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也不鲜见。河南鹿邑花2亿为老子修明道宫和太清宫，安徽涡阳建一个老子骑青牛铜像就花了120万。
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吴祚来下定义为“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当代人有时想动用自己的财富与实力， 来打造场面宏大的古代文化价值。但人们看到的只是铺张的建筑样式，绝非古老而永恒的核心价值理念。
喻学才也有类似体会：就像京剧只有“一桌二椅”，舞台上东西越多，戏剧精神就越少，艺术也就越少。“何必要把真牛赶上舞台呢？”他认为，重视传统文化并不一定要把汉唐建筑都恢复起来，大兴土木往往是最笨、最假、最劳民伤财的做法。
陕西作家陈忠实在谈到西安时曾说：历史不应该是这座城市发展的资本---有点可疑的资本。
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表示，大家一拥而上争夺名人故里，充分说明我们的文化创造力严重不足。表面上看是民族自豪感的体现，实质上是文化自卑感的阴影。
跟中国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形成最直接对比的，是刚刚游到上海世博会的丹麦“小美人鱼”，个头儿不到1.8米，却被丹麦乃至全世界视作瑰宝。
官员在政绩压力下的“偷懒心态”
喻学才曾经为浙江某个国家级风景区做规划，并根据景区特色作了宣传主题曲。送给当地政府审阅时，正赶上主管官员从美国拉斯维加斯考察回来。“可以用拉斯维加斯的曲调嘛！”一句话搞得喻学才哭笑不得。根据他的观察，照着西
方的葫芦在中国画个瓢，似乎是不少地方官员在规划和设计城市形象时普遍选取的“捷径”。
所以他乐观地相信，一轮轮名人故里争夺战或多或少会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争名分、攀祖宗的古人经济和文化铺张背后，不可或缺的仍然是领导意志。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认为，地方政府参与名人故里之争，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有可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二是借此提升本地知名度；三是通过对遗址和名人故里的修整，优化当地环境。而这三个方面都是可被列入政绩考核的指标。
对于历史资源的争夺，表象上是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实质上反映了政府官员在政绩和GDP的双重压力下，既缺乏创新能力又渴望一蹴而就的偷懒心态。裴钰认为，破除“懒政思维”迫在眉睫。
那么，城市旅游规划到底要向传统学什么？
“首先是多读书，现在的不少地方官员学历不低而文化不高。”一位参与多个城市旅游规划的文化学者如此评价。白居易营造庐山草堂，苏东坡经营杭州西湖，柳宗元设计万石亭，这些“开发者”本身就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和鉴赏水平。
当然，古人做这些设计开发，只图风雅美名，并不关心投资效益，现在搞历史资源开发必须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喻学才说，正因如此，才要求政府领导者更精准地确定城市形象和城市定位。
旅游开发的同时不能忽视遗产保护。瑞典历史学教授巴克特曼说，欧洲争名人故里的风气也很严重。瑞典有38个地方挂着“诺贝尔故居”、“诺贝尔小屋”、
“诺贝尔学堂”等招牌；法国巴黎有三处巴黎公社社员墙；在德国，歌德有两个故乡，马克思有三个。
同样是为了吸引游客，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争的不是这些大师的故里何在，而是竞争谁对他们的遗迹保存得多、保护得好。而且，他们也不会动用纳税人的巨额款项率意而为，修建一些莫名其妙的仿古建筑。
清代，襄阳和南阳就为诸葛亮出生地争得面红耳赤。时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衡以一副对联劝勉双方：“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面对古代官员的如此襟怀，今天那些为政绩搞故里之争，为此不惜拿小学生当道具的领导难道不感羞愧？”陈勇说。
江油执拗地喊出“绝不分享李白故里”，让喻学才感到无奈。他说，“黄州赤壁”特色在苏轼的二赋一词，即“文”；而“蒲圻赤壁”则以《三国演义》中传说故事为特色，即“武”。“一文一武，联网推销，来个双赢不是很好？”■ 造城“大跃进”
东部沿海已进入城市化减速阶段，中西部恰处于加速阶段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今年5月，内蒙古清水河县60亿元造新城事件被新华社曝光，再次引发公众对中国造城运动的强烈关注。
10年前，当地政府规划在距离老城26公里的山坡上，投资60亿元兴建新区，迁移县城。就在新城兴建6年、投资1亿多元后，遇到国家宏观调控，集体
烂尾开始。各种成型或半成型的建筑，随即被废弃在荒芜的山坡上，变成名副其实的鸟巢---鸟粪满地，人迹罕至。
值得琢磨的是，被曝光的这座烂尾城并非个案，实际上是国内之前一波造城运动留下的一笔欠账。 让中西部慢下来，很难
清水河县谋划造新城时的年财政收入仅3000万元。政府为何要在如此薄弱的财力下，支撑一个无法负担的造城梦？
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室主任刘霞辉看来，若将清水河造新城事件放在10年前的大背景下，就会发现从规划到烂尾，有着更为内在的原因---当时，全国正掀起一股“大规划”风潮。
2001年开始，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做起了“大规划”，领头的是直辖市和省会。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曾对此期间的造城风波做过详细调查，他指出，“大规划” 在2003年至2004年达到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那时有48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
当时有个城市，几乎是按照比“大伦敦”“大巴黎”规划面积大出近10倍的规模，设计了一个7万平方公里的发展框架。陆大道院士评价，这样的超大城市，全世界绝无仅有。
“大规划”之风，不久就从大城市蔓延到中小城市。一些城市的政府领导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四倍进行规划。大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广场，按照所谓国际化标准，纷纷上马。
在中小城市，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行政中心搬家”。
这种搬家，经常是把政府搬到离老城几公里乃至几十公里外，除了新建办公楼，还修广场、马路、公园等配套设施，工程浩大。与此同时，大多百姓居住的老城被遗留一旁，没人改造。刘霞辉说，这主要因为旧城改造的成本大于建新城---建新城圈地成本小，而旧城每平方米的拆建成本逐年增加。
清水河县是这一做法的典型。大建新城的同时，当地老城却出现这样的情景：城区只有唯一一条自西向东的主干道，且非常狭窄，一些地段仅能容两辆汽车并排经过。10年间，当地居民并未感到县城面貌有变化，还是“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
如今，清水河县重启停滞10年的旧城改造，新城已成为大跃进“遗址”。然而“大规划”、“大手笔”仍在国内许多地区上演，尤其是中西部城市。
5月下旬，重庆传出“将投入1770亿元进行城市改造”的消息。
“不能简单地认为中西部造城就是突击。”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指出，这些年来，中西部与沿海地区的工业化速度差距在缩小，但城镇化差距却在拉大。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约60%，西部地区只有约38%。因为所处阶段不同，东部沿海已进入城市化减速阶段，中西部恰处于加速阶段。 “让中西部慢下来，很难。要注意的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推进，必须因地制宜，吸取东部沿海地区以往的教训。”魏后凯说。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王景慧也认为“大规划”不能一概否定。问题在于，中西部造城中的城市规划，相当多的是没有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而是直接效仿“浦东模式”：低密度的土地供应、超大尺度的路网。浦东实践大体量规划，取决于上海在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系统中的优越地位，对许多地区而言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于是规划伊始就潜藏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