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其乌托邦之旅的托马斯?莫尔，偏执地认为：“宪法”作为天生压迫性的“富人的阴谋，他们假装办理公众事务，却仅仅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他们被视为全民的代表”。{33}在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中，另一位革命的理想主义者给出了更为直接的表述：“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所有的律师。”《威尼斯商人》中没有实际用途的“那磅肉”，显然是归结于法律合同，因此作为法官的波蒂亚宣布了“仁慈”的判决。或者，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警告的那样，“不论谁想从事政治（或法律）??都是让他自己进入到潜伏在所有暴力中的魔鬼般的力量当中”。{34}自孟子以来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也同样强调，合理的统治比法律更仁慈。中国和西方的传统都包含法律性 / 秩序和博爱 / 灵活的张力。把任何文化描述为自洽的图画只能是一幅讽刺画。 中国人很自豪地牢记他们的经验，而他们的国家宪法就基于这种历史。当引进可能带来问题时，他们乐于看到外国法律制度的缺陷。大约40年前，李泽巨（Victor Li，当时是斯坦福大学的法学教授，曾体验过底特律市中心的法律缺陷）写道：“毫无疑问，美国是基于法律的社会??拥有如此多的法律差不多和仅有极少的法律，或甚至没有任何法律一样。”{35}法律的复杂性是一个可能威胁实际正义的现代模式。 周指出中国有“倍增的规则和条例”。宪法和经全国人大审议的法律很受尊崇。然而，无数的其他法律规范更多地是以国务院、各部委、省、地或县及其所属部门，还有地方人大指令的方式出现的。这种地方性的或临时性的规定，造成了莫衷一是的实际后果。这可能完全适合像中国这么复杂的国家。它变成了一个使“法律”很难明白和很难遵守的现代法制模式。
全球化也影响到宪法，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精英发现他们从中受益。有利可图的贸易和法院强制的法律合同，使中国的企业与包括像在香港等地的外国人和企业家等的非中国大陆的海外人变得富裕起来。{36}在评价这一现象时，中国的精英们意见不一。它或者被颂扬为科学发展，或者被咒骂为腐蚀性的“和平演变”。法律理性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同时培养了该国的新习惯。中国领导人因为看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增长而允许它时，全球化修正了行为学意义上的宪法。
强世功并不“质疑民族主义知识”{37}。强表示“希望对天下、对人类文明做出真正的贡献”，却没有提及任何中国已经这样做了的事实。在政府方面，科举考试是一个重要的例子。中国对文明作出贡献，部分归因于它占人类很大的比重。知识分子可能没必要担心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国家在未来具有持续的活力。 只是在最后一段，周雪光才跳出他的组织性弊病的叙述，提出“共谋现象的另一种解释”。他认为这是在规范与情境之间经典社会学的接合处的“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强大的国家与地方层面的有效统治之间的共存”。这使人想起强的“希望解决实际问题”，而又保持了对民族国家身份的坚强信念。当他们把现代中国作为复杂、不断演变和庞大的实体来考察时，他们的方法是非常审慎的。
注释：
{1}据美国宪章的第九条修订案，“（美国）宪法中列举的某些（certain）权利，不得解释为否定或轻视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某些（certain）”（一些？特定？）是文学双关语。因此，“轻视”在语义上的弱化却强化了句子的意思。“其他”则是不具体的。所以，这个国家从宪法上被告知，它不应该傲慢自大。此外，不同的国家避免强（有些道家思想的逻辑）所说的“形式主义的”文本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如果世俗的和宗教的以色列人试图起草一部宪法，他们对其宪法怎样表述有着巨大的分歧；但在英国或新西兰，这样的问题实在微不足道。 {2}对国家与非国家权力网络联系的细致分析，见Kang Xiaoguang and Han Heng， “Graduated
Controls：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34：1， January 2008， pp. 36-55。Wang Shaoguang， “Changing Models of China’s Policy Agenda Setting”， Modern China 34：1， January 2008， pp. 56-87，王绍光分析了相互平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狭义或广义制定政策的群体；另一方面，执行政策所需的资源和动员的水平。
{3}Dahl， Robert A.， 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3. {4}Lynn T. White III， Policies of Chaos： Administrative Causes of Violenc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5}Zhou Kate Xiao， 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 Boulder： Westview， 1996. {6}Schattschneider， E. E.，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Hinsdale： Dreyden， 1975. {7}Bachrach， Peter and Morton Baratz，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 56：4， December 1962， pp. 947-952.
