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宋代的传奇是在唐代传奇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两者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宋朝时，出现了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剧种——南戏，最早的南戏剧本有《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遭盆吊没兴小孙屠》等。北宋初，李昉等人受宋太宗之命，在太平兴国年间编纂了中国最大的小说集《太平广记》，它搜集了自汉至宋初的各种小说、笔记、野史等500多种，共500卷，另有目录10卷。全书按题材分92大类，150多小类。由于《太平广记》保存了大量古代小说，又采用分类编纂的方法，给后来研究小说史的人带来了极大方便。 中古期的第三段从元代开始，延续到明代中叶。从元代开始叙事文学占据了 文坛的主导地位，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从此，文学的对象更多地从案头的读者 转向勾栏瓦舍里的听众和观众。文学的传媒不仅是写在纸上或刻印在纸上的读物， 还包括了说唱扮演的艺术形式。儒生社会地位降低，走向社会下层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先是适应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继而提高这些文学形式，于是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高明等一大批不同于正统文人的作家。元代的文学以戏曲和散曲为代表，以大都为中心的杂剧与以温州为中心的南戏，共同创造了元代文学的辉煌，而明代流行的传奇又是对元曲的继承与发展。元末明初出现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两部长篇白话小说，成为这个阶段的另一标志， 它们的出现预示着一个
长篇小说的时代到来了。
元朝文学的主流是元曲，它分两个方面：元杂剧与散曲。在元朝，出现了“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 元杂剧是我国古典戏曲中具有完整戏剧形式的剧种，它在结构上一般每本分为四折，也有少数杂剧有五折、六折的。所谓“折”，大体相当于现代戏的“幕”。每一折既是音乐组织的单元，又是一个较大的剧情段落。四折串演在一起，刚好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合乎剧情由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顺序。有的杂剧在第一折前或折与折之间加一个“楔子”，起交代故事背景或过场的作用。杂剧末尾一般都用两句、四句或八句诗句，来结束情节、概括全剧内容，叫做“题目正名”。在音乐和演唱的形式上，每折限用同一宫调的若干个曲牌组成“套曲”。唱词由一个角色从头到尾唱到底，其他角色只有动作和说白。剧本还规定了男女角色（“末本”和“旦本”）。剧本由曲词和宾白两大部分组成，曲词重在抒情，宾白重在叙事，它们与音乐交相配合，推动剧情发展，塑造人物的艺术形象。历史上有名可考的元杂剧作家共八十多人。
散曲是杂剧的姊妹艺术。它由词发展而来。词在金元时期，由于吸收了“俗谣俚曲”及少数民族乐曲的养分而形成芨曲这种新的文体。散曲虽同词一样，必须按曲牌、韵律填写，但在规定的字数以外可以加衬字，更适合配乐演唱。散曲的语言比词更加活泼自由，更加口语化。它在形式上有“小令”与“套数”之分。“小令”又称“叶儿”，只用一个曲牌，一韵到底，大都用来抒情写景。“套数”又名“套曲”，
是联接同一宫调的许多曲牌而成。套数的长短没有限制，根据需要随意而定。长的套数可以连缀几十支曲牌，但无论多大，都要一韵到底，不能换韵。套数一般都有尾声，如睢景臣的《船涉哨遍》（高祖还乡）套数，由七支曲牌和一个尾声组成，写出了乡民对刘邦的嘲骂和讽刺。 元朝南戏的颠峰之作是《琵琶记》，元末高明撰。写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共四十二出。被誉为传奇之祖的《琵琶记》，是我国古代戏曲中一部经典名著。除此外，比较著名的作品还有《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四大剧本，它们创造于明朝。
明清时期，由于科举考试的僵化、统治者为控制思想而大兴文字狱以及音乐曲词向通俗化方向发展等原因，诗词的创作趋向衰落。明代时词的曲谱失传，这一文体也就脱离了音乐，成为文人案头之作，很少配乐演唱。清代时，词作又大大兴起，出现了众多流派。纳兰性德是影响最大的一位清朝词人，他的词清新婉丽，独具真情锐感，直指本心，多描写风情与相思之情。
在明朝初年，有像宋濂、刘基、高启这样的诗文作家。他们由于经历了元末的动乱，接触到广泛的现实生活，写出了一些揭露现实黑暗，具有社会内容的作品。如宋濂的《阅江楼记》、刘基的《卖柑者言》等。但是，在明开国后的100多年中，在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却是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派。三杨官居高位，长期辅政，是所谓“台阁重臣”，因此人们称其诗文为台阁体。他们的诗文充满了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内容，平庸呆板，肤
廓空虚。其次，稍有影响的是以茶陵人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这一派在散文方面主张师法先秦，在诗歌方面追求声调格律，自称宗法杜甫，但总的来看，他们的作品并没完全跳出台阁体的圈子。随着明朝中后期各方面矛盾的日渐激化，文坛上也发生变化，以“前七子”和“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先后在文坛崛起，他们在反对台阁体的空廓、浮泛和八股文的恶劣影响方面虽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模拟古人为能事，甚至生吞活剥、字剽句窃。这时，以归有光（名篇有《项脊轩志》等）为代表的“唐宋派”和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首的“公安派”先后极力反对复古派。他们反对贵古贱今和模拟古人，提出文学要有质，能独抒性灵，发前人之所未发等主张。这些主张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他们的创作影响都不大。明末出现了反抗阉党的文人集团“复社”、“东林社”等，虽说在反抗社会黑暗上起了一定作用，但影响不大。清朝时由于文字狱的加剧，诗文者更少，代表人物有袁枚等。清朝的吴楚材、吴调侯等编辑成了一部《古文观止》，收录了上启先秦，下至明末的222篇散文。
但是，小说方面的情况却不一样。明朝初年，小说在前代传奇小说、话本和杂剧的基础上就已经有新的发展，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市民阶层壮大后，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反映市民生活的文学创作更呈现繁荣兴盛的景象，涌现出不少优秀的长篇通俗小说和短篇白话小说，以及深受人们欢迎的戏曲，冲击着正统的封建文艺，甚至逐渐取代了正统文学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元末明初出现的《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章回小说中的开山之祖，也是我国最杰出的历史演义小说，它使中国小说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作者是罗贯中。全书共120回，它通过三国时期各封建统治集团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反映了人民在动乱时代的灾难和痛苦，表现了他们对统治集团的爱憎与向背，以及他们反对战争割据、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
和《三国演义》同时出现的《水浒传》是我的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它取材北宋宋江起义的故事，作者相传是施耐庵，其学生罗贯中曾进行过修改。《水浒传》通过宋江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叙述，深刻地揭露了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展现出贫苦农民被迫聚义梁山，拿起武器来反抗斗争的动人情景，反映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水浒传》还为明朝以后的农民起义提供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借鉴，堪称农民起义的教科书。为后世的小说、戏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明朝中期，我国出现了一部举世瞩目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全书100回，前七回写孙悟空的出世和大闹天宫，8-13回写唐僧的出世和接受取经任务，其他部分写唐僧师徒一路上接受种种考验，扫荡妖魔，最终取回真经。《西游记》的内容还存在一些糟粕，如三教归一、佛法无边以及宿命论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等。明朝的许仲琳也写了一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通过纣王无道，终被讨伐的故事，表现了人民的力量，但它也具有很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及宗教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