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有助于我们理解勒温的心理学及其影响。
从1945年至1955年的十年间是团体动力学的繁荣时期。各种形式的团体动力学研究机构纷纷建立，行动研究和敏感性训练被普遍应用，勒温的心理学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赞德在回顾这一时期团体动力学的发展时指出：“当时对团体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中最生动和最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并成了整个社会科学所关注的中心。”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团体动力学的这种繁荣和发展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我们把团体动力学主要看作是一种心理学的发展，并认为实验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的结合是团体动力学发展的一种促进力量。社会心理学中的实验由特里普利特(N.Tripllet)首开先河(1897)，莫德(W.Moede)、穆尔(W.Moore)和F.H.奥尔波特都曾为此做出了贡献，而谢利夫对社会规范的实验研究(1936)、纽卡姆对社会依从性的研究(1935)以及怀特(W.Whyte,1937)对街头小团体的研究等则基本上被认为是团体动力学的组成部分。勒温之前的这种社会心理学内部的历史积累是团体动力学发展与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当时美国的社会环境尤其适于团体动力学的生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经济萧条所造成的美国的社会心态，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环境的基本氛围。人们普遍渴望一种团体归属以获得内在的安全感，家庭和社团被看作是战乱之后复兴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信念：社会的健全有赖于团体的作用，科学方法可用于改善团体的生活。这种社会的需要以及社会的支持是团体动力学发展与繁荣的主要原因，对此，卡特莱特曾评论说：“社会对团体动力学的反应是勒温的理论与方法的最具特色的发展。团体动力学的强大影响力已充分体现在教育、工业、政府以及团体生活的所有方面。”团体动力学的这种繁荣，象征着勒温在社会科学界和心理学界杰出地位的确立。玛格丽特·米德说：“勒温和他的学派代表了整个美国和整个社会科学的生机。”科恩(R.Coan)所做的一项广泛调查也表明，从1939至1949年这十年间，勒温在心理学界的影响日益显赫，他与弗洛伊德、赫尔、托尔曼和斯金纳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五位心理学家。
从60年代开始，团体动力学的发展进入了一种“高原期”。团体心理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被人类潜能运动所取代，社会的注意力转到了个体行为和个体生长上；社会对团体动力学的关注大减少，团体动力学内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早期团体动力学家都先后改行或退休，勒温的理论和思想也不像原来那样富有吸引力和影响力。正如赫尔姆莱希(R.Helmreich)所说：“此时许多团体动力学家似乎都在追随‘坏研究可以得出好结果’的格雷沙姆法则(Gresham Law)，而忘却了勒温的‘好理论最实际’的教诲。”从1960至1980年的这二十年间，团体动力学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而勒温的心理学也几乎被人淡忘，或至少是受到了很大的忽视。
但是，从80年代开始，已有许多迹象表明团体动力学开始摆脱它的“高原”状态，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0年，脱离团体动力学研究已近二十年之久的费斯汀格又领衔主编了一部颇有影响的专著：《社会心理学的回顾》。该书共有十位作者，他们是费斯汀格、阿隆森、巴克、道伊奇、凯利、尼斯比特(R.Nisbett)、沙赫特、辛格、扎乔克(R.Zajong)和赞德。除尼斯比特和扎乔克之外，其余八人都是50年代著名的团体动力学家，都是《团体动力学：理论与研究》一书1960年版的作者。而扎乔克则是现任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主任。该书的基调是重新发现勒温的潜力，振兴团体动力学的研究。费斯汀格代表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为本书写了前言，他说：“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团体动力学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这是勒温的一块最好的丰碑。”他们把此书献给这一研究中心，希望团体动力学继续向前发展。
从我们搜集的资料与了解的情况看，团体动力学从1980年起在美国确实有了引人注目的复兴趋势。1984年，美国东部心理学会在巴尔的摩召开了一次“团体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研讨会，会议的宗旨是“为了鼓励和促进当代的社会心理学在团体行为中的应用”。同年依阿华大学的劳勒(E.Lawler)主编了《团体过程的进展》丛书，至1988年已出了五本，1982和1985年赞德的两本新著《发挥团体的作用》和《团体与组织的目的》问世，1987年亨德里克(C.Hendrick)主编了《团体过程》和《团体过程与团体关系》。亨德里克在前一本书的简介中说：“继60和70年代对个体过程的过分强调之后，对团体过程的研究正经历着一种旺盛的复兴。”
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团体动力学在美国的这种复兴趋势是有一定条件的。首先，美国的社会条件已发生了某种变化。80年代一开始，以重视团体性为基础的日本式管理方式和东方的哲学思想愈来愈强烈地冲击着美国的传统文化，影响着美国人的思想，团体的心理学意义又重新引起他们的重视。另外，社会也表现出对团体动力学的新的需要，在教育和管理等领域，团体动力学又开始发挥新的作用，如“教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便表现了团体动力学的新的意义和价值。其次，新的一代团体动力学家阵容已逐渐形成。在亨德里克主编的那两本书中，共有39位作者，其中35位都是在70年代以后崭露头角的新的团体动力学家。这一批新生力量将是促使团体动力学复兴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我们对团体动力学的复兴抱乐观态度。关于这一问题我们曾在通信中与卡特莱特、赞德、斯蒂维斯和玛丽姆·勒温等人作过多次讨论。在我们看来，团体动力学的复兴或进一步发展应该注意和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1.必须有一种理论的整合。我们赞同勒温的名言：“好理论最实际”。它可以有效地指导研究，产生更多的实际结果。团体动力学长期停滞于高原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迷失了一种统一的理论。勒温的价值应该被重新发现和利用，但是这种理论的整合也应该考虑到勒温之后的发展和当今团体动力学的现状。它应该是一种新的理论，一种更加成熟的理论。
2.团体动力学的研究应该以现实问题为中心。虽然不应抛弃以往的研究成果，但却不能拘泥于传统的研究范畴。每个时代都会有它所特有的问题和要求，适应这种需求和解决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才能真正促进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