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达成双赢的局面，是我们亟待研究思考的问题。
13亿人口日推迟4年意义重大 “这是个迟到的13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人口学家翟振武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但将“13亿人口日”推后了4年，而且把世界的“60亿人口日”也向后推了4年。他们认为，由于中国一直坚定不移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不但使上个世纪最后10年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下降了千分之四，平稳度过了由于人口增长“惯性”引起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更让世界60亿人口日的到来推迟了大约4年，这不仅使得国家和社会节约了抚养费，物质技术装备费、还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世界的稳定发展和环境改善也作出了积极贡献。
到本世纪40年代，中国人口总数将达到峰值，超过15亿。这个前所未有的人口规模还伴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据专家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对于如此庞大的流动人群，需要政府在政策、制度等方面加以调整，提供包括生殖健康在内的多种服务，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目前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升高到116∶100，严重偏离了正常值。不仅农业人口中出生人口性别比较高，非农业人口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呈升高趋势。
三、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根据中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到2020年，全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从现在的7％增加到11.8％，老龄化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到本世纪中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特别引人注目的还有高龄化问题。80岁以上老人到时将超过l亿，是现在的10倍。
四、急剧增长的人口数量将给就业形势本已不容乐观的劳动人口带来更大的就业压力。 五、人口的地区差别越来越大。在西部农村，农民家庭普遍希望多要孩子，以“养儿防老”；而在东部的大城市如上海，不要孩子的家庭却在不断涌现。 中国人口承载量最高16亿
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估测：我国人口承载量最高应控制在16亿左右。最合适的人口数量为7亿左右。这就是说，16亿或者说17亿是中国的一条生命线
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主要对策2007-04-29 04:36
人口老龄化，在整个21世纪将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构成了新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众所周知，我国人口老龄化迅速地、大规模地到来，尤其是高龄人口的迅速增长，是前所未有的。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还处于欠发达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问题势必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等重大战略性问题，我们必须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登高望远，审时度势，总揽全局，积极应对，做出正确的战略性选择，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和应对之策。
首先，在国家战略层面上，要正视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客观存在及其可能带来的挑战和影响。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你承不承认、欢不欢迎，都客观的存在。所以，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的态度，也不能一提人口老龄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我们应该站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上，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更要认真研究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因此，科学、客观、理性看待人口老龄化问题，认清未来中国人口结构演变的发展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都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是正确地看待人口老龄化问题，并提出科学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体系和具体措施。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客观产物，对人口老龄化人类社会是不可选择的，但人们在人类老龄化面前也绝不是无能为力、被动适应的，人类社会完全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因势利导，采取适当的对策来缓解矛盾，化解困难，可以积极地化挑战为机遇。当然，对策的选择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是不同的，在21世纪的漫长过程中，对策也要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演进和创新。目前的主要对策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充分利用当前人口红利期——社会养老负担相对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尽快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制度，为应对今后进一步老龄化做好各项准备。
1在政治层面上，要大力提高政府和全社会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视程度，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制定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中长期政策和长远规划。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都承担起各自应尽的职责和责任。在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中，政府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政府职能的发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级政府都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现象和问题，在改革中创新，
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用产业化、社会化的运行机制，推进安老、养老产业的不断发展，进一步满足广大老年人在物质、精神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殊需求，逐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环境、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2、在经济层面上，充分利用当前人口红利期，以较短的时间建立起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制度。我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的。因此，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努力壮大经济实力，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来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预计下一个世纪我国老年人在2015年前后达到2亿，在下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老龄化高峰时我国老年人将在4亿以上，占全国人口的1/4，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估计为下世纪中叶)在8000万—1亿，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1/5以上。下世纪前半叶，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即或能占到世界10%，但仍要负担世界20%—25%的老年人，物质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困难仍是很大的，应未雨绸缪，早作筹划。
3、在社会层面上，要大力弘扬中国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实行“以政府为主导、家庭为主体”的养老模式。从总体上讲，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不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高，还有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我国众多的老年人口，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目前我们还不能照搬西方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只能从我国国情出发，按照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量力择路，构建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从当今世界的普遍状况来看，90%以上的老人最终都要在家中安度晚年，养老回归家庭也是一种必然趋势。同时，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重礼节、讲孝道的民族，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儿女绕膝、天伦之乐是对老人最大的安慰。
4、在人口层面上，在经济社会可以承受的前提下，实行更加符合实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解决人口结构中不尽合理的现象。坚持正确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我们在面对、处理、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时，始终坚持人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在人口加速走向老龄化态势下寻求可持续发展，可以有多种思路。其中可持续发展理论，坚持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了代际之间的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为探讨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基本的准则。具体而言，坚持可持续发展，应将满足老年人口需要纳入科学发展的宗旨之中，同时着眼于对全部资源的有效和科学利用，重视老年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
5、在产业层面上，要注意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产业。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将使得未成年人口的消费品需求逐渐下降，而适应老年人口需求的各种消费品以及服务将会不断增加，并由此对我国现有的经济产业结构提出了挑战。适应人口老龄化、针对老年人自身需要的产品与服务需求将越来越大。而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又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个人从事老年产业研究，开发老年消费市场，从而引发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迁。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大力兴建公共养老设施、扩大老年活动场所、增加老年服务项目、提升老年服务水平、发展老年服务产业。
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利弊谈
(2006-07-13 19:32:34)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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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日记（每日话题摘要）
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的问题，意义极为重大。它涉及未来50年中国社会能
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和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 ——李强
十几年来，城市农民工、外来工、流动人口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城市中的众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中的众多制造业、服务业工作是由这个群体完成的。虽然他们在城市中并不居于核心地位，客观地说他们只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但是，毋庸置疑，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的问题，意义却极为重大。它涉及未来50年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和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
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城市化的困境
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所谓“现代化”成为同样的一个历史进程。这样，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即多数人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就是前述的从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表现为工业和人口的持续的、大规模的集中，城市数目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不断增多。第二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中出现了所谓市郊化以及后来的超市郊化现象，即大批居民从城市的中心地迁往城市的郊区地带。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的中心地带环境污染问题严峻，另一方面，发达的现代交通工具，也为人们从城市移居到郊区提供了可能。这一阶段的区域发展模式表现为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增长停滞，城市周边区域不断扩增，卫星城市的居民区发展迅速。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带”发展较快。
然而，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却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即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而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由此可以看到，由于矛盾长期积蓄，中国城市化任务的压力就显得无比沉重，需要在短期内解决长期积蓄的问题，出现了短期内城市化需要加速发展的局面。显然，这会带来新的发展上的不协调。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一。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此种差距已有长久的历史，今日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仍然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处在一个历史时期，既有非常原始的农耕社区，也有达到欧美水平的后工业化发达社区，比如上海的浦东社区。差异如此悬殊的社会结构，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一般说来，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都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农村与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为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大约为2.6－2.8倍，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