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半月谈记者在川豫渝鄂等地的调查，第一代农民工返乡转岗态势日趋显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宇鹏的调查和研究表明，近年来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人数接近1000万人。
有过“走出去”经历的第一代农民工，是个不一样的群体。他们所拥有的眼界、知识、技能、资金，使这个群体成为宝贵的人力资源。如何帮助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顺利转岗，为家乡的建设发挥作用，已成为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已经步入人生的一个转折性时刻。
20多年前，成千上万的农民勇敢地从土地上走出来，更多地从西部涌向沿海，从乡村涌向城市，开始了新一波历史大迁徙，汇聚起中国大地上汹涌澎湃、蔚为壮 观的潮流，后来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怀揣着与贫穷抗争的渴求，开始了对新的生活的追寻，同时以自己粗糙的双手和坚挺的脊梁，举撑起“中国制造”的 奇迹。他们依靠自己的奋斗，赢得了举世钦敬的尊严和光荣。
20多年后，成千上万的第一代农民工重新背起行囊，挥挥手，告别朝夕相处的城市、车间和工友，告别人生中一段最沧桑的经历，毅然踏上西行的列车，与他们的后辈新生代农民工擦肩而过，开始了又一波历史大迁徙。
这不是完全的退出，也不是简单的回归。第一代农民工为生活、为梦想而打拼的人生大幕，并没有就此落下。城市是他们的坐标，市场是他们的学校，磨难是他们的财富，坚韧是他们的品牌。烈士壮年，雄心不已，他们还要行进，还要播种，还要耕耘新的天地。 他们的返乡，为乡村社会建设、乡土文明振兴，撬动起坚实的支点。历史当会记住第一代农民工。所在城市每一天茁壮的成长中，都有他们身心的投入；所在城市每一样幸福的民生中，都有他们默默的奉献。
他们努力融入城市的视野和襟怀，把自己的根深深扎下，但最后还是回到天地更为博大的乡土。他们真切感受城市的包容和友爱，但毕竟与土地还有着更多的千丝万缕的纠结，村庄留守的亲人无时无刻不在他们心中牵挂。
如今，他们回来了。赡养老人，教育子女，成为他们眼下的一个生活重心。“我们宁可回来之后收入低点，也要把娃娃的教育抓好。今后的社会肯定不会像我们当初那样有把力气就能找到活干，多学点知识才有出路。”
同时，他们也为乡村社会带回了不一样的生活理念和发展方式。他们的城市体验，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穿越之旅——从乡村文明进入都市文明。他们用勤劳的双手， 建筑起一座座高楼大厦，那是城市形象最朴实厚重的底色；他们用满腔的激情，喷涌出一首首打工诗歌，那是城市文化最真挚深沉的心声；他们用全部的才智，书写 着一篇篇创业传奇，那是城市精神最鲜活清澈的滋润。
当他们再次回到故土家园，除了家庭生活的充实和修复，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其对乡土文化、草根道德的坚守和传承，以其对工业理念、都市文明的濡染和传播，成为乡村的新型主体力量。
在村庄日益显露的原子化、空心化、边缘化演变中，在村落社区、公共空间的重构和基层民主、乡村治理的推进中，他们将为新农村建设夯实更为坚固的发展基础，为新乡村文明平添生动活跃的现代元素。
他们的转岗，为传统产业转移、草根经济升级，催生着巨大的动力。承接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规模西进，推进新一轮工业化的追赶式加速，西部地区富余 劳动力就地消化能力日益增强，第一代农民工也在回归中找到了新的平台。他们是西部的优势性资源，是西部的基础性人才。他们的眼界更高了，头脑更活了，底气 也更足了，立志要建设一种跟城里人一样“体面”的生活。
“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同样的工资，干嘛要跑那么远？”他们的忠诚敬业、吃苦耐劳，依然是就业竞争的本钱。他们还想更进一步，依靠自己初步的观念、技术、经营和资本的“原始积累”，自谋职业，自己创业，开自己的店，办自己的厂。
地方政府也是慧眼识才，相关的扶持政策接连出台，劳动力技能培训普惠制度不断完善，一个个“农民工创业园”应运而生。即使再回到土地上，他们也要尝试做 一回新型农民，职业化农民。政策和市场的双重激励，科技创新和专业合作展示出来的现代农业光明前景，吸引着他们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
他们的梦想，为西部城镇勃兴、县域加速发展，蓄积了深厚的能量。这些返乡农民工心底都沉淀着浓浓的城市情结。毕竟，他们已经打开了窗子，领略了别一样风光，他们曾经流连在城市，拼搏过另一种人生。这种情结的释放，也是西部城镇化不可忽略的强大动力和有力支撑。
我以为，中国的城市化有一个误区：竞相走大都市道路。城市化绝不等于都市化。发展大城市固然更有利于节约用地，也具有比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我 们不可掉入单一经济思维的陷阱，还得有社会、民生的考量。小城镇，尤其是西部的小城镇，对于西部工业化的推进、三农问题的破解，都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而且，第一代农民工旧时的城市梦想，正是从家乡的小镇酝酿、发酵、升腾的。毕竟，家乡的城镇门槛更低，抬起脚跟就可轻轻跨过；血缘、地缘、亲缘，家乡的亲友关系更多，熟人社会的传统网络资源就是他们的社会资本；家乡的田地庄稼更近，创业打工务农持家都不耽误。
西部一些城市在招工与招商同等重要的竞争中，已经鲜明地亮出了“身份留人”的重要砝码，明确提出，农民工转户进城可享受与本地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农村权益依然可以保留，继续享受，在户籍改革中为第一代农民工打开了更为明亮、宽敞的机会之门。
岁月终将流逝，青春终将交替。但是，在第一代农民工的眼中，生活不会老去，梦想不会老去。
