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度认识转型期乡村社会
——“中国乡村治理：经验资料与理论提升”学术报告会综述
夏柱智 刘锐
理解和把握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最新变动并进行一定的理论提升是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进行大规模农村调查的宗旨。2011年10月22-23日，中心举办“中国乡村治理：经验资料与理论提升”大型学术报告会。共有100多位校内外研究人员参加此次学术报告会，40多位参与暑期和国庆调查的硕博士做了精彩发言。会上大家就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表达自己的见解并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现场学术氛围浓厚，鲜活的经验材料和各种新观点频出，启发学术灵感，激发学术共鸣，引领我们思考乡土社会的现状及未来。此次报告会的经验资料来源中心对江西、湖北、安徽、陕西、河南、山东6省9县30个村的社会调查，报告会主题丰富多样，主要涉及乡村治理、市场冲击与阶层分化、婚姻家
庭与代际关系、农民价值与文化四个方面。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一.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中心关注的常规且重要的领域，这一方面的研究报告最多。报告人注意结合当今农村社会热点问题如上访、拆迁来思考乡村治理的机制及困境，
使在座者既感受到经验的新鲜和复杂，也能进一步思考其背后逻辑。
上访研究是中心近几年关注较多的研究领域，陈柏峰在申端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要“从对人的分类转到对事的分类”，他把上访分为有理型上访、无理型上访和模糊型上访，并且把模糊型上访称为“协商性上访”，丰富了我们对上访性
质的认识。陈柏峰认为协商型上访的发生与意识形态转变有关，“大家从讲奉献贡献到讲利益，各种人都冒出来了，没有边界，而政府受意识形态所累，承担责任太多。”他认为协商型上访是当前社会转型期最为普遍的一种上访类型，协商性上访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谋利型上访。“我们只能对上访进行研究，想一劳永逸的找到解决方案很是困难，上访问题只能等待这一代人过去，才有可能化
解”。
余彪和刘锐报告的是江西宗族性地区农民上访的社会基础。余彪认为当地社会呈现“分割的宗族”和“竞争的房头”的局面，村庄内部的房头纠纷很容易演变为群体上访，比如因竞选村干部失败发动集体上访，给乡镇综治办带来很大压力。因集体上访相对容易且乡镇丧失治权，医疗、交通事故很容易引发集体上访，导致农民的不合理诉求得到伸张并满足。在乡村治理能力弱化的背景下，乡镇政法干部用很多策略式治理方式，如讲人情、攀交情、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拖、磨、耗等。在压力型信访治理治理体制下，乡镇综治工作变成不讲政治也不讲原则的妥协与退让。刘锐注意到灰色势力在宗族型地区扮演的角色。现在的“罗汉”已不是1990年代的普通混混，他们在乡村治理中有一定势力。一方面，乡镇要利用他们来治理钉子户和上访户，从而纵容他们的一些违法行为；另一方面，混混会利用自己的亲缘关系和组织网络发动集体上访，谋求不合理利益，迫使乡镇政府与其谈判，获得与乡镇干部相似的行政权力，如被体制吸纳成为乡村干部。安义农村表现出个体访较少，而群体访较多的特点，上访类型以模糊型上访为主，这与宗族性村庄内部血缘关系和社会舆论还能发挥作用有关。当地集体上访的增多主要与乡村治权弱化和宗族分裂有关，乡村治权弱化导致乡镇无力制止不合理
上访，宗族分裂导致统一的笼罩性的地方规范不再发挥作用。
曾红萍关注到不同的村庄利益密集度对于村庄治理的影响，她认为利益密集
地区的村庄治理与普通农业型村庄不一样。因为处于城郊或者资源聚集，因为征地拆迁、利益分配等，利益密度较高，这撬动了村庄内部的各种力量，比如灰色势力和钉子户。在利益密集型地区，人们的行为逻辑变为纯粹的益为导向，基层治理目标和治理环境都发生变化。利益密集地区的治理困境是分配利益与治理钉子户。曾红萍还发现，在利益密集地区，乡镇乐于利用有灰色背景的能人来镇压
钉子户，使得“混混治村”成为可能。
