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燕飨诗怨刺诗教案

2019-04-21 14:25

第八讲 诗经(四)

——《诗经》内容(三)

第五节 燕飨诗

《诗经》中还有以君臣、亲朋好友欢聚晏享为主要内容的燕飨诗,更多的是反映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主要作用“和睦九族,沟通上下,巩固统治地位”。

《小雅·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诗共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在空旷的原野上,一群糜鹿悠闲地吃着野草,不时发出呦呦的鸣声,此起彼应,十分和谐悦耳。诗以此起兴,便营造了一个热烈而又和谐的氛围,如果是君臣之间的宴会,那种本已存在的拘谨和紧张的关系,马上就会宽松下来。此诗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它把读者从“呦呦鹿鸣”的意境带进“鼓瑟吹笙”的音乐伴奏声中

《鹿鸣》是古人在宴会上所唱的歌。朱熹《诗集传》云:“此燕(宴)飨宾客之诗也。”又云“岂本为燕(宴)群臣嘉宾而作,其后乃推而用之乡人也与?”也就是说此诗原是君王宴请群臣时所唱,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在乡人的宴会上也可唱。朱熹这一推测该是符合事实的,直到东汉末年曹操作《短歌行》,还引用了此诗首章前四句,表示了渴求贤才的愿望,说明千余年后此诗还有一定的影响。 【一、曹操 短歌行】其一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这首《短歌行》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作者希望有大量人才来为自己所用。

第六节 怨刺诗

《毛诗序》指出:“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古诗素有“美刺”传统,具有鲜明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诗经》首开其端。其中庙堂和宫廷乐歌多歌功颂德之作,出自公卿列士和乐工之手,在《颂》诗中保存最多,《雅》诗中也有不少。有的颂帝王歌天命,有的颂扬文王之德。在《雅》诗和《国风》中,与颂歌异调的,是怨刺诗。亦即前人所谓“变风”、“变雅”。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大雅中的《民劳》、《板》、《荡》,小雅中的《节南山》《雨无正》,国风中的《硕鼠》《伐檀》。

怨刺诗是诗经中最表现现实主义的诗体,而怨刺诗大量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赋税严重刑政苛刻的黑暗政治,诗被用来针砭时弊和倾吐怨愤。

第二,社会生产力提高带来的私有制发展使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更加艰辛。 第三,“士风”盛行,个人尊严和自我人格受到重视,平民百姓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强烈。 第四,封建思想没有深入人心,而人民的情感又逐渐成熟,加上当时中原地区的文化氛围浓厚。于是平民百姓大量用诗来表达自己被压迫和剥削的情感,来揭露统治阶级的寄生本质。 (一)反映社会黑暗腐朽的政治讽刺诗篇。例如《邶风·新台》,揭露了卫宣公霸占儿媳宣姜的乱伦丑行。

1.新台:台的故址在今山东甄城县黄河北岸,卫宣公为纳宣姜所筑。有泚(cǐ此):鲜明貌。 2.河水:黄河。瀰瀰(mǐ米):大水茫茫。 3.燕婉:燕,安;婉,顺。指夫妇和好。

4.蘧篨(qú chú渠除):鸡胸。一说蛤蟆。鲜:善。 5.有洒(cuǐ璀):高峻。 6.浼浼(měi美):水盛貌。 7.殄(tiǎn舔):善。

8.鸿:蛤蟆。离:通罹,遭受。 9.戚施:驼背,一说蛤蟆。

(二)反对剥削和压迫的诗篇。

例如《魏风》中的《伐檀》,写奴隶们在伐木劳动中责问和讽刺统治者的不劳而获,表达了奴隶们对奴隶主阶级的无比愤恨和反抗情绪,反映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还有《硕鼠》,诗中把奴隶主比作“大老鼠”,高喊它们不要再来吃庄稼,充满了对寄生虫的蔑视与厌恶,并表示要走向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乐园。

(三)反映亡国之痛的。因诗人感时伤世而作。

《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首诗写一位东周大夫的故国之思。长于心理描写。全诗用赋的手法,直赋胸臆,写主人公看到过去曾经是繁华的都市现在是一片满目的荒凉与破败而内心极度忧伤的情状。开头“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是比、兴兼用,荒凉破败的景象即烘托了抒情主人公悲怆的心情,又比拟王室的衰败。那种“中心摇摇”、“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以及呼天喊地的神情,历历在目,感人至深。后世据《诗序》所言,称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为“黍离之悲”。

