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于上述的准利益群体。现代社会中的社团组织至少应具备三个基本功能：一是协调个体 行动者与国家的关系，二是协调个体行动者与市场的关系，三是充当利益表达的工具。就 此而论，它们显然还不是真正的自治社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近 20 年的改革已使民 间积聚了相当的资源，可以预期，民间社团的发展及其独立性的增强，将是一个不可避免 的趋势。由于民间社团的缺乏，以及在社会生活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得一些在市场 经济制度构架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冲突和矛盾缺乏应有的解决机制。比如，在农村中，由于 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团体，因而就明显缺乏协调农民与国家关系的组织手段。在这种 情况下，农民的抗拒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抗拒信息传达的延迟性（如用撂荒的方式 抗拒粮食价格过低，但撂荒的问题需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二是爆 烈抗拒发生的突然性。问题在于，在目前国家的宏观制度框架中，没有给民间社团以明确 的定位，缺少将民间社团与其它制度要素连接起来的安排，因此民间社团会在相当一段时 间内，处于一个微妙、敏感的位置上。这种状况是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误解有直接关系 的，即认为有组织的力量是可怕的。但问题是，有时候无组织的力量要比有组织的力量更 为可怕。
4.6 社区是中国社会新的生长点。 ( 略 ) 4.7 无上级主管单位的出现。 ( 略 ) 4.8 民间集团和普通民众的自组织。 ( 略 )
4.9 局部化和地方化与自组织的发育。意识形态的局部化。地方势力的形成。 ( 略 )
4.10 社会无归属群体问题。社会生活组织形式的变化并不仅在于其自身的性质和特 点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将这些组织原来所包容的一批成员甩了出去。在城市中，这批被 甩出去的人员主要包括：国营单位下岗职工，以及到了就业年龄而又无法找到就业机会的 青年。据冯兰瑞估计，“九五”期间，中国将面临第三次失业高峰，全国城镇失业率在 2 000 年将达到 21.4 ％，失业总人数将达 1.53 亿人。以失业人口为主体而构成的社会无 归属群体，将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威胁。
在农村中，情况有所不同，平均主义地承包土地，使个体小农在短期内获得了最基本 的保障。但是，由于农村中以规模经营为基础的产业化、集约化业已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 ，其势必与平均主义的小块土地经营方式形成日渐激烈的冲突，规模经营将会把相当一部 分小农甩出去，使他们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跻身于农村中无归属群体的行列。因此，国 家如何设法建立一套使这部分人以之为依托的制度安排，是近期内必须解决的问题。 五、市场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和可能的危机
5.1 改革以来 20 年间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不同社会力量的角逐、社会规范的片 断化、新社会要素的不断生成、这些新要素与旧社会要素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以及由此而 导致的巨大张力的蓄积，使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摇摆不定；各种发展潜能和发展方向的 共时态存在导致基本的社会安排难以定型。从根本上说，今后的五到十年可能是中国改革 历史上至为关键的一个时期，长期积蓄的矛盾、危机都可能在这一时期随时找到突破点而 爆发出来，打断社会的演进和转变过程。这就把整个中国社会推向了所谓的“高风险社会 ”，其既不同于常规社会，也不同于改革之初的“侵蚀阶段”的社会。可以断言：今后， 中国社会进一步的演化和转变将会迈上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而绝非一帆风顺的坦途 。
5.2 国家机器的日渐钝化。改革后出现的四种基本社会——政治力量，即国家、垄 断集团精英、民间精英与社会大众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处于不停顿的变动、演化之中 ，从而产生了形成各种组合的可能性。国家自主性的降低是改革以后令人瞩目的趋势之一 ，其突出地表现在国家机器的日渐钝化和总体性垄断集团的迅速膨胀这两种现象的结合上
