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良好的法律与公正的执法得到保障。或者说当无罪的公民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自由也就得不到保证。他甚至认为:“刑事审判中应该遵循的稳妥原则,应该是人类现有的或将要获得的知识中,最受关注的知识。因为,只有严格按照这种原则建立的法律,公民才会享有自由”。他还说过:“在具有最好法律的国家,就是第二天就要上刑场的罪犯,也比一个专制国家的高官还要自由”,这点评经典到家了,刘少奇主席,彭德怀元帅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证明,普通罪犯死前可以与家人辞别,死刑后可以让家人收尸,而他们两位竟然没能享受到这最基本的人道待遇,这难到还不足于让人胆寒,作为中国人如果珍惜自由难道不应该永远将此铭记在心?
他还列举了不少事例来说明他观点。
他说:如果刑法的每一项处罚都是按照犯罪的性质,而不是依据立法者的主观意志,这就不是人对人的暴行,而是自由的胜利。
他说:对所谓“异端”的控告要非常慎重,如果立法者不加限制,会成为无数暴行的根源。所谓“异端”往往是对公民的个性及愿望的偏见,而且人民越是无知,这种控告便越是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公民无时不外于险境之中,那怕你有着最高尚的道德,最良好的行
为,最纯洁的愿望,也不保证你不会成为这类罪行的疑犯。——这点评让人想起中国的文革时代。
他说:对皇帝的不敬是死罪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法律无法明确什么叫不敬,因此,任何事情都可以作为依据定人死罪。——文革时代中国不知有多少公民因此而成为罪犯。
他说:因有思想而定罪也是一种极端的专横,如果仅是有想法而没有实施,是不应该定罪的,因为法律只负责惩罚表现出来的不法行为。
他说:如果可以将不当言辞作为犯罪依据,那么定罪将变得非常随意武断。言辞即使过激也不能构成犯罪,它仅仅是思想的表露而已。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并没有特别的含义;甚至可以说有时沉默的含义比言辞还更为深刻。因此,没有比用言辞定罪更为含混不清的了。不论什么政体,只要制定有这一条法律,这种政体显然是没有自由的,甚至连自由的影子都不存在。
他说:文字如果不是为犯罪而写,也不能成为定罪的理由。在专制政体下,人们几乎不知道什么叫讽刺文章。在这种国家里人们由于恐惧,人们既不能,也无法写讽刺性文章。讽刺性文章本是为反对权势人物而写,这在民主国家正好迎合了人民对现状的不满。讽刺性文章能够使人民的怨恨转为嬉娱,使不满的人得到宽慰,减少人们对官员的嫉恨,增加人民对痛苦的忍耐,使人们对痛苦能一笑置之。
关于自由,虽然如卢梭、洛克这些民主的启蒙思想家都有过精彩论述,但最精准、最全面的论述莫过于孟德斯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