对征地与拆迁事件的治理是利益密集型地区常见的值得关注的现象，中心研究人员对此进行说明并解释。袁松试图解释“拆迁暴力为何难解”这一问题，他用不完全动态博弈模型来描述和解释农民与政府相互博弈的过程，借以质疑流行的压迫-反抗模型和抗争性政治模型。袁松认为博弈的双方都是机会主义的、是“无规则博弈”，政府无力处理纠纷。出于地方经济发展和维护稳定的考虑，政府利用混混介入拆迁过程，强拆是“必要的恶”。郭亮从拆迁的价格形成机制讨论“越拆越难”的问题。农民已经获得房屋市场的价格信息，拒绝按照建筑成本价格来补偿，因为市场的存在使房地产具有投资品的属性，拆迁是两种价格的博弈，农民普遍抱有拆迁致富的心理。现有的研究不是说“政府太坏”，就是说“钉子户太贪婪”，其实拆迁不是哪一方利益受损的问题，而是哪一方获得土地和房屋价值升值的问题，权利配置混乱导致的制度之外的博弈空间增大。龚春霞认为“征地不是问题拆迁才是问题”，农民延迟拆迁是为实现利益最大化，政府无法解决纠纷时不得不引入混混，这是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后的“不得已而为之”。法院、公安都不介入解决拆迁纠纷，混混因此有了施展拳脚的空间。秦小建从“为何征地秩序平稳”和“为何拆迁失范”两个问题入手，认为平稳是由于三个方面原因舆论上所创造的公益话语和公平感，地方社会上有村庄宗族结构的支持，而繁荣的打工经济和薄弱的土地观也让农民对于土地失去深刻依赖。另一方面征地秩序之所以会屡屡失范，则是因为有弹性的利益空间、被高度关切的现实和较低
的对利益压缩的容纳度”。白晨则从陕西一个城郊村的调查中认识到农民行为逻
辑与国家价值目标之间存在张力。
调查人员明显地关注到利益密集型地区的治理与普通地区的不同。谭林丽报告了对类似村庄的研究，他认为资源型村庄的农民分化与村治状况之间有一定关联。该村庄的矿石资源开采许可是依赖政策权力获取的，并且需要巨额的资本量投入，故分化的初始机制有两种，一种是距离权力远近程度，一种是资本拥有量的多少。谭林丽把村庄阶层划分为权力资本阶层、小资本阶层、半无产化阶层和无产者，他们的收入等级不同，其消费等级也不同，突出表现在交往圈子与烟酒消费上。农民高度分化的结果是“老板治村”有坚实的村庄基础，此外老板治村还赖于村庄内生秩序解体、党员双带工程的意识政策条件等。李祖佩从村庄政治权力结构来认识这一变动。村级组织掌握集体经济时，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化手段来平衡体制内精英、中间派和反对派。而征地之后，村级组织掌握土地征收款提成时，村级组织就无需平衡村内各政治势力而是向村外精英、基层政府求援。村庄内部的“吸纳的政治”转为“求援的政治”，村庄权力格局显示出一元独大
的样态，村级组织也逐渐悬浮于村庄政治社会之上。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申端峰和杨华的研究，他们从一个小切口去观察当前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申端峰所调研的村庄是一个恩施山区一个普通的农业型村庄，他发现大学生村官在当地村级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河南农村大学生村官难以进村提出这一问题：“大学生村官如何进村？”。从乡村社会的结构特征角度，他认为当地社会的低度整合有利于大学生村官进村，并推断“服务型干部占主导的地方，大学生村官容易进入”。申端峰由此思考低度整合的村庄，国家政权建设如何可为的问题？结论就是干部队伍建设要加强，在基层组织建设上做文章。杨华则从今日农民的“诉苦”现象拉力透视当前的农民与国家关系。杨华在湖北
省“三万”活动中观察到，农民天天找他诉苦，他把这种新的“诉苦”现象与土改时做了生动的比较：诉苦对象方面都是有组织的工作队，道义基础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同点有四个方面：诉苦内容从阶级之苦到日常生活之苦；目标上从集体的过渡到到个体的救济目标；诉苦人从贫下中农到过渡到老年妇女、中青年妇女；诉苦后果从土改时认同新的阶级分类到目前强化中央、省市与基层政府的对立。杨华反思道，基础政权越是实际面对农民群众越是风险巨大，而工作队下乡体现的是中央与省的权威，这不是树立基础政权的权威，而是牺牲基础
政权来保全中央权威以维护稳定。
二.市场冲击与阶层分化
讨论农村社会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变动另外一个经典命题，市场经济通过一系列机制导致农村阶级阶层结构的重组，这是中心最新关注的领域。农民在市场经济时代如何行为，市场化进程如何改变农村社会结构，参加调研的研究人员对此
话题表示出极大兴趣并尝试做出初步解释。
陈靖在江西安远调研中注意到农民生产互助的衰落，比如建房时邻里帮工被货币化的雇工所代替，当地人的解释是“省事”。农民的货币支出因此大大增加，比如建房20%的支出是付给雇工工资。陈靖认为主要是农民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逐渐学会计算，劳动力市场价格进入到农村社会中带来新的价格预期。货币化带来诸多风险还体现在小农家庭与市场的多种关系上。黄健认为村庄外部的劳动力市场和村庄内部土地流转市场导致小农家庭双重市场化，这种货币化对家庭和村庄生活都有冲击，比如人际关系的理性化，农民现在都说“各吃各的饭，各过各的活”，“兜里有钱多活几年，没有钱少活几年”等，农民的生计愈来愈货币化，
从而与高度风险的大市场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