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者的关系。早在十年前，美国的学界就有人发出了记者和教授再结公共知识分子联盟的呼声。罗森（J． Rosen）1994年在《大众传播批判研究》杂志上发表的《让事情更公众：论传媒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一文，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罗森强调，作为公众生活中的两大力量，记者和教授可以，也应该汇合到一起，重新做一件杜威一直希望公共知识分子能做的事，那就是“社会事务的知识化。”罗森写道：“教授们和记者们的合作，是因为单凭各自群体都无法将显见的事实转变为公众真相。当学者（教授）对??人民说话时，他们变成了华尔泽所说的‘有联系的批评者。’在教授和记者协调彼此关系时，教授必须走出自己的专业，找到一种能与记者和编辑分有的共同语言，而记者和编辑则又必须找到一种能与读者分有的语言。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同群体的人们通过公众对话找到了彼此对方，公众性才能成为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则。”〔44〕
在这里，极为重要的是，教授和记者各自所见出的重要事实（facts）并不就等于公众所关切的“公共真相”（public truth）。教授和记者可以在他们各自关注的“问题”上先形成相对小型的公众，当这些问题被更大范围的人群当作“公共真相”接受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时，也就形成了更大范围公众的基础。对于任何规模的公众来说，他们所活动的那个空间都是一个“公共领域”，它可以随时随地形成，又随时随地消失，规模可大可小。学术会议和会议后的闲聊，记者编辑间的饭局交谈，网络聚会和短评，只要有人就特定公共问题在没有外力强制的情况下，平等、理性地交换意见，就算是有了公共领域。无论是咖啡馆、沙龙，还是饭馆、茶楼或者网站，它们的公共领域价值，全在于为公众聚会提供了一个面对面议论公共问题的场所。记者或教授的公众聚会帮助他们把专业知识转为有的放矢的“社会理解力”。 罗森在“知识”（knowledge）和“理解力”（intelligence）之间作了区别：“对一个学者（教授）来说，寻找公众身份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把先进知识‘运用于’社会问题，或者把学术研究转述给外行听众。教授要做的应当是生产一种用其它方式也可以同样获得的知识。”这种知识就是“理解能力”（intellect）。它是一种基于公开信息、理性思考和相互倾听的能力，“公共生活中活的理解力本身就是一种探索方式。”每个公众都是知识有限的人群，“在生活匆忙的社会中，没有人能够全部地把握（所有）公众问题，公众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中起作用的。知识于是成为‘具体的理解力’（embodied intelligence），??获取公共知识靠的不是一下子通过某种魔术般的公共交际，也不是进入某个无所不包的公共领域，而是通过与许多（小）公众在许多不同层次上的交往，这些交往的参与原则就是社会共同遵守的公共伦理。”〔45〕
一个社会必须共同遵守的公共伦理是民主社会中复数公众之间相互交往的根本条件。民主社会的公共伦理是很具体的，那就是得到确切保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民们相互平等、自由而理性地相互交往，相互讨论和协商，“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不存在一个同质的、单一的大公众，大公众都是由小公众之间的关系形成的。一个大公众容纳的复数小公众越多，共同的规则越重要。公共知识分子不仅是在自己的小公众中坚持和实行民主规则的人，而且也是大公众中提倡和实行这种规则的人。罗森认为，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公众服务”，这种服务是批判性的，它和后现代学
院派价值相对论以及商业传媒的唯利是图、价值虚无论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作用。在这种公共服务中，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一道，营造一种‘我们’的语言来言说共同的价值，共同的问题，共同的历史现刻感和历史可能性。在这里，‘共同’指的不是专业学科内的共同，而是穿越种种把知识和公共生活隔离开来的疆界。”〔46〕
