高跟鞋,有的则全身赤裸,面对受邀的500名观众穿梭巡游,时而冷漠地蹲、坐,时而紧瞪双眼,木然伫立。毕克鲁弗的用心在于“借尸还魂”——戏仿时装摄影大师纽顿 (Helmut Newton)滥情,矫饰的广告影像形式(例如:Lives in Monte Carlo,1920;They Are coming,1981),加入女性主义观念,反其男权盯视之道而用之。
伊敏最具争议性的装置作品,是搭起一顶帐篷,里面以实物和虚拟方式标注与她睡过觉的102个男性的姓名与踪迹,其中还骇人听闻地杜撰了一个故事:虚构与其双胞胎兄弟乱伦怀孕并流产一个婴儿。1971年发表《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檄文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琳达?诺克琳(Linda Nochlin)对艺术中的“坏女孩”现象评价道:“所谓‘下流、色情’是一种魅力,它象征着活力、激情与反叛。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社会,‘坏’已被女性接受,但在70年代则完全不可能。”[31]
女人并非一个抽象的不变的客体,女性身份同样也并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概念的集合,它意味着女性自身不断追求可能性的无界场域。作为一种始终局部性的存在—— 人类有身体且他们/她们是身体,身体返魅完全符合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怀疑,以及转喻下的语言唯物主义对具体事物的爱恋。后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身体犹如美丽的迷宫:蜿蜒曲折,相对而可逆,无始无终,生死轮转,令人心碎地迷恋又重返;女性身体是一座先于本质而存在的惟一寓言建筑。无论“成为一个女人” (波芙娃)或“女性并不存在”(拉康)都在力图消解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对立,尊重女性利用其自由的表现方式。克丽斯蒂娃(Kristeva)用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蒂迈阿斯篇》中的“玄牝”(Chora)概念,来解释母道——符号的神秘混沌特性,“玄牝”不可言说,无可名状,存在于任何名相形式之前,它在阴性气质和语言的流动韵律中,留下前意义化的踪迹。这不由使我们怀想起2000多年前的老子尚柔贵雌的道家美学。[32]
生态女性主义代表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理想,自然/文化/女性被置于阴性的生态美学价值之下得到重估,其核心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的、象征性的及政治的关系。史普瑞纳克(Charlene Spretnak)反对将女性经验/女性的性别身份视为社会“总体化”的结构,而主张感知自然与女性经验的统一(The Resurgence of the Real,1997),身/心二元论被她的修辞统一为“身心”(Bodymind)。妇女身心的性爱过程,随月亮盈亏和大海潮汐的节律之定期来经,妊娠和分娩中自我/他者界限的混同,乳汁在哺育期对食物的转化等方面所产生的意识状态,都在表达和提示着存在的统一整体性,这也是生态学/宇宙论的本体奥义所在。[33]因而可称之为存在统一整体的返魅。
五、挪用的“合法化”、“拟象”或伪后现代(主义)
挪用(Appropriation)就是借用、启用;从反面来说也是非法的僭用、盗用。因此它更能表明后现代时期深刻的两歧性;关涉资本主义与技术的新的方式:信息、媒体、消费主义、美学、商品化的内爆(Implosion),以及相关的更为后现代理论所关注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