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4)

2019-04-22 11:00

们在中国的见闻。正是这些游记,使西方人第一次较全面地把握了中国和东方的信息,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熟悉。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大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元代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更加清楚,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和西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绍,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大多是亲身经历。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所记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国史实“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记录了数百个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险要、气候物产、人物风俗,与大元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等等,多属前人未载内容。类似的文献还有《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异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熟悉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交通

元代为了满足大都的粮食、物资需要,除了利用陆路和运河交通外,又开辟海运航线。海运成本低廉,终元之世,深受重视。

元代修治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大运河原为隋朝时修建,元代为补充修建)。其中主要有从山东的济宁(今属山东)到东平(今属山东)段的济州河,从山东东平到临清(今属山东)段的会通河,自大都至通州(今属北京)段的通惠河等。 编辑本段文化科技

文学

元曲-

元曲四大家,即四位著名的散曲作家-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又称”关、马、郑、

关汉卿 白”。

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过场)构成。一折内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常由一个角色(末或旦)主唱,这些规则,有时也有突破,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达五本二十折。元杂剧对南方戏曲的影响,造成南戏(元明之际叫做传奇)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一系列典型剧作,如

《拜月庭》、《琵琶记》等等。这些剧本经历代流传,至今仍在上演。当时南北曲的风格 已经初步确立,以七声音阶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南曲柔婉。随着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总结戏曲演唱理论的专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论》,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是北曲最早的韵书,他把北方语言分为十九个韵部,并且把字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这对后世音韵学的研究以及戏曲说唱音乐的发展均有很大的影响。 艺术

绘画-

元代未逾百年,然在中国绘画发展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山水画方面,由于蒙古朝廷

元朝文物

轻视汉人,多所贬抑,汉人知识分子有不愿出仕异族朝廷者,多避居山林,与友朋往来,其中不乏有以书画交谊。此时的绘画脱离了宫廷气氛,文人画获得了突出的发展。文人画多取材山水、花鸟,借以抒发“性灵”和个人抱负。画家标举士气,崇尚品藻,讲究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并开启重视诗、书修养的文人条件。此类画家以“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为代表,并开启后来中国山水画主流。

入仕元庭的画家也对中国绘画有重要影响。如赵宋后嗣的赵孟頫,官拜刑部尚书的高克恭,以及如朱德润、柯九思、任仁发、唐棣等。赵孟頫提倡复古,主张青绿设色和古朴的山水构图,著名的作品如《鹊华秋色图》可为代表。而由于道教艺术在元代颇为活跃,多有壁画及外销画作流传,《永乐宫壁画》是此类绘画的代表作。 工艺-

元代是景德镇真正驰名的时期,最著名的瓷器即为青花瓷和釉里红。此时的瓷器外销极为畅行,所以有研究认为青花的纹样是伊斯兰教客户的要求而出现。龙泉窑的青瓷也非常著名,外销日本与朝鲜半岛的数量甚多,亦大量外销到东南亚一带。 宗教

元代在很大程度上对不同的宗教持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各种宗教,包括佛教、基督教等都取得了较大

元代教堂遗物

的发展。在忽必烈时期,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获得了元朝廷相当的尊重,萨迦派法师八思巴被忽必烈奉为国师(後升为帝师),赐玉印,任中原法王,命统天下佛教,并兼任总制院(後改名为宣政院)使来管理吐蕃(今西藏)事务。与此同时,随著中西方的交流,基督教(尤其是景教和天主教)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加,各地商旅乃至教士亦来往频繁。不过,元世祖忽必烈曾在礼节上歧视伊斯兰教,例如不尊重其宰羊方法,伊斯兰教徒被逼吃死肉。此法令亦适用於基督教徒。