第七节 周部族史诗

上古祭祀活动盛行,许多民族都产生了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灾的祭歌。我国古代也特别重视祭祀,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 三年》)。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 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总之是歌功颂德之作。 但这些作品也有其历史和文学价值。如被认为是周族史诗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业绩,反映了西周开国的历史。《生民》写始祖后稷的神异诞生和他对农业的贡献。《公刘》写公刘率领周人由邰(今陕西武功)迁徒到豳(今陕西彬县、 旬邑一带),开始了定居生活,在周部族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绵》写古公亶父率周部族再次由豳迁至岐(今陕西岐山县)之周原,划定土地疆界,开沟筑垄, 设置官司、宗庙,建立城郭,创业立国,并叙及文王的事迹。《皇矣》先写太王、 王季的德业,然后写文王伐崇伐密胜利的经过。《大明》先叙王季娶太任生文王, 文王娶大姒生武王,然后写武王在牧野大战。从《生民》到《大明》,周人由产 生到逐步强大,最后灭商,建

立统一王朝的历史过程,得到了完整的表现。五篇史诗,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业绩,社会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以及推翻商人统治的斗争,是他们壮大发展的历史写照。因此,它们与后 世的庙堂文学有明显的区别。如《生民》这样写后稷出生时的神奇经历: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灾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 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

履帝迹生子的神话,实际上是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的折射。姜嫄弃子的原因歧说很多。这种描写,使后稷的诞生,充满神话色彩和人类童年的纯真气质。他是感天而生,一出世就经受了种种磨难。后五章写后稷懂得耕作, 栽培五谷,在农业上取得很大成就,又创立了祀典。全诗不仅生动地写出了周人始祖后稷一生的事迹,而且反映了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历史背景。其他祭 祖颂歌,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殷周时期的历史图景,以及人们敬天祭祖的宗 教观念,是特定历史背景、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美学观念的产物。

第八节 《诗经》的艺术特点

综合起来看,《诗经》主要有以下主要艺术成就:

第一、朴素自然的现实主义风格,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经》里的绝大多数诗篇,是奴隶制社会的生活写照。作者们对于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并能通过完美的艺术形象加以表现,抒发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感受。譬如《七月》,以铺叙直陈的手法,展现了一幅古代农奴悲惨生活的真实图画。诗篇不仅概括地描绘了一年的全部劳动过程,而且通过鲜明的对比,深刻有力地揭露了社会的不平,表达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愤恨。《伐檀》和《硕鼠》,表现了奴隶们在繁苦剥削压迫下的觉悟和反抗;《君子于役》、《东山》,反映战争与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氓》、《柏舟》,揭示爱情、婚姻的种种悲欢。这些诗歌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而且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把握和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本质矛盾。它们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描述,真实而又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表达了广大人民的理想和愿望。

第二、赋、比、兴的手法

赋、比、兴是《诗经》中最突出的艺术表现方法,它们同风、雅、颂被称为诗的“六义”。尤其比、兴,是古人研究《诗经》时总结出来的艺术规律。古人一般认为赋、比、兴是用,即表现方法。风、雅、颂是体,即表现的内容、体制。这里谈谈“赋、比、兴”三种艺术表现方法的艺术效果。

“赋”就是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其写法特点就在于“直”,而不加譬喻,把要表达的内容有层次地叙述出来,给人以明确而完整的印象。如《七月》,诗人按季节和物候的变化,由春至冬分类排比地记述了农奴一年的劳动过程,直诉其苦,事事铺陈,整体而全面地反映了农奴生产、生活的真实面貌。赋这种表现手法,多表现在一首诗的总体方面,它对社会生

活的反映能够给人以整体感,既有深度,又有概括力。

“比”,就是比喻和比拟。它是用形象事物来打比方,使被比喻的事物生动形象,给人以真实感、形象感,增强诗的感染力量。如《卫风》中的《硕人》,连用六个比喻来描绘硕人的手、肤、领、齿、首、眉的美艳,形象地赞美了卫庄公夫人庄姜的姿容和神态,给读者以鲜明而深刻的印象。比的表现方法,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似的特征或共同属性,以形写神,将抽象的事物诉诸形象,从而深化了主题。

“兴”,就是托物起兴。它是一种凭借自然界的事物,先起个头,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内心感情的表现方法。兴句多放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涛经》中运用兴的方法,有时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周南·关雎》,以睢鸟的和鸣引起下文男女求偶的联想;《周南·桃天》开头“桃之天天,灼灼其华”两句,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初嫁少女容光焕发的艳美。有时起创造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开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两句,描绘了一幅萧疏清冷的意境,为抒发忧伤失望的心情,渲染了浓烈的气氛。有时起协调韵律的作用,如《秦风·黄鸟》开头“交交黄鸟,止于棘”两句,与下文控诉殉葬制度没有什么联系,它只起个协调韵律的作用。好的起兴,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能把读者引入诗的意境之中。诗三百篇中的赋、比、兴多是结合为用的。