教授和记者都需要穿越专业知识和公共生活隔离的疆界。从新闻与公众的关系相对比专门学术知识密切这一点来看，教授受到的学院专业限制要比记者明显。许多教授甚至还刻意强调自己的“纯粹”学院专业性，以“不问政治”为治学的规范。对此，罗森引述了罗蒂和华尔泽对学院派教授的批评。罗蒂对那些不谈民主问题的所谓“文化研究”学者极不以为然。华尔泽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人的学术专业与他的知识分子关怀并无必然联系，政治学、社会学的教授并不一定关心公众问题。〔47〕 尽管新闻工作者看上去与公众保持着联系，但新闻同样有一个需要穿越专业知识和公共生活隔离的问题。公众新闻的理念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来的。卡里（James Carey）就此写道：“新闻的灵魂是公众，公众是新闻的最高目标，没有公众，新闻也就成为没有意义的事业。新闻若有任何基础可言，那就是公众。新闻若有委托人，那就是公众。??新闻的经典之作无不来自于报纸和公众的关系。??可是，如今的新闻辞令虽然也还在谈公众，但其实已不再知道何为公众，到哪里去找寻公众，甚至不知道今天是否还存在不存在公众。”〔48〕记者寻找公众，穿越专业和公共生活隔离分界的工作往往是很具体的。记者选择什么作“如实报道”，而对什么故意保持沉默，这看上去是一种专业决定，其实却联系着他的公众意识。就在他选择对某些社会现象或发生的事件保持沉默的时候，他看上去并没有说假话，但却已经造成“实际说谎”的效果。让大量同一性质的政治消息充斥在媒体上，看上去是为读者的知情权在服务，但提供的信息越多，未必就越能满足公众对政治信息的需要。记者是通过对某些敏感、“不方便”、但有公众需要的消息的选择来跨越专业和公共生活隔离问题的。在对特定事件报道时，记者的“客观性角度”既是一种优势，又是一种局限。优势在于客观性本身的说服力，局限在于记者不能对事件作深度报道。客观报道的客观性在于其直接可见；而深度分析，顾名思义就是挖掘不直接可见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在讨论同一事件时，教授往往要比记者谈得深入。教授的深度分析也要讲究客观性，但这客观性指的不是直接可见性，而是合理性。只有当记者走出他的专业角色时，才有可能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表意见，不再接受直接可见性的束缚。
记者的职业语言确实比教授的专业语言更接近公众语言，这使得记者可以在教授和公民之间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这种中介作用对社会民主化可以有积极的意义，它能有效地破除“专门家”（专门知识人士和政治人士）的神秘色彩。大众往往对学术专门人士怀有敬而远之的态度，记者可以帮助公众亲近学者，了解学者，同时也帮助学者适应公众的知识要求。普通民众有权要求学者把自己的意思表述清楚，以决定他们的知识是否对自己有用。这种以平常人要求为主，以专家意见为辅的搭配，似乎已经在大众媒体上成为主要的公众知识形式。专家、学者、政治家被邀请来对一些专门问题作“深入浅出”的讲解说明，尽他们为公众的知识服务责任。传媒报道专门知识或者让专业人士直接将专门知识通报于公众，
这是为了满足了公众的信息需要，不是把专家的知识强加给他们。专门知识是否对公众有用，最终还得由公众自己决定，这对专家知识有“降尊”的作用。
记者帮助专门知识降尊，不等于让知识分子当陪衬。在公共生活中知识分子有其它社会群体无法取代的作用。强调知识分子的专门知识可以为大众理解和运用，这是民主的态度。但是，如果强调专门知识必须为大众理解和运用，否则便没有价值，那便是民粹主义的倾向。这种民粹主义倾向曾在文革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知识分子可以，也必须在当今媒体为他们所设置的陪衬角色之外重新设计自己的“公众”角色。这种角色不仅体现在知识分子通过媒体为公众提供有品质保证的知识，也体现为知识分子对媒体本身的品质监督。例如，在今天的中国，监督媒体品质首先是要它说实话、说真话。说实话、说真话关系到社会透明度和民众知情权，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公众问题。说实话、说真话只是一个低程度的民主问题。较高程度的民主问题（如体制、程序、理念、价值和民主文化），则在更大程度上需要有高品质的思考和讨论。有效的民主社会依赖有品质的公众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把知识分子和公众联系在一起，既是为了表明知识分子介入社会问题的责任，也是为了主张，无论是谁，若要有效地介入公众问题的讨论，都需要尽可能地尊重知识学理。一旦知识思考与公共关怀合为一体，那些原本似乎只属于知识分子的精英特征也就会获得普遍的公民社会意义，成为现代社会普通公众都可以具备的思想和行为特征。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说真正实现了“公众事务的知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