。国家自主性是指相对于社会而言，国家本身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它具有自己独特的活动 、利益和运作手段。但是，当社会学家主张“把国家带回分析框架”的时候，他们的意念 中的国家绝不仅仅包容“国家能力”的概念，尤其是那种从社会中抽取财富的国家能力； 国家自主性还特别包容着“国家的责任伦理”的概念，即作为整个社会的治理机器，国家 理当承担起它的责任。国家的能力和国家的责任密不可分。但是，国家是具体的，是由它 的各级代理人即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构成的。国家的意志和政策依靠它的各级官员的行 动才能化为现实。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在过去 20 年中出现了国家机构中各级责 任承担制的形同虚设，以及金钱对于决策的操纵的趋势。这就使得国家行使威权的能力极 大地钝化了。各级官员的推诿塞责、文牍主义；公检法机构的公开或半公开地追求部门利 益；以及在政策制订上明显的有利于富人的取向，使国家在公众心目中日益丧失其成为社 会公平代表的象征符号意义。人们可以看到，至少在一部分地区，在那些最需要国家登台 的地方，如在教育、扶贫和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中，往往看不到国家的身影；而在国家最不 应该出现的地方，如谋求市场利益和各种高消费场合，它的官员却经常出没于其中。从 1 980 年代中期以后，官员腐败就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社会问题；而从 1992 年以后 ，官员腐败则干脆演化成一股强劲的社会趋势，虽有严刑峻法而不得根治，大小规模的社 会动荡无不与此相关。但是，由于“主义话语”的崩塌、对官员收入偏低的不合理的制度 安排等多方面的原因，塑造了大小官员独特的机会成本计算方式，使得官员阶层的各种经 济犯罪和生活腐化等现象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成为转型期的官僚集团肌体上的 一个痼疾，非简单、局部的手术处理所能根除。简单地说，官员的腐败和不负责任导致国 家机器的钝化和失灵。国家的钝化和失灵，使国家日益丧失作为全社会代表者的角色。在 实际生活中，它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不是作为自己的独特利益的代表，就是作为垄断集团的 特殊利益的代表而活动。国家政策制订更多地受到垄断集团的影响，产生了以牺牲下层利 益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政策制订过程；其发展结果将是对转型期社会的失 控。
5.3 政府行为市场化、企业化。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在过去十几年改革开放 的过程中，虽然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是一直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来推进的，但实际的 结果是，政府机构和人员不仅没有精简，反而在进一步膨胀。无论在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上 ，还是在人员的数量上，今天中国的政府规模，都远远超出了改革以前。但是，在另一个 方面，一般通常是要由政府来承担的那些功能和责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人负责的 状态。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主要表现为如下的几个方面：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赢利性 的经营活动；用行政权力牟取部门或个人的经济收入；以“为企业办实事”的名义介入企 业活动；层层下达经济增长的指标，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的基本标准；政府 官员与企业的私下结合。在目前的中国，凡是与政府直接有关的功能，几乎都在处于衰败 之中：基础科学和尖端技术投入不足，教育陷于困境。严肃的文化和艺术处境日益艰难， 社会生活正逐步丧失其人文基础；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规则受到破坏，法律的执行效率极 低，社会公平得不到应有的保证；政府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分散了某些部分对自己承担的 独特功能的专注，一些本来就应当是由政府承担的功能，不得不推给企业，如打击假冒伪 劣的问题，本来是需要由政府来做的，但现在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推给了企业；自然环境的 破坏日益严重，保护生态和自然环境的种种努力，都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冲动面前显得软 弱无力。政府行为经济化和企业化的倾向，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第一，政府 功能的畸变，政府从事赢利性的经营活动，将导致对其掌握的权力性资源或垄断性资源的 滥用。利用权力资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腐败，利用垄断性资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行业 不正之风。但无论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都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滥用。而在公共资源被滥用 的情况下，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而且会造成社会功能的紊乱。第二，政府功能
