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中的设计思想
《考工记》中保留的先秦大量的手工艺设计思想、工艺规范及完备的生产管理制度进行一定的理论阐释,并探讨其所谓\天有时,地有气,工有巧,材有美,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工艺美学观，里面包含了许多有中国传统色彩的独特设计思想以及非常有意义的设计观念，是中国灿烂农耕文明时代所总结的设计观念，对今天的工业文明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考工记 遵礼定制 设计分工 设计思想
《考工记》,又名《冬官考工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手工艺技术专著,成书于先秦时期。汉代又对其进行整理和编校,并作为儒家经典文籍之一,收入在《十三经》的《周礼》(即《周官》)之中。
《考工记》记述了我国先秦时期的许多重大科技成就,并广泛涉及到传统手工艺如礼器、兵器、乐器、玉器、生活用器、生产运输工具、建筑等工种的生产、销售、管理及工艺美术规范各方面,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书中提及的“天有时、地有气、工有巧、材有美、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先进的造物思想对现代设计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与价值。
一、造物思想与礼器制度
《考工记》作为官营手工业的技术规则和工艺规范,其造物思想遵循严明的“以礼定制、尊礼用器”之礼器制度。我们知道,远古图腾歌舞,巫术礼仪的进一步完备与分化,至殷周鼎革之际,周公旦据此“制礼作乐”,系统建立起一整套“礼乐治国”的固定制度，确定了以“嫡长制、分封制、祭祀制”为核心的礼制法规，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左传·昭公25年》) “礼者也，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礼记》)
可见“礼”作为我国古代社会从祭祀到起居，从军事政治到文化艺术及日常生活的礼仪制度的总称，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明尊卑，别上下”，从而维护尊卑长幼（即君臣父子）森严等级制的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在我国古代设计史上，“以礼定制，尊礼用器”的礼器风尚由来以久:据传上古时期,帝王虞舜与其继承人禹讨论治国安民之道时,就曾郑重吩咐禹替他制作礼服,并将礼服的纹饰图案,装饰色彩规格严明的制定出来,舜说:“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为；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尚书·益稷》）舜以“日、月、山、星辰、龙”等“十二章”作为帝王礼服的固定纹样，并将礼服设计与“左右有民、宣力四方”之江山社稷相提并论,反映了古人的“天道观”及试图在人类设计领域发现宇宙秩序并由此建立起社会礼仪法规的尝试。
“五行以为质,礼仪以为器……礼仪以为器。故事行有考也。”“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礼记》中对“礼器”的进一步阐释表明了据“可考之事行”（礼）制造出来的具体事物（器）,其目的是诠释“德”这一社会的、伦理的和政治的综合观念。在“礼→器→德”这一循环过程中,“器”作为物质的实现手段处于承转关系的中心位置,由此,我国古代社会通过设计行为而实现治国构想的目标清晰明确地显露出来: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春宫宗伯》）
“惟王建国,辩证方位,体国经野,设国分职,以为民极。”（《天宫冢宰》）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诗经·大雅朴》）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记·乐记》）
综上所述,即可知我国古代之建筑营造,服装佩饰等手工业设计及至各门类设计的装饰纹样、色彩搭配都充满了庄严而神圣的意味。因此,《考工记》作为一部记述三十余种手工艺设计的技术文献,也被纳入到体国经野的儒家经典《周礼》之中,其各工种的设计制作都打上了鲜明的礼制色彩。 《考工记·玉人》篇,制玉按不同身份,不同用途,不同场合而有形制、尺寸、装饰及材质的不同:“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诸侯以享天子。谷圭七寸,天子以聘女。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所谓“命圭”,就是周玉所命之圭,给各级官员在朝见时使用,并以不同的尺寸等形式上的差异反映不同的身份等级。《考工记》又载:“天子用全”,即天子所持礼玉由毫无杂质的纯玉制成:“上公用龙”,上公用四玉一石:“侯用瓒”,侯用三玉二石:“伯用将”,伯则用玉石各半质地更不纯的玉器。“玉”因其冰清玉洁的质地而受人们推崇:古人制“六瑞以等邦国”,君子“以玉比德”。玉的自然属性被人格化,成为财富、权力、道 德的象征,并用以沟通神灵、祭祀天地。《考工记》中不同的制玉标准则显示了浓厚的等级伦理观念。又如“弓氏为弓”篇论及制弓的弧度:“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为诸侯之弓,合七而成规: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规：士之弓,合三而成规。”“成规”指的是,用几只弓可围成一个整圆,而“九、七、五、三”不同的弧度表明了用弓的形制与级制的对应。
