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欲望的年代，老子更多的是提倡领导者的自身无欲与低调，倡导外柔内刚，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认为，领导人物的清静自制，是很重要的人格修养：老子为此倡导上善若水的策略：“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第八章》）但是不争并不等于无所作为，而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战略，老子实际上是教会人们一种很厉害的权术：“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第三十六章》）后来韩非子从老子中汲取了许多思想，成为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中的治国之道与君主驭下之道，《史记》中将老子韩非放到一起立传，是因为其中有着共通性。
（三）法家的管理思想。法家的管理思想以韩非为代表。韩非尝与李斯一起做过荀子的学生。他在韩国却一直受到冷落。于是潜心著述，总结了先秦时期的法术势三派的学说，创立了作为集大成的法家学说。后来秦王读到他的《说难》等文章，十分赏识他的学说，于是出兵攻打韩国，迫使韩国交出了韩非，但是由于法家人物都是一些十分自私无情的人物，韩非一到韩国，即受到与他同样信奉法家学说的同学李斯的嫉妒与谗害，不久被秦始皇下狱，被迫自杀于狱中，算是印证了他力倡的法家关于人性自私无情的说法。
韩非不同意儒家的性善论与教化论。在他看来，人都是一些十分自私的动物，毫无道德良知，也不存在教育感化的可能性。对这种赤裸裸的自私之物，君主有没有办法统治呢？韩非的结论是肯定的，这就是用法术与权势来加以驾驭。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有一个不成器的子弟，父母训斥，他不改；乡里耆老劝导，他也不听，师长教育，他更是置若罔闻，但是一旦官吏依照有关法令率兵前来抓捕时，那个浪子终于害怕了，弃恶从善。可见，法制与力量才是唯一有用的教育。
站在我们今天来看，韩非的思想对于管理学有着重要启发作用。孔子与儒家的德治观有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它的人性论主要是性善论。这样的出发点就无形中将道德荣辱观的作用无限夸大，看不到经济基础对于人的思想意识与道德建设的作用。第二，在政治上，它将道德作用代替了法制与制度建设，有意识形态治国的特点，这样的话，制度的监督无形之中就被忽视了。这些与我们今天讲的现代民主与法制是立国的基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都是王道与霸道互用的，没有哪一个单纯用儒家的德治管理国家的。
对于中国儒家道德观的弊端，现代文学家林语堂《中国人》这本书中有过很深刻的提示。他比较了中西政法观念的不同，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冰是缺乏一部宪法，缺乏民权思想。这个特点源于一种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它将道德和政治混为一谈，是一种道德和谐的哲学，不是一种力量的哲学。制定一部宪法的前提是认为我们的统治者可能是一些无赖、骗子或窃贼。他们可能会滥用职权，侵犯我们的权利。于是我们可以依靠宪法来保护我们的权利。而中国人有关政府的观念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政府官员是父母官，他们实行的是仁政。他们会像照看自己的孩子那样照看人民的利益。我们放手让他们去处理一切事务，给予他们绝对的信任。我们把数以百万计的钱放在他们手里，但从不让他们汇报开支情况。我们给了他们无限的权力，却从未想到过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把他们看做是仁人君子，有教养的绅士。对这种仁政的批评，最细致、最公正、最尖锐不过的要算2100多年以前的韩非子了。”林语堂的批评使我们有必要反观一下与儒家对立的法家人物韩非的有关论述。韩非曾讽刺孔子，说他的道德说教既然那么好，为什么打动不了大多数人，信徒只有七十人呢？可见大多数人还是凭着利益判断来行事，法制才是最可靠的。韩非的主张虽然有些片面性，但基本上触及了儒家道德学说的要害，
他倡导的法治精神，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相当的精华在内，是可以与儒家的道德学说与道家的无为之治互补的。中国历史上管理得较好的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就是黄老之学、儒家之道与法家之治融合一体的。汉唐盛世也是如此。
其实，国学中蕴含的最基本民族精神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把握国学管理智慧的形而上之“道”就是触及了中国人深层的生命，管理就会顺水行舟那样顺利。虽然国学中的传统管理智慧更多的是治人、治家、治国，商业管理不是重点，但是从传统眼光看来，企业也有如一个独立自适的生命体，培育灌注灵魂，他才能够强健不朽。马克思韦伯就曾说过：“经济发展需要一种文化意志力的支撑。”中国现代经济的腾飞必须从国学中汲取文化支撑和智力支持。韩国、日本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用于企业的管理早成为人所共知的秘密，韩国、日本企业家大多认为《论语》、《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中的管理智慧有效的促进了他们经济的飞速发展。老字号同仁堂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经营理念，历经几百年而更加兴盛，现代著名企业家李嘉诚的“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张瑞敏的“上下同欲者胜”，也正是受到了传统国学管理智慧的影响。