的失效，社会生活的失序。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的“下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政府行政经费紧张的问题，但同时也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功能。政府是整个社会生 活的调节器，政府功能的畸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这个调节器的丧失作用，于是便导致 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紊乱现象的发生。第三，公共事业的衰败。在一个功能配置正常的社会 之中，绝大多数的非赢利性的公共事业都是由政府来负责的。特别是科学、文化和教育事 业就更是如此。然而，在近些年来，凡是由政府所负责的公共事业几乎是无一例外地处于 衰败之中。第四，政府的超越性的降低。第五，政府官员的腐败机会的增加。
5.4 各个精英集团之间在社会转型方向上的利益冲突与分歧。如同我们在第三部分 中所分析的，在 90 年代初期，各个主要的精英集团在“稳定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结盟 关系，但当改革（特别是转型方向）涉及到进一步的利益分配的时候，在国家和垄断集团 之间，以及特别是在垄断集团和民间精英之间，由于利益的冲突，在制度选择的共识上出 现了裂痕。国家在垄断集团这个它亲手培植起来的怪胎面前日渐显得束手无策。垄断集团 这个以某种天然的血缘关系为纽结而聚拢起来，集政治、经济甚至文化资本于一身的特殊 社会群体，由于善于从体制和市场两个领域中动员和吸纳资源，因而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 地聚敛巨额财富，占据经济生活的命脉，并且开始对政治生活形成重大的影响。最近，我 们甚至在关于国家的产业政策的讨论中也可以时常听到他们的十分强有力的声音。他们正 在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实际主宰者，正在企图把整个社会的转变扭转到最能保障他们的利 益的方向上来。在垄断集团之旁，我们看到的是天生发育不够健全的民间经济精英，是一 大批“长不大”的个体户。二十年的改革历程赋予他们以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机遇，使他们 能够凭借各种自致手段脱离原有的社会位置，通过经营小型的、简单的企业而积累起小额 资产。这就使他们能够从普通大众中脱颖而出，进入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经济精英的行列 。但也仅此而已。国家和垄断集团的联手抵制封杀了他们在社会阶梯上靠着自己的力量进 一步向上攀登的可能性。在经济生活中，除非变成垄断集团的附庸，否则他们注定要驻足 于现有的位置，难以再图发展。在一大批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生活领域中，市场准入方面 的限制使他们不得其门而入；而当国家采取紧缩政策时，他们也和平民一样饱受经济萧条 之苦，并且随时有可能被抛入社会的底层。而在政治生活中，除非和平民联手，否则他们 自己微弱的声音也难以引起任何社会反应。 5.5 贫富悬殊及其导致的利益冲突。 ( 略 )
5.6 随着社会张力的蓄积，新的抗拒形式出现了，并有继续演化的趋势。这些形式 包括：随着劳资纠纷的大量出现，城乡企业中的雇工为了发泄不满，采用了焚烧厂房、毁 坏机器、对管理人员的人身伤害等多种破坏手段，此类现象在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已屡见不 鲜；各种有焦点的社会运动，如请愿和罢工。大中城市企业职工以要求基本生活保障为口 号的请愿、罢工运动日渐增加，彼伏此起；此类消息尽管出于稳定的目的而丝毫不见诸于 报端，但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此外，还有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夜晚政治”形式，即犯罪。 在一个社会中，会议室里的“圆桌政治”、公开表达的“街头政治”和所谓“夜晚政治” ，是利益表达的三种基本方式。在中国社会，由于制度缺项或不配套，前两种利益表达的 形式并没有得到制度化的允许，甚至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利益要求会由于政治的敏感性而 付出太大的代价，这样就使利益表达和社会抗拒更多地采取了“夜晚政治”即各种刑事犯 罪的形式。城乡犯罪率多年以来居高不下，各项恶性犯罪率迅速攀升，有组织犯罪在迅速 蔓延，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全感。可以预见，由于城乡地区失去社会保护和无以为生的人群 的增加，以及底层民众不满情绪的加剧，城乡治安状况就总体而言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 改观；日增的刑事案件透露出底层民众诉诸于实际行动的强烈抗拒意识和反社会情绪。这 种情绪发展到极端，就是近年来已现见端倪的城市恐怖活动。
5.7 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走入尴尬的两难境地。一方面，金融机构的商业化