由于大元对境内各种宗教基本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对信仰宗教的问题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甚且优容礼遇之,这种环境自然有利於宗教的传播与发展。元代僧人有免税免役特权,致使一些不法之徒投机为僧,甚至干预诉讼,横行乡里,成为元代的一个社会问题。同时,由于元庭对宗教管制较为宽松,因此民间抗元势力也利用白莲教传教的方式建立秘密组织,进行抗元起事。 大元皇室祭祖、祭太庙、皇帝驾幸上都时,都由萨满教主持祭祀。忽必烈时期藏传佛教取代了萨满教在宫廷里的地位。八思巴被奉为国师,曾向忽必烈及其王后、王子等多人灌顶。但底层蒙古人社会仍然大多信奉萨满教。其他民族则信奉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等。

元代僧人有免税免役特权,致使一些不法之徒投机为僧,甚至干预诉讼,横行乡里,成为元代的一个社会问题。

建筑

元大都、阳和塔、北岳庙德宁殿、山东曲阜孔庙承圣门、启圣门、慈云阁、圣姑庙、广胜寺明应王殿、延福寺大殿、河南登封县观星台、天宁寺塔、河南安阳白塔、河北邢台县弘慈博化大士塔、北京阜城门妙应寺塔、居庸关、福建龙溪县漳州桥、福建南靖县书洋镇下板村裕昌土楼。

服饰

元朝没有强制实行类似于清朝的“剃发易服”,汉服制度得以保留,元代贵族袭汉族制度,在服装上广织龙纹。据《圆史舆服志》记载,皇帝祭祀用衮服、蔽膝、玉簪、革带、绶环等有饰有各种龙纹,仅衮一件就有八条龙,领袖衣边的小龙还不计。龙的图案是汉族人民创造的,它代表着华夏民族的文化。晚唐五代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建立政权,都无例外地沿用了这一图案。到了元代更加突出,除服饰大量用龙之外,在其它生活器具中也广泛使用。元代蒙古族男子,戴一种用藤篾做的“瓦楞帽”,有方圆两种样式,顶中装饰有珠宝。 元代服装大量用金。辽、金统治地区织金技术有很大进步,尤以回鹘族地区最为流行,所织衣料最为精美。元代继辽、金之后,在织物上用金更胜于辽、金。

蒙古族男子,戴一种用藤篾做的“瓦楞帽”,有方圆两种样式,顶中装饰有珠宝。辫线袄的样式,为圆领、紧袖、下摆宽大、折有密裥,另在腰部缝以辫线制成的宽阔围腰,有的还钉有钮扣,俗称“辫线袄子”,或称“腰线袄子”。辫线袄产生于金国,大元则大规模使用,最

初可能是身份低卑的侍从和仪卫的服饰,后来穿辫线袄已不限于仪卫,尤其是在元代后期。一般“番邦”“侍臣”官吏形像,大多穿此服。这种服饰一直沿袭到明代,不仅没有随着大规模的服制变易而被淘汰,反而成了上层官吏的装束,连皇帝、大臣都穿着。

元朝文物

元代服装,以长袍为主。样式较辽代的稍大。男子的公服多从汉族习俗,“制以罗,大袖,盘领,右衽”。其职位级别,在服装的颜色及纹样上表示。公服之冠,皆用幞头,制以漆纱,展其双脚。平日燕服,多穿窄袖袍。地位低下的侍从仆役,常在常服之外,罩一件短袖衫子,妇女也有这种习俗(称为襦裙半臂)。袍服的形制,除辽金通用者外,还有一种样式,为圆领,紧袖,下摆宽大,折有密裥。

书法

元朝在其统治初期就恢复了科举制度,尊崇属于汉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但是,在元朝实行的种族制度下,一般汉族人却遭受歧视和不平等对待。很多汉族的士人无法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便潜心于书画等技艺;另一方面,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也受他们影响,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书法家。

元代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是赵孟頫,他出身于赵宋宗室,却在大元国出仕。赵孟頫在书法方面成就非常全面,篆、隶、真、行、草各体皆精,尤其是他的楷书,风格典雅秀美,人称“赵体”,与颜真卿的“颜体”、柳公权的“柳体”、欧阳询的“欧体”齐名,至今仍是最受人们喜爱的楷书典范之一。