二、国学的管理智慧引领现代文明
国学的管理智慧不仅适用于当代中国社会，对于现代世界文明有着深刻的启示，早已超越了管理学的范畴，而上升为一种文明境界。现代西方管理学者比尔?波拉德就指出西方管理存在的缺陷就是仅仅把人作为生产单元，完全从经济价值的角度去考量。个体的人被编制进庞大的经济机器的运转之中，已异化为机械的非人，精神的荒漠化正在蔓延，这种资本主义高度繁荣的表象之下潜伏的深层危机，早已被西方当代学者高度关注，重新思考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英国著名科
技史学家李约瑟认为现代西方科技“几乎每天都在做出各种对人类及其社会有巨大潜在危险的科学发现”，指出“对它的控制必须主要是伦理和政治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养分可以在今天影响整个人类世界。”现代社会不加控制的飞速发展是危险的，传统质朴的中国智慧就像刹车和方向盘的作用一样，其敬天爱人的仁性精神，“直指人心”的心性滋养，刚健不屈的人格力量，都会让现代过于浮躁、功利的社会更加清凉平静，培养每个人圆融练达的人格特质和自我澄明的生命智慧，让现代管理高速有效的同时更人性、更和谐。
《周易》告诉我们“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明显肯定了“道”比“器”更高。“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了解国学中的管理智慧，更重要的是把握形而上的“道”而非具体的“术”。 《孙子兵法》举最重要的五事为道、天、地、将、法。兵家虽然注重谋略，但也将道放在第一位。古代管理者的“道”概括起来就是管理者应努力达到的效法天地、内圣外王的目标，而那些具体的权术只有那些已经领略到道的卓越的管理者才能运用自如。而那些不顾基本道义，只知滥用权术来统驭人民者，就会成为历史上的暴君，中国古代最重权谋的纵横阴阳之术从来没有进入过正统国学的中心，传统国学的管理思想分布在古代各家各派的思想当中，纷繁复杂，博大精深，但管理智慧的源头可以说还是先秦的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以后所有管理的思想，基本都是这三家思想的衍生。
儒家、道家最基本的思想之一就是天人合一之道。《周易》则是儒道思想的融会贯通。《周易》本身相传为周文王所作，记载的是周王朝草创之时的经验总结，本身就可看作周文王的一部管理心得之书，孔子所著的易传中很多都是对天地自然的赞美，面对生生不息的自然万物，孔子也曾感叹：“逝者如斯夫！不分昼夜。”天四时运转，云行雨施，哺育万物，却不着痕迹，默默无言，孔子大为赞叹：“天何言哉！”想模仿天而少言、不言。老子也一言以蔽之地告诉我们：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史记》记载，舜当年歌唱着象征万物生长之音的《南风》而使天下大治。相传八卦本身就是伏羲观察天地万物精炼而来：“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易与天地准”，圣人参照易经的规律，也就是遵从了天地自然的规律。天地垂象、四时变化是宇宙中最永恒的现象和规律，“法象莫大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从远古时代开始，向天地星辰自然万物学习是最根本的，以此来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最终达到与天合一的“大人”境界：“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在古人看来，作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最基本的就是效仿天地之德行，培养管理者的个人素质和道德。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儒家认为，管理者若以德服人，周围国家的百姓自然都会携带家眷前来投奔，“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管理者应用“修己以安人”的基本方法来实施管理，提高被管理者的道德素质，自然管理起来就会十分得心应手，正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唯有先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最后才能平天下。所以国学的传统管理思想对于管理者本人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只有一位道德能力出类拔萃的管理者，才能够成功的进行管理。管理者自我修身的最基本方法就是仿效天地自然，正如老子所说的“治人事者莫若啬（穑）”，用种庄稼的道理来治人事，现在中央选拔领导干部要求德才兼备，就是这个道理。
天人合一的关键在于一种和谐之美。对这种美的向往与追求是《周易》、《论语》和《道德经》中都明显体现的。天地万物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本身也是一个生生不息、风雨序次的和谐体。晏子就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和”的前提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