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提出，审判实践中采用亲子鉴定应是有条件的，要有一定的时效限制，同时不应以血缘关系来决定抚养人的责任。
（五）审判实践应重视抚养方式的多样性。尤其是对那些离婚不离屋的共同抚养、轮流抚养、委托他人抚养等，只要这些抚养方式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且不损害子女的合法权益，应予照准。
（六）抚养费仅界定为生活费和教育费值得商榷。在实际生活中，父母除了支付子女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外，还必须支付子女用于娱乐、消遣、游戏等费用，对于这些属子女抚养精神生活开支的费用应归为生活费的范围，即生活费用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才能全面地反映子女生活的全部内容。
（七）抚养费给付标准、给付方式、给付期限应考虑客观存在的差异。目前一般抚养费的给付标准规定为月收人的20％至30％。但离婚当事人的收入千差万别，存在畸高、畸低，甚至没有收人的情况。抚养费过高，不利于培养子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良好作风；抚养费过低，则不能保证子女必要的开支。因此，一些作者提出，有必要结合实际，参照国民平均收人，从立法上设立抚养费的最高额和最低额制度。
对于抚养费的给付方式，立法上未界定什么情况下应定期给付，什么情况下应一次性给付。有的作者认为，除了那些一次性支付抚养费能力许可，且离婚后，父母双方彼此的居所地比较远，探视子女、交付抚养费确有困难和不便，可以采取一次性给付方式外，其余应提倡采用定期给付方式。定期给付可以增进父母与子女的感情，也可以防止抚养费被一方滥用。但会给法院增加执行难度。 至于抚养费的给付期限，我国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有的作者认为，为了兼顾法律上的成年人的统一性与实际上能独立生活的年龄千差万别的情况，给付期限应定为“支付至子女能够独立生活时止”。
（八）立法对抚养费应增设减少或免除的规定。现实生活中，父母双方和子女的实际情况变化千差万别，抚养费既然可以追加，也可以根据需要减少或免除。 五、关于离婚后不与子女生活一方对子女的探视权
由于我国法律没有对探视权作出直接规定，所以，许多作者均建议在新的婚姻家庭法中，应增设探视权的规定。一些作者还对探视权的概念、内容、行使等问题做了全面的探讨。对享有探视权利的人，有作者认为不仅限于亲生父母或养父母，还应包括与子女有特殊亲近关系的人，如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等。探视权的内容应包括探视子女、互通书信或电话、短期的共同生活等。对探视权的行使，
有作者提出应区别情况作必要的限制。如当子女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时，探视须征得子女的同意；当要求探视一方有严重犯罪行为、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或有其他影响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不良行为时，可由监护人一方向法院提出申请，暂时剥夺其探视权；要求探视一方不得以监护人一方不予探视子女为由而拒付抚养费。
六、关于判决离婚的理由或标准
许多作者认为把感情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不尽科学，建议应将现行婚姻法中的“感情破裂”改为“婚姻破裂”或“婚姻关系破裂”。理由是：（1）婚姻破裂为法定离婚理由，是国际上较通行的标准。（2）婚姻双方有多方面的生活内容，感情交流只是夫妻生活的一种内容，它并不等于也不能代替其他方面。所以婚姻的破裂并不只是感情的消失。只有各方面的关系都遭到了破坏，才意味着婚姻的崩溃和死亡，法院才可判决准予离婚。（3）感情作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如改为“婚姻关系破裂”，就可避免仅用主观标准评价某一婚姻关系的状况，而是用客观标准来认定它的现状，从而决定应否准予离婚。 七、关于建立无效婚姻制度
作者们一致认为应按婚姻法有关结婚条件和结婚程序的要求去确定婚姻无效的原因。当事人因欠缺结婚合意、因未达法定婚龄、因违背禁止结婚或暂缓结婚的规定、因不符合法定方式，均应构成婚姻无效。确认婚姻无效可以兼采婚姻登记机关确认无效和人民法院确认无效两种程序。婚姻无效为自始无效，当事人之间不发生夫妻身份与权利义务关系，子女为非婚生子女，双方的共同收人和财产按民法共有财产的一般规则处理。 八、关于离婚案件的调解制度
作者们指出，把调解作为审理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是法律的规定，亦是寓教于审的优良传统。调解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进一步加强。在离婚调解工作方法上更应注重情理间的平衡，避免因分清过错大小或责任轻重而加剧矛盾。对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举证，一方面要防止双方对过错问题互相指责，加剧夫妻感情上的对立，另一方面要保护收集证据处于劣势的弱者。离婚调解时，可视案件的具体情况，采用调审分离，使调解阶段侧重于法官的作用是营造互相信任的气氛，宣传离婚法律原则，促使当事人的主张向客观化、明朗化转化。一些作者指出，当事人对调解的意思表示扑朔迷离、真假难辨，要特别注意防止当事人搞假离婚以逃避债务，逃避落实计划生育措施，甚至重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