《考工记》中诸多这种“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的制器规则,反映出我国古代手工艺设计独特的“遵礼定制,纳礼于器”的造物思想。
二、设计分工及工艺规范
《考工记》开篇即强调传统手工艺设计者——“百工”的重要性:“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明确指出百工
是国家六种分工（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之一。百工的各项工作,不论是制兵器、烧陶、作车、造船等都属于“圣人之作”,都是神圣庄严的事情。并且这些卓越的设计文明都是由“知者创物”即由有智慧的人设计发明,再经“巧者述之守之”加以传承和推广的。至此我们还可以看出古代社会人们不仅重视手工艺之设计创新,而且重视手工艺传统的继承和推广:设计之“创物”与传统之“述守”在手工艺生产中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一一这也是《考工记》成书的目的之一。 《 考工记》记载了六大门类的三十个工种（实阙佚七项）的手工艺技术,即:攻木之工七种，攻金之工六种,攻皮之工五种,设色之工五种,刮摩之工五种,抟埴之工二种。其中攻木之工含木制工艺的各项工种:如制轮、造车厢（盖）、乐器、食器、弓箭、农具、建筑等,分为“轮人”、“舆人”、 “梓人”、“庐人”、“匠人”、“车人”等职:“攻金之工”主制青铜工艺:如刀剑、钟鼎、农具、量器等,有“筑氏、凫氏、冶氏、栗氏、桃氏”等职；“攻皮之工”主制皮甲、裘衣,有“函人”、“鲍人”、“韦氏”、“裘氏”等专业分工；“设色之工”多与服饰相关,有钟氏染羽、幌氏练丝等；“刮摩之工”专事雕刻琢磨技艺,其中玉人琢玉,磬氏为磬,矢人制矢等；“抟埴之工”制陶器,其中“陶人”制作炊饮器,“佤人”则制盛贮器。
除上述这些专业分工外,书中还列举了各种交叉或更精细的分工:如梓人为饮器、梓人为侯,车人为耒,车人为舟:有时一物又分数工,如“造车”有:轮人为轮,轮人为盖,舆人为车,车人为车等。《考工记》所载这些工种几乎涵盖了古代手工业设计的所有门类,并且不仅有了细致分工,还有了技术协作:分工有利于磨练百工的精湛的专业技能:协作则突出了群体的智慧与力量,提高了生产效率,可满足社会大批量生产需要——这在当时世界制造业中都是先进的行之有效的生产制度。 我们再回到《考工记》之“工”字本义,探讨“知者”是如何创物，完成上述名目繁多之设计的。在甲骨文中,“工”字的字形是一个工匠所用的曲尺形象。《说文解字》释“工”曰: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工”原与“矩”同义,其本义含有“规矩”之意,而“规、矩”原为校正圆形与方形的两种工具,后引申为宇宙间的法度规律。古代神话中有人类始祖神女娲，伏羲分执规、矩统领天地之尺度的美妙传说,辐射出我国古代先民对于天、地、人之间有机秩序的强烈感应,并因此建立起一个稳定而完备的规则系统:
“古之为度量轻重,生乎天道。”（《天文》） “制度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淮南子·时则》)
“百工从事者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悬,平以水,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墨子·法仪》）
正是古人这种“天人合一”观念及对自然法则的膜拜,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并真正在设计领域实现“标准化”和“模数化”生产中的国家。所谓“模数化”即运用于设计中的尺度和比例,它是按某一特定比例关系和规律组成的数系,含有度量衡的标准意义④,从《考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标准化、模数化之生产制度在手工艺设计中无处不在的痕迹:
首先,《考工记》以规范而统一的方式标示出产品及部件的名称用语,比如同为礼器“玉圭”；天子守之谓“镇圭”；公守之谓“桓圭”；侯守之谓“信圭”；伯守之谓“躬圭”；祀天之谓“四圭”；致日之谓“土圭”；聘女之谓“谷圭”等等。又如凫氏为钟:两栾谓之“铣”, 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 钲上谓之“舞”,舞上谓之“甬”, 甬上谓之“衡”，钟县谓之“旋”,旋虫谓之“斡”等等。这些名称精确具体,名符其实,不可随意变更。
其次,《考工记》各种工艺规范里强化了标准的度量衡设计观的运用:如“栗氏为量”篇就规定了量器“嘉量”的形制标准:“深尺,内方尺而圆其外,其实一鬲甫。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声中黄钟之宫。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嘉量是古代标准量器,可同时提供律、度、量、衡四种标准,其声律与黄钟之宫相符,其容积:主体一鬲甫,，臀一豆,耳一升,重一钧可作衡量标准,深一尺类可作长度标准@。这些都是古代度量衡制的珍贵史料。 又如《攻金》篇“金有六齐”的论述:“金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隧之齐。”古代工匠按照青铜器设计功能的不同要求,确定了铜、锡调配的最优比例方案,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合金配制法则,也是我国古代冶金工艺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依据。
