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封建法典中权利与义务的规定，都是向最高统治者和最广大劳动者两头的分离，成为明显的特征，封建法律体现的是等级社会的不平等权利关系。 义务本位的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人的权利，因而也不具有独立人格，缺乏主体因素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就在实际上没了根基。
（二）自然人性的权利本位
西方社会有一个观点，即满足人的自然本性所具有的诉求表现为人的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但这个自然权利必然通过社会规范加以确认，才能变成现实权利，这个权利才能得到保障。
在人类社会中，自然权利转化为人们得以享有的现实权利必须借助法律的肯定。罗马人最先意识到这个问题。
西方文化不仅高扬权利的旗帜，并把这一权利价值推向全世界。
但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作出自己的价值选择，西方社会也不例外。
然而不同利益集团的本质，决定了西方社会从古到今的法律仍不可能完全公正地保障所有人的权利。
虽然，西方法律的第一要义是“天赋人权”，第二要义是“人人平等”。 但事实上，个体本位、个人主义已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性。因为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和经济发展的无序状态，从而阻碍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三、德治与法治的社会实践
道德更多地体现社会的约定俗成，法律是固化的道德，体现着国家的权利意志，法律通常更多地反映一定时期一定文化的主流价值取向和官方价值选择。 法律以强制性地手段使全社会成员在行为层面上服从国家意志，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而且是一种社会行为模式。
作为一种行为模式，从道德和法治实践的层面上，来分析两种文化的不同表现，对我们认识中西文化中社会规范的现实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一）“令出于一”与公众意志的立法实践
中国封建法律制度与集权政治制度相呼应，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强调皇权的独尊性、惟一性。礼也好法也好，社会规范都自君出。
与中国传统立法情况不同的是，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有限的民主政治还是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都公开宣称法律应当体现公民的意志，并确认公民在立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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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享有的权利。
（二）司法的任意性与监督制衡
中国封建君主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除立法权外，还集行政、司法权于一身，成为专制统治任意的环节。
从司法的角度看，西方强调的是司法独立，同时提倡诉讼司法民主，重视公众对司法过程的参与和监督，以保证执法者公正地依法办案。
即使在欧洲封建专制盛行的中世纪，西方各国的世俗君权仍受到来自社会多方面的制约，如教权、诸侯势力、法律等力量的制约，因而很难想像他们能像中国皇帝那样随心所欲地干预和控制规范的实施。
（三）厌诉心理与法为武器
中国传统礼法都不是以保护民权为目标，而是以维护王权为目标，因此必以圈定公民行为范围为基调，以刑罚为表征，于是，礼法与安分守己过日子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并无关系；传统礼法制度依据封建等级制度设立种种不平等条件，尤其维护“忠”“孝”等级，官官相护，利益相倾，即使惹上官司，也只有百姓遭殃，故而人们唯恐避之不及。
西方的法律宣称保护人们不被剥夺、不能转让的天赋权利；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激烈的经济竞争、政治竞争中，在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种族矛盾面前，在复杂的社会民事纠纷中，以法律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既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了民主政治的要求，也符合西方民族争强好胜的文化心理。
思考题：
简述中西法治传统及其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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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写意与写实
——中西艺术比较 前言：
艺术究竟为何？历来众说纷纭。
“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
——列夫2托尔斯泰
尽管中西艺术各有千秋，但中西的艺术家和理论家，对艺术仍有大致的共识：志、情、意、神，或者经验、直觉、感情，即是艺术的本体， 只是这个本体必须借助某种外在的具体形象标志表达出来；借助的标志不同，即为不同的艺术。 从总体上讲，中国艺术体现出强烈的写意性、程式化和整体感、运动感，追求内容与形式的高度和谐。
西方艺术则体现出强烈的写实性、科学性和真实感，在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的同时，常常也表现出偏重形式的倾向。
中国艺术的“写意”与西方艺术的“写实”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心物感应与模仿现实
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圈内，周身奔流的是各自母体文化的血液，表现出的意蕴品味自是大相异趣。