赋、比、兴是前人总结的《诗经》的三种表现手法或是艺术技巧。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 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对于赋、比、兴的解释,历来不同。朱熹的解释比较准确。他说: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序》)

其中,赋是最基本、最常用的手法。明谢榛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二十”(《四溟诗话》卷二)可见用赋之广。当然,在《诗经》中更为出色的还是比兴。

先说比。在《诗经》中,有的通篇用比,如《硕鼠》;有时单用比,有时用博喻,如《卫风·硕人》写庄姜之美: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里用了一连串的比喻。这种写法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并为后世文人多仿效,如曹植《洛神赋》中用了“惊鸿”、“游龙”、“秋菊”“春松”之喻写洛神体态之轻盈,盖借鉴于此。

再说兴。“兴”的本意是“起”,在诗歌创作中,常常表现为托物起兴。它是一种借对自然界的事物描写,如鸟兽虫鱼、风云雨雪、星辰日月等,先开个头,然后藉以联想,引出诗人内心情感的表现手法。兴句多放在一首诗的开头,也有放在句中的。在《诗经》中,兴的运用大致有两种情况:

(1)、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关雎》,以雎鸟成双成对和鸣,相依相恋的情景,引起诗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联想;《周南·桃夭》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新娘的年轻貌美。

(2)、起创设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开头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描绘了一幅清秋凄清的意境,渲染烘托了主人公求偶不得的失望心情。

在《诗经》中,又常常是比兴兼用。这一点在讲具体作品时再详细了解。赋、比、兴这

三种艺术手法,对后世诗歌影响深远。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诗歌的表现艺术,是中国诗歌民族风格的重要特征。

第三、灵活的句式和复沓的章法

复迭是诗三百章法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复迭又叫复沓或重章迭句,即各章的词句基本相同,中间只更换几个字,反复咏唱。它的作用在于加深印象,渲染.气氛,深化诗的主题,增强诗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使感情得到尽情抒发。如《伐檀》,全诗三章采用章节复沓的形式,诗中更换的字词起到了层层深入表现诗歌主题的作用:“伐檀”、“伐辐”、“伐轮”,显示了奴隶有干不完的活儿;“三百廛”、“三百亿”、“三百困”和“县疆”、“县特”、“县鹑”,揭露了奴隶主的残酷剥削;“胡取禾??兮”,表现了奴隶极大的愤怒。每章又以“素餐”、“素食”、“素飧”作结,对统治者表示出极大的讽刺。涛中运用上述手法,层层揭露,层层讽刺,再现了劳动场面,深化了主题,同时加强了控诉力量,突出了劳动者的抒情形象,也使诗的形式整齐完美,便于歌唱和记忆。

四言为主的句式和丰富、生动、形象的语言。《诗经》中的基本句式,是四言一句,但也有不少诗句突破四言定格,在四言中又杂以二、三、五、六、七、八言句,在整齐中显示出参差错落之美。

《诗经》是诗歌的语言宝库,词汇丰富多彩,用词生动准确。《诗经》中还大量地运用了双声字、迭韵字和重迭字,这不但丰富了语汇,而且写景状物,拟形传声,使诗歌更富于形象美和音韵美。

《诗经》以四言为主,其间杂有二言之八言不等。四言节奏感强,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诗经》多重章迭句。《诗经》中的重章,许多为整篇中同一诗章重迭,每章只更换相应的几个字。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迭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诗经》中多用迭句、迭字、双声迭韵。《诗经》的重章迭句的复沓结构,造成反复咏叹,回环往复,增强了抒情效果,而迭字、双声迭韵的使用又增强了音乐美和形象美。《诗经》中的诗歌大多押韵。常见的也是我国后世最常用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的押韵方式。还有句句用韵的方式。 第四、多种修辞手段的成功运用

《诗经》中对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已相当成熟。对偶,如《谷风》“就其深兮,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河广》“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文字变化多姿,声音和谐美妙,语句婉转流畅。夸张,正如刘勰所说:“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刀,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文心雕龙·夸饰》)指出《崧高》、《河广》、《云汉》等诗恰当地运用夸张,更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产生了让人感觉更真切、更强烈、更深刻的艺术效果。其它手法如对比、排比、设问、顶真、呼告、拟人、借代等灵活运用,表情状物,不胜枚举。

第九节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面向现实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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