“匠人营国”篇记载了古代王城建筑工程的各项标准程式:“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室中度以几,堂中度以筵,宫中度以寻,涂度以轨。”文献不仅规定了先秦建筑中通行的以标准化实物（如:几、筵、寻、步、轨等）作量度单位,还规定了王城的营建制度,其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王城布局模式更成为后世历代都城恒古不变的营造法式。
标准化、模数化的设计规范除了运用于《考工记》中各项手工艺的制作生产方面,还被运用到产品的检验方面:如“轮人制轮”,只有达到“可规、可水、可县、可量、可权”的标准才算优质产品,轮人还可凭此技术评为“国工”,即国家级高级工匠。“梓人为饮器,乡衡而实不尽,梓师罪之。”强调梓人制酒器都要经检测才验收。若酒器不合规格 (即平爵向口而尚有余酒)制造者都会受到工官“梓师”处罚。 《考工记》中记载的上述手工艺种类及设计规范证明了二千多年前我国传统手工艺设计已有了细致具体的行业分工:建立了合理完善的管理体制:制定了模数化,标准化的生产模式:还提出了严格规范的质检标准。这其中“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悬,衡者中水”的工艺规范千百年来仍被人们沿用不爽。
三、“天时地气材美工巧”之设计美学观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
“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乐论》）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万物谐化;序,故群物皆别。…… 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记·乐论》)
以上贯穿于我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礼乐相济”的儒家思想与“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道家思想,其核心内容及终极指向皆为“和合”:即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辅相成,和谐共生。“和合”思想亦贯穿于我国古代手工艺设计生产之中,《考工记》里“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即为这一思想、最明确的表述,而这段述文也成为中国古代设计传统中一个重要的工艺美学观与价值标准。
那么何谓“天时”呢?《考工记》指出:“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此天时也。”意思是说,天有时助万物生长,有时令万物消亡;草木有时欣欣向荣,有时凋落枯萎:水有时凝固成冰,有时又转化为泽。这些都为天时。又何谓“地气”呢?《考工记》指出:“桔逾淮而北为枳,瞿鸟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 地气然也。”从中可见“地气”指的是地质、地貌、地况、植被、矿物等多种客观存在的地理环境。而各地因天时地气的不同,就有了各地不同美质的各类材料,如“燕之角、荆之干、吴粤之金锡等”,这些即谓之“材美”。“天时、地气、材美”共同构成生机勃勃的自然环境。先民已经认识到大自然虽然没有意志和目的,但是它有自己的客观规律,并且这种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荀子所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广,地不为人之恶远也辍……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所以工匠必须审曲面势、各随其宜。
另一方面,《考工记》又指出:人尽管不能左右大自然（即“天”）,但人可以在认识、协调大自然因素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制天命而用之”,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界,来为人类谋福利，这就是“考工记”提出的“工巧”之造物原则。“工巧”原则是对人的创造才能的赞美与肯定,但工巧的实现一定是建立在协调“天时、地气、材美”的基础上,具体表现为:
1.巧工应尊重大自然,其设计行为应遵循自然规律,这样才能功成事遂。如“弓人为弓”,强凋“取六材必以其时”,即“冬析干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冬析干则易,春液角则和,夏治筋则不烦,秋合三材则合,寒奠体则张不流。”明确提出了根据春夏秋冬季节的不同而制作弓箭不同部位（干、角、筋、体）从而达到“和合”的要求。
2．巧工能主动体认材质之美,并在设计中做到合理地选材及用材。如“舆人为车”,其用材讲究“直者如生焉,继者如附焉。凡居材,大与小无并,大倚小则摧,引之则绝”。强调制车配料应如树枝附干一样坚实可靠。不应大材、小材配用:若以小材支撑、牵引大材都会令车体崩坏断裂。“斩毂之道,必矩其阴阳,阳也者,稹理而坚:阴也者,疏理而柔。”则强调依据树木向阳面与背阴面的不同质理来制作车毂可经久不变形。从这类记述中我们可看出古人用材是极具科学性的。 3.巧工全面而精湛的技术也是设计成功的关键,《考工记》一再提及“三材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