祝福他们，创造新的生活，成就新的梦想！
半月谈2012年第8期半月评论：深化改革离不开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宋月红
改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改革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深化改革离不开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改革是在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一场深刻革命，理论自觉与实践探索的有机结合和辨证发展，成为改革的鲜明特征。当代中国一切改革的理论、政策与措施，归根结 底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并需要经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检验，不断丰富和发展。同时，改革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着力提高改革决策的科 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攻坚的进程更加顺利、改革发展的成果为民所享。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对于改革本身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对继续深化改革将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国国情是“顶层设计”的基本依据，人民群众的实 践则是“顶层设计”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认识来源。科学的“顶层设计”，是需要科学的改革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认识前提和理论指导的。历史发展的经验表 明，必须坚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而照搬和移植别国经验，更是行不通。代表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是当代中国改革最牢固的政治基础；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当代中国改革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这也是“顶层设计”的源泉、灵魂与基石。
群众路线是改革必须坚持的一条根本原则。从改革的决策来说，需要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汇集经验和智慧，又到群众中去发展完善，以形成正确的改革政策、策略 与方法。从群众中来，是发现、提出问题，吸收群众智慧，并进行改革政策调研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则是实施和检验改革政策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是相互割裂，或一次性就能完成的，而是辩证统一、循环上升的。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总是从群众中来。从农村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到社会体制改革，无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特别是基层探索起步。这种探索往往由群众自发进行，来源于群众在实践中的需求。在改革中贯彻群众 路线，会使改革的认识与实践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基层，也使改革的办法与途径更符合客观实际，更具创新性。 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蓝本。干全新的事业，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最需要的就是不断地探索，让群众的创造成为改革重要的经验来源。
改革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改革的所有政策措施，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 系，同时兼顾不同群体、不同方面的利益。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决策的根本依据，才能使各项决策既体现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又代表人民群众的长远利 益；既反映大多数群众的普遍愿望．又照顾部分群众的特殊要求。在改革中贯彻群众路线，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就需要把群众 工作的方式、方法运用到深化改革之中，促进改革的决策、改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
改革中的“顶层设计”，不是“另起炉灶”，也不应是“空中楼阁”，而是应与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相适应，与群众的创造相联系。“顶层设计”不是从上而下硬 推一套东西，而是要跟基层的创造性和群众诉求联系起来。脱离这些方面，撇开这些内容，是不可能有改革所需要的“顶层设计”的。发展必须依靠改革，改革必须 依靠群众。
