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新开”这样的意象，可见每年这种官府行为在文人生活中的影响。
（四）保存了宋代戏剧作家姓名及其创作、表演情况
戏剧作家在宋代不为正统文人所重视，他们的生平资料和创作几乎只有在城市笔记里可以见到，这些珍贵的史料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城市生活要求创新出奇，所有物品技艺只有在众多的同类事物中脱颖而出，这样才会有广泛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才能稳占市场。宋代勾栏瓦肆流行小曲、说唱伎艺、戏剧等都是在城市激烈的市场中创新出奇而逐渐形成的新的文学样式，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
如《都城纪胜》记载几位戏剧作家的创作情况：“在京师时有孟角球曾撰杂剧本子，又有葛守成撰四十大曲词，又有丁仙现捷才知音，绍兴间亦有丁汉弼、杨国祥。??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八曲、说唱。”[1]从这则记载里我们可以了解北宋时期撰写杂剧的作家有：孟角球、葛守成、丁仙现，南宋绍兴时期有：丁汉弼、杨国祥等人，以及诸宫调作家孔三传和他编撰诸宫调的大致内容。
《都城纪胜》还记载了一些说唱伎艺的产生历史：
唱叫小唱谓执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轻杀，故曰：浅斟低唱。与四十大曲，舞旋为一体，今瓦市中绝无。
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本只街市，今宅院往往有之。
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若加以嘌唱为引子，次用四句就入者谓之下影带。无影带者名散叫，若不上鼓面，只敲盏者谓之打拍。
唱赚在京师口有缠令、纒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以两腔递且循环间用者为缠达。中兴后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赚鼓板，遂撰为赚，赚者悮赚之义也。令人正堪美听不觉已至尾声，是不宜为片序也。今又有覆赚，又且变花前月下之情，及铁骑之类。凡赚最难以其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声，诸家腔谱也。
杂扮或名杂旺，又名纽元子，又名技和，乃杂剧之散段。在京师时，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人以资笑。今之打和鼓、捻梢子、散耍皆是也。
百戏在京师时，各名左右军并是。开封府衙前乐营相扑争交谓之角抵之戏。
别有使拳自为一家，与相扑曲折相反，而与军头司大士相近也。即今拍板大筛扬处是也。3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唱叫、嘌唱、叫声、唱赚、杂扮等曲艺文学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这些曲艺文学都来源于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经过曲艺文人、伎艺人的共同努力，将日常生活诗意化，使日常生活戏剧化，给城市生活带来无尽的欢乐和愉悦。城市社会学家刘易斯总结这种情形后认为：“只有在城市中它（日常生活）才可能为人类戏剧准备如此齐备的人物角色，也只有在城市中才有可能有如此丰富的多样性和竞争性去活化戏剧情节，把表演者们推向精彩、专注、自觉参与的最高潮。”4
城市笔记还记载了杂剧的演出情况与表演顺序。《都城纪胜》称：“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为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其吹曲破断送者，谓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隠为谏诤也，故从便跣露谓之无过虫。”[1] 这是元杂剧渊源所在，是元杂剧演出程序和结构的史料。内容上既有日常滑稽故事，也有谏诤时事的，可以看出杂剧艺人借助伎艺劝谏国事的传统。《贵耳集》有伶人讽谏的记载：“绍兴初，杨存中在建康诸军之旗中，有双胜交环，谓之‘二圣环’，取两宫北还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环进高庙曰，曰尚御裹。偶有一伶者在旁，高宗指环示之，‘此环杨太尉进来，名二胜环。’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圣环且放在脑后。’高宗亦为之改色，所谓工执艺事以谏。”[6第4607页]
其他曲艺节目也在宫廷里被当作消遣，《都城纪胜》记载高宗在后苑避暑是与孝宗一统听鼓子词的情景：“后苑小厮儿三十人打息气唱道情。太上云：‘此是
[1]张抡所撰鼓子词’。”可见出但是曲艺在宫廷演出的情况，以及曲艺艺人的影响。
（五）保存了小说、话本的有关史料
城市不仅是诗歌提供了产生的地域，更是其它文学样式存在和繁盛的重要园地。话本小说是勾栏瓦肆说书人的底本。南北宋说书伎艺繁盛，话本小说种类繁多，说话人不仅语言上要求生动活泼，能够吸引听众，在话本内容上更要出奇制胜，豁人耳目。耐得翁记录了南宋瓦舍艺人说话的情形：“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捧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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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得翁：《都城纪胜》，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1]这是一则重要的文学史料，它生动的记录了南宋时期，活动在京城的说书艺人促进小说繁荣的实际情形，为后代研究提供了可贵的文献资料。
据《武林旧事》记载，小说不仅在勾栏瓦舍表演，到了南宋时期，已经作为陪伴皇帝的侍从，进入朝廷，随时为皇帝讲说故事。《武林旧事》卷七有一条记载宋高宗与孝宗一统休闲的故事：“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奇等十四人下棋两局，各赐银绢供泛索讫。”[3第207页]当时话本小说不仅是市民娱乐的对象，朝廷也将此作为消遣取乐的对象，因而有力的推动了话本小说的创作。