赵孟頫主张学习书法应广泛汲取古人的长处,在他的影响之下,元代的士人学习书法多以“复古”为尚:一方面,元代的书法家以晋、唐人的作品为榜样,重视书法基本功的训练,与宋人作书崇尚“意造”的旨趣大异;另一方面,和赵孟頫本人的成就相似,元代的书法作品也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前朝的多样性,不但行书、草书出现了成就很高的书法家,楷书的成就也高于宋朝,更难得的是,像章草这种几乎绝迹的古书体也有书法家下功夫研习,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鲜于枢与赵孟頫齐名,但影响略小,尤其擅长行、草书,赵孟頫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除去赵孟頫的自谦,也可见鲜于枢草书成就之高。与他们同时代的书法家邓文原则擅长章草,是研习这种古书体不多见的名家之一。康里巙巙稍晚于赵孟頫,也以草书名世,是少数民族书法家的代表人物。

史学

元代的史学有丞相脱脱主编的《宋史》、《辽史》、《金史》。

思想教育

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代在蒙古史上首次专门设立

“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

元代的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但儒生在元代也受到了极大的歧视,甚至在民间有“九儒十丐”的说法。

大元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据此,他提出了“科举虚诞,朕所不取”,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 地理

《大元一统志》开蒙古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超过了宋朝。 农学

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 印刷术

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大元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此外,元政权对医学、造船业、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汉语入声声调

汉语入声声调在北方最早被认为在元朝消失,后派入平上去三声,江淮地区及以南至今保留入声声调。

编辑本段对外交往

元朝时与各国外交往来频繁,各地派遣的使节、传教士、商旅等络绎不绝,其中威尼斯商人尼可罗兄弟及其子马可波罗成为得到元朝皇帝宠信,在元朝担任外交专使的外国人。元廷曾要求周边一些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臣服,接受与元朝的朝贡关系,但遭到拒绝,故派遣军队进攻攻打这些国家或地区,其中以元日战争最为著名,也最惨烈。

东北地区

东北方面有高丽王朝与日本国(镰仓幕府)。高丽王朝领有朝鲜半岛,之后被崔氏政权统治,高丽王变成魁儡。高丽先后臣服于辽朝与金朝,蒙古兴起后与高丽共同灭金,并约为兄弟之国。1225年蒙古要求高丽向其朝贡,蒙古使节抵达义州边境时,被高丽所害,当时蒙古忙于西征,无暇征讨。1231年窝阔台汗派撒礼塔率兵入侵高丽,崔氏政权领袖崔瑀抵御失败,高丽首都松都(今开城)被攻陷,史称高丽蒙古战争。蒙军设置多位达鲁花赤以监督高丽政事。隔年崔瑀杀死达鲁花赤,拥护高丽王高丽高宗从松都迁往江华岛,并且长期抗蒙,另外三别抄军抵抗蒙军至1273年。然而高丽朝廷分裂成反战的文派,与抗蒙的崔氏政权。贵由、蒙哥时又四次讨伐掠夺高丽地,1258年崔氏政权被颠覆后,高丽高宗遣子称臣,正式成为蒙元的藩属国。1283年元世祖为了讨伐日本,于高丽国设置征东行省,高丽王为行省的左丞相,内政受蒙古人控制。高丽君主从忠烈王开始娶蒙古公主为妻,高丽君主继承人按照约定,必须在元大都以蒙古人的方式长大成人后,方可回高丽。高丽成为元朝的藩属国后,元世祖又六次遣使者赴日劝降,均告失败,于是发起元日战争。1274年元军发动第一次侵日战争,日本史书称之为“文永之役”,以三万二千余人,东征日本。1281年七月,忽必烈又发动第二次侵日战争,史称“弘安之役”,由范文虎、李庭率江南军十余万人,到达次能、志贺二岛,却碰到台风,溺死近半。通常认为台风(日本人称之为“神风”)与元军不擅水战是这两次征日造成失败的最大原因。而后元世祖又准备第三次东征,因大臣劝阻,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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