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相处、互相尊重的原则。 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主要是经过中共和苏共的共同努力,会议基本达到了增强国际共运内部的团结和扭转波兰匈牙利事件后的形势的目的。会议一致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中苏关系也因此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2、中苏分歧的产生及其背景。
主要是分析分歧和矛盾的发生、内容和同盟的衰落。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59年10月北京会晤是中苏关系走向衰落的转折。(1)1956——1957年中苏的分歧与矛盾,主要围绕国际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展开的,包括苏共20大的影响、波匈事件的影响、莫斯科会议上的分歧的影响,等等。另一方面八大以后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开始出现波动,在其他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的影响下,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对各种国际力量对比的估计开始发生变化。首先,50年代中期,亚非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继续向前发展。其次是资本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特别是美、英、法三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有了进一步的增长。第三是总的来看,当时社会主义力量依然充满朝气,在两大阵营的斗争中社会主义阵营占据着相对主动的地位。最后,由于波匈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发生,前一时期出现的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势头被打断了,两大阵营的关系,中国同美国的关系都重新紧张起来。这些因素使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都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2)1958至1959年10月是中苏关系的转折。从1958到1959年,在经历了一系列分歧和冲突以后,中苏关系发生逆转。从过程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在安全与军事合作领域的分歧。
2,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主要是对美国关系上的分歧。中苏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分歧在1959年进一步扩大,发展到双方已经无法在战略层次上协调政策,当时矛盾的焦点集中于对美政策。
3,在中国“大跃进”问题上的分歧。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为了顺利贯彻“大跃进”政策和相应的对外政策,毛泽东在党内进一步批评了那些强调苏联经验的人。上述历史背景、庐山会议等与赫鲁晓夫对当时中国内外政策的批评混合在一起,导致了毛泽东将赫鲁晓夫的言行同中共党内的斗争联系起来,加剧了中苏矛盾。
3、中苏论战及其影响。(50分钟)
从1960年至1964年,是中苏同盟走向破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苏经历了一些的考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和外部,都出现了新的挑战、新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争论日益尖锐激烈,两国在对外政策、安全事务等领域的矛盾、分歧不断发生,并逐步被导入到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最终使同盟彻底破裂。意识形态、战略利益、对外政策、国内政策等等分歧、矛盾,几乎是同时发生,同时存在,在不同的时期,有的矛盾突出一些,有的矛盾有所缓和或暂时消失,但一直是互相影响、互相刺激的,当一切分歧与矛盾被归结为或上升为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时,在那个时代矛盾就很难解决了。(1)1960年春到1961年夏季,是意识形态论战的初期。其中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包括:1960年6月24日至26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是中苏公开论战的第一个战场。随后是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1960年11月十月革命43周年时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会议,中苏关系有所缓和。
(2)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导致关系又一次开始恶化,不过中苏对双方的分歧还是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逐步侵蚀、冲击中苏关系,维持两国关系的愿望终于未能经受住冲击。10月28日古巴导弹危机以苏联的退让而告结束。10月发生的美苏古巴导弹危机也成了
中苏矛盾的催化剂。 11月19日苏共中央召开会议,肯定了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从而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立刻着手反击中国在危机期间对苏联政策的批评。从11月起相继召开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的党代表大会上,苏联及其盟友对中国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中共中央进行了反击,从12月15日至次年3月8日,相继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和《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等七篇文章进行反驳。至此,中苏论战实际上已经开始。
(3)中苏论战持续到1963年初。5月6 日,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前往苏联,并于5月9日通知苏联。双方最后商定,会谈于7月5 日开始。中苏两党会谈在7月5日开始。他们除了继续争论外,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布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苏联全国范围内传达,逐条批驳了中共提出的建议。这封公开信,就苏联方面而言,在论战中同样起到了总纲领的作用。7月20日,中苏发表公报,宣布会谈失败。破裂的重要背景是苏联在中苏会谈的同时,邀请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到莫斯科,谈判签署核禁试条约。7月25日,苏联在未通知中国的情况下,与美国和英国共同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中国领导人猛烈地抨击苏联苏联企图与美国共同“统治世界,要全世界都听他们的命令”。
(4)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文章(通常简称为“九评”),全面抨击苏共的对内对外政策。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这样,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高潮。毛泽东自始至终领导着中苏论战,他在中苏论战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成为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
2、中美大使级会谈。(50分钟)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中国领导人的声明是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必然结果,它表明中国希望在缓和周边形势的同时,也采取措施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表明缓和意愿的声明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杜勒斯于三天后(4月26日)表示,美国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可能。 7月中旬,经英方斡旋,中美双方确定将原在日内瓦举行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一度极为紧张的中美关系终于有所和缓。8月1日,首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双方就会谈的两项议程达成协议: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大使级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1日至9月1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首先讨论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历时40天,会谈14次,双方终于达成了遣返平民的协议。第二阶段从9月14日开始,中方代表建议立即进入第二项议程的讨论,并提出解除禁运和准备高一级会谈两个议题。中方希望通过消除禁运和外长会谈,寻求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促进两国来往,改善相互关系。中方代表提出两个原则性声明:1,中国一贯主张和平解决中美之间的争端;其次,中美之间不使用武力,绝不能同中国用和平的或武力的方式解放台湾的内政问题混为一谈;3,中国政府一再声明愿在可能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决不能成为中美会谈的议题。美方则以“互不使用武力”问题未达成协议和美国在华犯人未全部释放等两个理由,拒绝讨论中方建议。尽管中方作出努力,双方始终未能就第二项议程的谈判达成任何协议。 1956年9月至1957年12月,中方先后提出过关于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关于中美两国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前来进行新闻采访、关于彼此给予司法协助等协议声明草案,想以此推动会议前进。对中方这些积极的提案,美方一直拒绝讨论。在1957年12月12日第73次会议上,美方企图单方面降低会谈级别,会谈从僵局发展到中断。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表明,美国执意奉行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其中冻结台湾地区现状,制造“两个中国”,是其重要手段。美国需要的是使两岸分离的状态固定化,甚至永久化,谈判是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不要因为台海紧张而将美国拖入军事
冲突。所以美国可以接一些具体问题,如人员互相准许回国。对于中国来说,当时主要是为了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会谈虽然没有早台湾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结果,但对缓和中美间的紧张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