{8}Gaventa， John， Power and Powerlessness： Quiescence and Rebellion in an Appalachian Valle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9}另见Wang Shaoguang，“ Changing Models of China’s Policy Agenda Setting”， Modern China 34：1， January 2008， pp. 56-87； S Hirk， Susan L.，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0}Machiavelli， Niccolo， The Prince， New York： Mentor， 1955 （初版于1532年）。 {11}Gramsci，Antonio，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12}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New York： Vintage， 1977. {13}Friere， Paolo，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London： Penguin， 1972.
{14}Mannheim， Karl， Ideology and Utopia， London： Routledge， 1936， p. 54.
{15}Scott， James C.， Weapons of the Wea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40-286.
{16}Kuran， Timur， “Now out of Never：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in Nancy Bermeo （ed.），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7-48. {17}Ibid.
{18}Weber， Max， “Politics as a Vocatio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125-126.
{19}Landry， Pierre F.，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0}Li Cheng and Lynn White， “The Six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merging Patterns of Power Sharing”， in L. Dittmer and G. Liu （eds.）， China’s Deep Reform， Lanham： Rowman， 2006， pp. 81-118. 作为比较，见Bialer，Seweryn，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21}Wang Zhengxu，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in L. White （ed.）， Legitimacy： Ambiguities of Political Success or Failur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5， pp. 113-140.
{22}Chung Jae Ho， “The Evolving Hierarchy of China’s Local Administration”， in Chung Jae Ho and Lam Tao-chiu（eds.）， China’s Local Administration： Traditions and Changes in the
Sub-national Hierarc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3}就像Siu， Helen F.，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一书所说的那样。
{24}Skinner， G. William， “Overseas Chinese Leadership： Paradigm for a Paradox”， in G. Wijeyewardene （ed.）， Leadership and Authority，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 pp. 191-203.
{25}Evans， Grant， Laos： The Land in Betwee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2003. {26}Philip C.C. Huang， “Centralized Minimalism： Semiformal Governance by Quasi Officials and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ina”， Modern China 34：1， January 2008， p. 11. {27}Ibid.
{28}南北战争后（奴隶制变得不合法，根据其他变化，增加了“法律平等保护”条款），美国宪法作了重大修订——但没有通过反对将来可能分裂的修订法案。美国各州可以修改其州宪法，而它们有时的确这样做。乔治亚州在1983年公民权利运动之后曾这样做过；蒙大拿在1972年制定了一部以漂亮序言开头的长文件；新泽西在1947年也这样做了。这些地方法规不是联邦法律；没有人在国家首都通过、批准或废除它们。 {29}Harrison， Selig S.， India： The Most Dangerous Decad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30}Schattschneider， E. E.，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Hinsdale： Dreyden， 1975， pp. 113-114.
{31}正确的批评，见Peerenboom，Randall， 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Rule of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2}Holmes， Oliver Wendell， JR.， “The Law”， address to Suffolk Bar Association dinner， February 5th， 1885； in Julius J. Marke （ed.）， The Holmes Reader， Dobbs Ferry， NY： Oceana， 1955. And in Susan Haack， “On Legal Pragmatism： Where Does the Path of the Law Lead Us?”， http：//cas.umkc.edu/econ/Seminars/Pragmatism/notes/haack.doc.
{33}More，Thomas， In Ideal Commonwealths. New York： Collier， 1901， http：//oregonstate.edu/instruct/phl302/texts/more/utopia-contents.html， 最初发表于1516年，在他被国王砍头之前。
{34}Weber， Max， “Politics as a vocatio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125-126. {35}Li， Victor，H.， “Law and Penology： Systems of Reform and Correction”， in M. Oksenberg （ed.），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New York： Praeger， 1973， p. 145. {36}Guthrie， Doug，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37}引语来自Wang Hui， “The Liberation of the Object and the Interrogation of Modernity： Rethinking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a 34：1， January 2008 ， p. 136。
（译 / 马俊亚 ）
Lynn T. White III：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