过程必定要求银行行为符合市场运作机制，消除或至少也是降低政策性的贷款；另一方面 ，寄居在国家肌体上的国有企业则以国家银行的“输血”机制为根本的生命线，卡死国家 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无疑将导致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崩溃。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开放政 策的推行，中国早已深深地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这就使得当我们考虑国家的金融 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时，不能不以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为基本的参照系从计划体制沿袭下 来的货币管制政策使中国暂时避免了过多、过深地卷入当前的“东亚经济风暴”。但是这 种侥幸局面究竟能够坚持多久？在东亚国家竞相货币贬值的情况下，我们固然可以坚守防 线，一再承诺人民币绝不贬值，我们似乎也可以借助于种种计划体制手段来“防范金融风 险”，但是我们能够长久地处于世界资本市场的大门之外吗？一旦当前的货币政策影响到 对外贸易，我们这个实际上靠贸易入超维持的国家又能有什么有效手段来维持国民经济？ 实际上，我们看来是最可能受到亚洲金融风暴波及的国家。这是因为我们比陷入金融危机 的其他亚洲国家负有更多外债，国有银行的坏帐比其他国家更多。更为糟糕的是， 1997 年注入的外资大幅度下降，减少了 35 ％。看起来，经过多年快速增长后，我们的经济也 开始遭遇波折。一场经济衰退似乎必不可免地将会到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转型中的大国 来说，经济衰退必将引发深重的社会灾难。
突发性经济危机及其可能导致的社会震荡，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危险。各种经济发展 中的短期行为，早已埋下了产生危机的种子。问题在于危机在何时到来，会以什么样的方 式到来。从当前的形势来推断，即使抽掉世界市场的影响这个外部条件不谈，单就中国经 济社会的现状来看，由国有企业解体给银行造成的烂账和呆账、中央财政向股市转嫁负担 ，都有可能成为导致突发性经济危机的触点。危机可能来自尚在糨褓期的股市的突然崩盘 ，也可能来自某种自然灾害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在前一种情况下将是城市中的股民，而在 后一种则可能是乡村中的农户成为引发社会振荡的振源。但不论哪一种情况，在国家机器 钝化和失灵、整个社会充斥着巨大张力的条件下，所产生的振荡都将会迅速地从局部漫延 到全局。
5.8 失业问题的不断严重化。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系列旨在提高效率 和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结构调整措施的出台，社会失业问题正在中国加剧。在国 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不少地区出现以一刀切的方法，把“卖”作为中小企业转制的主要 方法，统统卖给个人。在企业拍卖和重组过程中，对职工的安置简单化的情况也十分突出 。买断工龄，成为一些地方安置职工的主要方式。补偿最多不超过万元左右。许多工人在 被解雇之后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其中许多人被激怒，而可能采取暴力行动。可以 预期的是，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失业问题将会成为一个相当敏感甚至带有爆炸性的问题。 与此同时，据比较保守的估算，农村地区还有约一亿五千万潜在的剩余劳动人口在寻找转 离农业和农村的机会，此种转离意向又为农业本身作为一种绝对无利可图的产业的实际状 况不断地强化着。换言之， 13 亿人口、八九亿劳动力，安置在什么地方，如何为这些城 乡剩余人口安排出路，将直接影响今后五到十年的社会重建和市场转型。
5.9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转移与经济转型同步。问题的严重性是在于， 当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不断严重，农村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向城市转移的时候，城 市中的工业却处于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的过渡。按照撒列尼的经济转型理论，在外 延型发展阶段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要实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转移，使整个 社会由以乡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城市为主的社会，农业则由于劳动力大量的减少而实 行规模经营；工业中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明显增加，工业转而以生产消费品为主，整个社会 进入大众消费阶段。然而，在从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的近 20 年的时间里，这个过程 在中国不仅没有取得明显进展，甚至也没有开始。 1960 年我国市镇总人口为 13073 万人 ，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 19.75% 。 1978 年市镇总人口虽增加到 17245 万，增加
