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是史料
史料就是指有助于认识历史、复原历史真实情况的一切资源，也就是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信息。
就历史学而言，材料(史料)是我们的源头活水。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他也回应了何谓“史料”的问题，指出：“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54～55页)对于材料的敏感程度和调度能力，无疑是对研究者基本素养的考验。
新议题与新研究的出现，有赖于史料范围的不断开拓。当年傅斯年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说法，正体现着这方面的殷切提示。今天的青年学人，颇由于议题难寻、材料匮乏而感觉困扰。走出困境的努力，一是寻求新的材料，二是重读再解原有的历史材料
所谓不断开拓，首先是对于新材料的开掘与运用。新材料中的一类，是诸如甲骨文、简帛、出土文书、内阁档案等新发现的材料，前辈学者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与期待。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这些新
材料，不仅弥补了史料的不足与缺失，更促使着新问题的产生，决定着新的问题回应方式，影响着其后史学发展的路径。 这类新材料的发现，未必能够随即还原出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许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由此产生出来的新问题。而学者的任务正在于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出发，寻求更多材料的支持，找出解决各类新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参见卢向前：《新材料、新问题与新潮流——关于隋唐五代制度史研究的几点看法》，《史学月刊》2007年第7期)。
新材料中的另外一类，则是尽管长期存在却一直被忽视的“边缘材料”。这类材料从人们视而不见的背景下“涌现”出来，更是依赖于问题意识带动下的新视角和新眼光。社会史领域的学者们首先感到，要突破根深蒂固的“经典话语系统”，需要把研究的取材范围从精英著述扩大到边缘材料。这里既包括文字资料的拓展(例如正史等传统文献之外的档案、方志舆图、墓志碑铭、宗教典籍、医书、笔记小说、诗词乃至书信、契约、婚帖等)，又包括对于各类实物、图像、出土材料、考古遗迹乃至情境场景(发生环境、社会氛围等)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字资料的互补和互证。
材料出“新”，有赖于眼光的“新”。敦煌文书的学术价值，绝非莫高窟的王道士者流所能够揭示；内阁大库档案究竟作用何在，反映着不同学术眼光之间的差距与更迭；如果没有傅斯年、陈寅恪和李济等人所代表的新史料观，没有他们心目中新的史学
追求与问题关怀，殷墟发掘也不可能具备“近代”之意义(参见王沉森：《甚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收入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376页)。
新材料可以带动新议题，但有些领域不够幸运，没有足以刺激新议题、冲击原有研究体系的新史料发现，这就更加有赖于传统史料的再研读。严耕望先生曾经说：“新的稀有难得的史料当然极可贵，但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治史经验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6～30页)黄永年先生在谈及治学经验时也说，他从不坐等稀有材料的出现，而是继承了陈寅恪、顾颉刚等老一辈学人的做法，“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黄永年：《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唐史十二讲(代前言)》，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页)通过对于“旧”史料的再思考、新链接，能够使其凸显出以往不曾发现的新意。梁庚尧先生在其《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一文中说：“本文所引据的资料，虽然多半出于前辈学者所已使用的范围，但会有一些个人不同的组织与运用，以及进一步的比较与阐释。”(《台大文史哲学报》
2001年第5期)同样的材料，切入角度不同，组织方式不同，呈现出的研究面貌便大不相同。
任何专题，都寓含在历史的整体脉络之中；任何研究，都需要有基本的材料面。网络电子资源的丰富，使得今天的资料搜讨手段远远胜于以往，同时也对研究者的解读、分析、综括能力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对于材料，不能满足于检索搜讨，也要注重平时的阅读。老一辈学者经常提醒我们，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只抱着题目找材料，很容易漏过真正重要的题目。我们在起步阶段要想打下比较坚实的材料基础，至少需要一两部有影响力、有分量的史籍用来“垫底”，通过下功夫精读，储备基本知识，增强解读能力，压住自己的阵脚；进而“辐射”开来，逐步扩大材料面。
进入专题之后，要争取“竭泽而渔”，要善于选择最能切近主题的具体材料，这就如同人山采矿，第一反应是要了解资源何在，然后要能深人群山。特别是要充分调度角度不同、类型不同而彼此有所发明的材料，形成恰当的“材料组合”。能把哪些材料揽入视野，如何组织这些材料，直接决定着问题的阐发程度。
对于材料，不仅能收集梳理，还要会比对辨析。“历史”本身的历史性，使得史料必然带有特定的时代印痕与记述者的理解，不可能纯粹客观；对于历史“真相”的追索与逼近，注定是一辗转艰难而无止境的过程。材料的比对，或许正是这一过程的出发点。通过材料组合与比较．找出其异同，确定值得阐发的“问题点”进行辨析；辨析中可能牵涉到“事实”，也会关联到“书写”。例如，在现存史料中，有关宋代尚书内省的记载，简略混沌，仅就该机构政和三年(1113年)改制一事的性质，《宋会要辑稿·后妃》、《宋大诏令集·妃嫔》、《九朝编年备要》、《宋史》徽宗本纪及职官志等的说法即颇多差互。通过辨析，或印证，或质疑，都会给我们提供更为具体而广阔的研究空间。
研究中使用的关键材料，要真正读通，要善于“挤压”、“榨取”，充分提取其中的信息。读通，一要依靠相关的知识背景，二要勤于查询。有位博士生，在讨论隋代的禁卫武官时，引述《隋书》卷四三《观德王杨雄传》“迁右卫大将军，参预朝政”的说法，认为“杨雄为右卫大将军，可参与朝政，可见禁卫武官不仅带兵也有决策权”。其实这正如《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所说，是“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七月条胡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36页)之滥觞。基本理解出了问题，导致结论失当，也使得本来可以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