不同的艺术风格，铸就了迥异的艺术审美模式。
面对米洛的维纳斯，西方人多为其美而倾倒，为断臂而扼腕；而中国士人或视为洪水猛兽，或干脆想入非非。
反过来，面对郑板桥笔下的竹石，中国士人总能见出虚心劲节、铮铮傲骨；西方人则往往如坠烟海，不知所云。
究其根源，盖因中西艺术中对主体与客体，表现欲再现等审美范畴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位置。
（一）意与境谐的交融转换
中国艺术中写意特征的形成发展，与艺术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哲学思考和思维方式密不可分。
由于对宇宙自然理解的主体化，因而在中国艺术家的心目中根本没有客观自然这个概念，即便是在用直观形象表达情感的绘画、雕塑、戏剧等艺术领域，也根本不可能是感官捕捉到的客观世界的规则再现，而是一个为意念重新构造出来的表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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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的所谓写意，是以主观表现为出发点的艺术表达方式，即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描绘客观事物在作者心中的投影，以意统形。
作品中的大千世界，均经过主观的提炼乃至改造，甚至形成某种主观化的图式。 中国艺术家所要表现的那个为意念构造的表象世界，恰是“胸中之竹”，而非用感官捕捉到的“眼中之竹”。这样，便可达到“意与境谐的交融转换”，映现出中国艺术所着力追求的“意趣”、“神韵”、“意象”乃至“意境”。
总之，中国艺术所描绘的并不是人的视听对外在世界的体验的积累，也不是艺术家主体投射到某片自然景物后创造出来的，而是艺术家主体与大自然进行充分的交融转换后从心灵中生发出来的，因而无论是创作的过程和作品，都表现出强烈的写意的追求和色彩。
（二）忠于客观的艺术尺度
相对于中国艺术的写意性，西方艺术的写实性特点更为明显。
从整体上讲，人与自然的分离以及靠认识来把握世界的方式，使西方人与自然宇宙不可能达到有机融合。
受此宇宙意识和认识方式的制约，西方艺术的美学致思总是趋向于认识外在世界的合规律形式。
而形式的美无疑首先是诉诸感官上的东西——事物的表面特征等。 因此，西方艺术，总是竭力强调满足视听真实之美。
西方艺术的这种导向外部形象世界的美学致思方式，使得西方艺术更注重外在客观世界的捕捉。
可以说，以求真的态度模仿自然与注重艺术形式的和谐统一，是西方传统艺术的中心观念。
从米洛的《维纳斯》、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到罗丹的《思想者》，写实的传统历久而不衰，同时表现出和谐、匀称、凝重、静穆的形式美。
总之，西方艺术受西方宇宙意识制约和外向型美学致思的引导，总体上选择了科学化的道路，并呈现出渗透着一定主体色彩的忠实自然的风格。
二、中和婉约与激扬奔放
从艺术作品的美学风格上看，中国艺术在儒家倡导“温良恭俭让”的中庸哲学熏染下，注重情感表现的委婉语节制，向往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温婉柔情和温柔敦厚的含蓄有致。
西方艺术则崇尚刚性之美，倡导英雄主义与悲剧精神，在艺术作品中充溢着率性的铺张、浪漫的激情和深沉博大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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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静淡泊的闲情逸致
中国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中和”之美。所谓“中和”，就是适中和谐。 它强调对立面的朴素的和谐统一，强调人与自然、主体与对象、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的朴素的和谐，强调按照一定的文化法则把多样或相反的因素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疏林薄雾，掩映几家农舍；绿柳丛中，走出几队轿马；码头岸边，百船满载待发；汴桥上下，万头攒动争喧；城内城外，行人络绎不绝，店铺鳞次栉比。一派和和乐乐、熙熙攘攘、庸庸常常景象，全然不觉喧嚷繁杂，画首静谧安宁的乡村野景和画尾那位问路老人的回首张望，起到了很好的协调均衡作用。
究其原因，不仅“中和”意识，“天人合一”思想、艺术教化功能的制约，也使中国艺术总体上呈现“婉约”的风格。
同时，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形态和意识结构的稳定，必然使中国艺术的风格受到限制，使中国艺术整个地体现群体的思想意识和美学趣味。
（二）灵肉冲突的生命体验
西方人“天人相分”的宇宙意识，确定了人与自然万物只能是一种并列关系。只是人与自然界其他存在物不同，他们具有感知能力和理性精神，在与自然地相处中，常常显示出一种能动的支配权。
这种“天人相分”的宇宙意识以及认知方式，使西方人的思维趋向于外在的客观世界。在西方人看来，认识活动是一种人对客观自然的冷静、理智的思维活动，身处自然之外的无可消除的认知距离和心理距离，使人与自然宇宙不可能达到一种完全的有机融合。
在艺术领域里，西方人将人与自然，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彻底分裂，以便对审美客体进行深入剖析，再将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知识，严格地条理化、系统化。 同时，西方人对人生痛苦的理解和态度也是非常明确而深刻的。他们认为；人从来就是痛苦的，对异己的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观照，既是人的基本欲求，而求之不得的痛苦，又如影随形地撕扯着人们的灵魂。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
这样看来，西方人显然是以苦为乐了，这与中国人的苦中作乐相比，明显又是一种人生境界了。
“天人相分”“以苦为乐”的自我否定，这些文化精神表现在西方艺术中便是人对物的驾驭、表现和批评，物对人的反证、刺激与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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