了约 4200 万人，但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却仅为 17.92% ，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在 1961 — 1978 年间，农村人口由 53152 万人增加到 79014 万人。也就是 说，理应在这个阶段上解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将这个问题的 解决拖到了经济转型阶段。其结果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从外延型增长向内 涵型增长过渡这两个本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的过程，在中国成为一个同步的过程。问题很 清楚，在工业处于外延型增长阶段的时候，工业的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工业劳动力就业人数 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部门可以向从农村中转移过来的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 机会。而我国却由于种种原因错失了这个机会。这就意味着，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向 城市中的工业涌来的时候，工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由于其本身开始进入内涵型发展阶 段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行增长而下降了。换言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是与 工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的。这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为困难， 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更难于在城市工业中找到就业机会。实际上只要分析一下近几 年来我国的就业情况，就不难发现，这种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不仅在更为发达的 城市工业中已经开始，就是在技术和资金条件较差的乡镇企业中也已经开始出现。如果我 们再将这问题与我国劳动力人数的巨大规模以及目前在城市工业这、特别是在国营工业中 所存在的大量隐性失业现象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虑，问题就会显得更为严重。 5. 10 社会矛盾的激化与解决社会冲突制度化手段的缺乏。在进入以市场经济为基 本构架的社会的时候，社会冲突会变得常规化。社会冲突的常规化是指社会冲突开始成为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而上述我们所分析的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利益冲突 和社会矛盾的加剧，都无疑会加强社会冲突对一个社会所造成的震荡的剧烈程度。在这种 情况下，社会冲突乃至程度比较强烈的社会冲突，将是我们的社会要经常面对的问题。问 题不在于是否存在或发生社会冲突，而在于能否形成有效的社会制度安排，将社会冲突尽 可能地置于理性的基础上并保持在理性的范围内。但多少年来，我们社会中最基本的冲突 模式是，冲突的双方是一种你胜我负、你死我活的关系。在这样的冲突中，双方的目标不 仅仅是获得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彻底战胜对方。而缺少一种以讨价还价为特征的理性解决 利益冲突的方式。更重要的是，由于多年来一直对社会冲突采取一种不正视的态度，因而 在社会中缺乏有效解决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手段。所采取的权宜性措施又往往以高压为特征 。这样的权宜性措施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冲突产生的问题，反而往往会激化矛盾和 冲突。同时，由于长期缺少理性解决冲突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文化环境，整个社会对冲突的 看法往往非常僵硬，即使是在由于利益而引发的冲突中，也很难进行对话和协商，缺少共 同的规范和共同使用的语言，相反，在冲突中表现出来的更多是相互的恐惧，这样就人为 地强化了社会冲突的敏感性。
5.11 在这个时期中，社会保障体系将成为调适国家和社会关系、精英和民众关系的 焦点领域。在贫困化群体正在生成和迅速膨胀的同时，我们这个社会恰恰又在进行社会保 障制度的全面变革。核心的问题在于国家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将会把有限的资源配 置给谁：是配置给那些日增的城乡贫困化群体，还是配置给垄断集团和各种各样的精英， 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 ? 从但是无论国家如何决策，至少在社会保障体制改 革的初期，由于旧的制度业已失效，而符合市场机制的新体制远未确立和完善，一个必然 的后果就是在较长时期内形成社会保障的巨大盲区，使得真正能够享受社会保障并借以增 强生存能力的城乡人口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因而在今后若干年内，对社会中相 当一部分成员来说，生存压力也将变得空前巨大。而一旦遭遇变故，则必将陷于灭顶之灾 。
5.12 城乡分割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会加重已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上面所分析的 问题，并非始自今日。但过去十几年中快速的经济发展使这些矛盾和问题得到了不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