总之，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要注重“顶层设计”。要注重各项改革措施之间的协调性、连续性，避免决策之间出现矛盾、牵制，最大限度减少改革阻力。同时，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始终把基层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作为改革的原动力。
当代中国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停滞就意味着倒退。改革也不可能超越或脱离当代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改革的源头活水来自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改革 的动力蕴涵于人民群众之中。改革实质上是一种群众工作，深化改革需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这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改革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半月谈2012年第10期：食品向何处寻找安全
作者/苏北
涂药黄瓜，有毒豇豆，问题猪肉??如今又添上甲醛白菜，蓝矾韭菜。百姓从日常生活中一再品尝出“风险社会”的真切滋味。
人们急切地追问着：谁在颠覆食品安全？如何堵住污染源头？社会同声谴责那些黑心企业、不法商贩和被不断闯关的监管部门，舆论锋芒所向，还直指产地农民，呼吁对问题农产品开展原产地追溯，实施更严格的“身份认证”和市场准入。
这都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我们还得明白：为什么这些问题食品被一再生产出来？ 我们没有依据把农产品都想象成是有毒食品，因为药物残留不等于药物超标；没有理由把农业生产都想象成是“一家两田”，因为农民很难保留不受病虫害侵袭的 “飞地”和“特区”；也没有权利把农民都想象成是问题制造者，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同样承受着食品安全的巨大威胁，由于城乡公共安全服务的不平衡，他们甚 至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能不能转换视角，站到生产者方面，从源头治理的角度去多想一想？
现在的城市消费者，眼光越来越高远，口味越来越多样。明明知道蔬菜基地早已跨市跨省，但市民们还是追求品相优先。可如何保鲜？对农民的确成了个大问题。 明明知道当令蔬菜品质更有保障，市民们还是对反季节的分外偏爱。改变农作物的生长规律，或靠大棚种植，或靠药物催熟。猪肉仍是中国百姓的大宗消费。明明知 道猪肉肥瘦比例最好顺其自然，市民们还是挑肥拣瘦，逼得生产者为提高瘦肉率寻找有害无益的瘦肉精，引进水土难服的外来猪。还有种养业都要遭遇的疫病和虫 害，随着气候变暖、生态紊乱，防治难度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令人不免生出“华佗无奈”之叹，以致假药、禁药横行无忌
农民缺乏安全常识，无力辨认真假，难以抗衡商家，他们由衷欢迎政府部门的严格监管同时，农民更热切地期盼着：能不能尽快发明、生产出高效、低毒的新品农 药，无害、廉价的保鲜药液，营养、健康的配方饲料，有效、安全的畜禽药物和种种神奇的生物技术？他们向农业科研院所、农资生产企业和公共服务部门发出了声 声呼唤，让科技进步、自主创新更多地贴近农民、服务农民、造福农民！
这些年来，政府也在大力提倡发展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可成效如何？世人皆知绿色食品好，不知土地污染有多少。工业化突飞猛进，城市化跨越发 展，我们也在吞咽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苦果。在城市产业“退二进三”的结构调整和城市居民权益意识的日益高涨中，众多污染企业纷纷夺路下乡，农村成了蓄污 池，重灾区。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已有2000万公顷耕地遭受重金属污染。
农民已经从自身的生产效益、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中日益深切地感悟到科学发展的道理，政府也由此感受到日益强烈的转型压力。原先奉行的“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理念应当彻底摈弃，那种不顾资源和环境后果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生产方式应当彻底转换。农民渴望从绿色、健康、安全的现代农业进步中分享更多的 发展红利，获取更多的幸福感受。 同时，治理重金属污染已是迫在眉睫。推进土壤修复，在“刮土疗毒”中恢复土地生机，从食品安全看，自是一项治本之策。从拉动内需看，也是前景诱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其实，农民中也蕴藏着对食品安全、绿色价值的强烈向往。“有机大米，至少20元一斤，还要VIP客户直接向公司订购才能买到。”可是，农民在绿色推销 中，发现到处都有真真假假的认证和标志，谁相信你卖的就是“有机”？无情、错乱的市场，上演了一幕幕“劣币驱逐良币”的活剧。即使有“教授”帮你“卖大 米”，也难免遭受市场冷遇。 分散的个体农民很难在市场上建立起与城市消费者的信任关系。怎么办？认养农地，开辟为城市家庭订单式代种、代养的“自然农庄”，发展社区支持农业，建立 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联系。这种思路受到市场范围、经济区域的制约，不易做大做远，很难成为未来食品供应的主流。资本下乡，让具有全产业链运营实力的企业 投入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这也是一种思路。只是，资本主导、行政推动的大规模圈地，能不能让农民分享开发高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