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所谓“文明的冲突”，除了背后的现实利益之外，从言辞来看，表现为不同法理之间的冲突、不同解释系统之间的冲突。
{18}详见俞荣根：“天理、国法、人情的冲突与整合——儒家之法的内在精神及现代法治的传统资源”，《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
{19}（美）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161。
{20}（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页25。
{21}（英）伊恩·布朗利：《国际公法原理》，曾令良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页17。
{22}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页132。 {23}沈宗灵：《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145、262。
{24}法国比较法学家达维德在论及英国的法理学说时指出：“格兰维尔、布雷克顿、利特尔顿、科克的各种著作曾经具有这样的威信，以致在法院中被看作是对他们时代的法的陈述，被赋予的权威可与我们这里法律所具有的权威相比。”（法）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页368。在达维德的这本著作中，无论是罗马日耳曼法系、社会主义各国法，还是英国法，在论述其“法的渊源”时，都包括了“学说”这种法的渊源。达维德所说的“学说”，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作为法律渊源之一的“法理”。
{25}陈金钊：《法治与法律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207—209。
{26}参见黄肇炯、唐雪莲：“纽伦堡、东京审判与国际刑法”，《法学家》1996年第5期。
{27}关于此案的学术评论，详见何海波：“何以合法？对?二奶继承案?的追问”，《中外法学》2009年第3期。
{28}在本文的语境下，这些探索者也许可以统称为法哲学家，与之相对应的法律实践者也许可以称为法律领域内的高级技术专家。进一步的论述可见（波兰）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郏斌祥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29}详见（法）博丹：《主权论》，李卫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0}关于西方主权学说的文献梳理，可参阅（美）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章：“主权学说”。
{31}王世杰等，见前注〔4〕，页29。
{32}（日）篠田英朗：《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戚渊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页182。
{33}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页133。
{3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页14。
{35}“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是美国1787年宪法序言的第一个词组，其法理意蕴是，这部宪法是“我们人民”制定的。当代美国学者正是以这个颇具象征性的表达方式为题，写成了一部宪法学著作，详见（美）阿克曼：《我们人民：宪法变革的原动力》，孙文恺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6}鲁义：“日本修宪动向的由来与发展——以宪法第9条为中心”，《日本学刊》2000年第3期。
{37}龚祥瑞，见前注〔3〕，页126—127。 {38}布朗利，见前注〔21〕，页38—39。 {39}詹宁斯等，见前注〔20〕，页32。
{40}（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页357。 {41}同上注，页385。 {42}同上注，页388。 {43}同上注，页402。
{44}（奥）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页135。
{45}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页83。 {46}韩大元：“试论宪法修改权的性质与界限”，《法学家》2003年第5期。
{47}王秀梅：《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页195。
{48}同上注，页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