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中）离开西安前与邵力子（左）等人在机场告别
再者，家人的安危也是其要考虑的大问题
据张学良的侄子张闾实回忆：“小时候读到‘西安事变’时不理解大伯父为什么这么做（送蒋回南京），后来父亲告诉我，是大伯父牺牲了自己救了整个家族。当时的军统已经掌握了张家所有亲属的资料，而军统局长戴笠是个冷血的杀人魔鬼，不会轻易放过张家人的。宋美龄当时承诺只要大伯同意一起送蒋介石回南京就保证张家的安全。”这种情况的确也存在，比如就在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远在南京的张学思就被软禁了起来。家人的安危想必也是其作出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张学良之所以敢这么做，是以认定自己此行风险不大为前提的
尽管上述种种解释看起来都非常合理，但如果张氏不认定南京之行完全安全，那么恐怕有多少理由也不足以让张学良拿自家性命开玩笑。其实，尽管张学良在很多场合都信誓旦旦地宣称：“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我到南京，是准备去被处死刑的。”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是已经得到了宋子文、宋美龄安全保障，并且确信蒋介石不会食言之后才真正下决定送蒋的。
据宋美龄在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记述说：“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之政治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张之请求，亦有其特殊之意义，足使此后拟以武力攫夺权利者知所戒惧，而不敢轻易尝试。故余与子文赞成其意，允其同行。余更愿在此特别声言，负责叛变之军事长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国法之裁判，实为民国以来之创举，此中央政府之所以赦宥张学良而为若干外人所骇为不解之真实理由也。”而且当时宋子文和宋美龄一再向张学良担保，回到南京后蒋介石绝不会难为他，他肯定很快就能安然返回西安，因此他并不十分担心个人前途。
除了宋氏兄妹的保证外，张学良还坚信蒋介石“言必行，行必果”，他在南京下飞机后曾对原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说：“我这么大的个子，他（蒋介石）那么大个子，我说了话算，难道他说了话不算数？”
正因为他自认为得到了两方面的“安全保障”，所以他才敢慨然送蒋，并在之后一段时间始终认为自己很快就能返回西安。直到他被判刑前夕，还满怀信心地给毛泽东写信道：“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顺利，俟二三日把政（改）府（事）做完，几天即回”。即使判刑之后，他仍旧相信这不过是蒋为环境所困不得不搞的“官样文章”。甚至最终得知没有可能回去之后，他也还是相信蒋“谅亦有为难处”，因“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因而“此事仍有转圜办法”。
其实，蒋介石本来多次拒绝张学良陪其回南京，但回到南京后他又经过反复考量，决定自食其言，扣押张学良并将其软禁。另据曾任南京复兴社特务处书记长的张严佛回忆。似乎软禁张学良，在其抵达南京之前，即已敲定：“12月24日，戴笠从西安回到了南京。晚上九时，戴笠在鸡鹅巷五十三号找我和军统局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去，他非常高兴，一边笑，一边很严肃地对我们说：‘张学良将于明日送委员长到南京来，我已经和宋部长（宋子文）商量好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学良到南京的消息千万不可张扬出去，你们要特别注意。’戴笠又说；‘乙光赶紧在特务队挑出十几个人来，要机灵可靠的，仪表好的，都穿蓝色中山服，佩带二号左轮，由乙光带到宋公馆去，看守张学良。’”
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明令特赦张学良，交军委会严加管束。 参考资料：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山西人民出版社；郭俊胜《张学良史事笺证》，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缪平均《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原委》；孙晓青《张作霖家族60年风雨岁月》，《小康杂志》2010年第5期；范克明《张学良传》；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窦应泰编著《张学良遗稿》，作家出版社；《日本NHK记者采访录：张学良开口说话》，等。
结语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与史沫特莱谈话时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