《梦粱录》卷二十记录了小说艺人的姓名以及演说的故事内容及当时听讲的盛况：“有谭淡子、翁三郎、雍燕、王保义、陈良甫、陈郎妇、枣儿余二郎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讲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说诨经者戴忻庵。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史书、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丘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
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2
第
193页]
王六大夫，不仅在御前说话，在士大夫中间也很有声望。讲话不仅伎艺
高超，更主要的是能够联系世事，讲说百姓喜欢的中兴诸将杀敌御边的故事。这些故事多是由于“记问渊源甚广”，有一定的真实性。
宋词更与城市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城市既是宋词的产生地，也是宋词流传消费地。宋代城市勾栏瓦舍、歌楼酒肆存在大量的歌妓，他们是宋词的演唱者与传播者。一方面这些歌妓需要新的歌词，以吸引听众和酒客。因此，词人会被这些歌妓追逐，写出适应演唱需要的歌词。一方面，听众需要新奇的歌曲，满足自己消费娱乐的快感，也刺激了新歌词的写作。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周密《武林旧事》等对京城这些风气都有十分形象、生动的记载。《东京梦华录序》称当时的东京“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可见京城歌舞的繁荣，需求的旺盛。《武林旧事》卷六也记载南宋歌妓在都城内的“熙春楼”、“三元楼”、“五闲楼”、“赏心楼”等处唱词的场面。他写道：“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5这些场面，无疑为宋词的写作，流传，演唱，和消费，提供了重要的舞台，使文学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的平凡中提高他们的审美水平和鉴赏能力。马克思曾经精辟的说道：“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它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6从这几句精辟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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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密：《武林旧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9月，第160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批判>导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42-743页。
断中可以领悟出城市生活与文学之间互动作用。消费促进了生产，而生产也促进消费。歌妓与听众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完成了审美创造。
除了阁楼酒馆需要歌妓的新词之外，对宋词推动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行为。宋代政府在许多的典礼仪式上都会有歌妓出场表演，制造热闹的声势。《东京梦华录》记载元宵灯会时很多有很多伎艺人出场歌舞。《梦粱录》则记录了开煮日宣传新酒上市之时的情景，官府调动需要大批妓女出场制造声势，“妓家服役婆嫂，乔装绣体，浪儿手擎花篮，精巧笼仗。其官私妓女择为三等：上马先以顶冠花衫子裆袴；次择秀丽有名者，带珠翠朵、玉冠儿、销金衫儿、裙儿，各执花斗鼓儿，或捧龙阮琴瑟；后十余辈者红大衣带皂、时髻，名之行首，各雇赁银鞍闹装、马匹，借倩宅院及诸司人家，虞候、押番及唤集闲仆浪子，引马随逐，各青绢白扇，马兀供直。预十日前，本库官小呈，五日前点检所佥听官大呈，虽贫贱泼妓，亦须借备衣装首饰或托人雇赁，以供一时之用，否则责罚。”7开煮新酒被当作头等大事宣传，大量妓女浓妆艳抹，轻歌曼舞助威，对宋词不论是内容上或者传播上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宋代有很多的词中使用“开煮新酒”、“煮酒新开”这样的意象，可见每年这种官府行为在文人生活中的影响。
综上所述，城市笔记中保存有大量的文学史料。这些史料有的是宋代文人的生活资料，是研究宋代文人生活状况，了解文人团体的重要史料；有的是后代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的最初形态，对研究诸如小说、戏剧等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1] 耐得翁.都城纪胜[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刘坤、赵宗乙.梦粱录外四种[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3] 厉鹗：《宋诗纪事》卷三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 [4] 周必大：《玉堂杂记·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周密：《武林旧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9月。 [5]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1月。 [6] 张端义：《贵耳集》下，《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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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赵宗乙：《梦粱录外四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