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航同志，打水漂就打了，再过10年我们就赚回来了，我们得看得远点。”随后不久，李晓航便成立小三线调整办公室。
为指定调整方案，李晓航先后去了四趟小三线，每次去小三线的职工都兴高采烈，甚至跟他开玩笑：“李主任，要是我们以后回上海后啊，一定给你立个碑。这个小三线调整，是众望所归，没有一个人反对，都赞成。”
小三线职工回沪后不久，按照原先规划，都住进了宝山、闵行总面积100万平方米的新房。 对于小三线的总体评价，陈东林觉得，“并不是很成功，因为小三线建设多是从战略角度考虑，和本地建设严重脱钩。”
李晓航更是直截了当指出，小三线建设除去锻炼了一批干部外没啥意思，“因为小三线搞的是常规武器，要真打仗，全民要搞很快就上来了。生产常规企业，和小三线比，力量比你大多了。”
而徐有威则认为，“上海小三线为当地居民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并且为当地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企业的发展正需要资本的大量投人，上海小三线企业将大量资产无偿转交给皖南地区，为当地企业的崛起、经济的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他也认为，这种重要性并不能掩盖上海小三线该返迁上海的事实，它只能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的“暂时性措施”，不可能成为一种体制性的长久设计。
相比远在大三线的第一批建设者们，小三线的职工是幸运的。
1997年，王小帅在时隔近二十年后故地重游，回到贵阳新光厂。去车站迎他的是黄松友。让他激动的是，两鬓斑白的“黄叔叔”还是一口上海话。王小帅说，每家每户的大三线第一代建设者，都对当地方言充满抗拒。不管饮食起居还是谈吐腔调，始终保持着上海的味道。 而作为第二代三线正统的工人阶级，王小帅儿时的玩伴———张家张麟、张琪两兄弟讲起上海话已不太利落。70年代末新光厂改制后，厂里的上海人越来越少，厂内的通行方言已被贵州话取代。张家两兄弟说，他们现在说的话没有一个标准的。“说普通话也是不标准；说贵阳话也不标准；跟‘正规’的上海人说上海话，你用的词，人家上海根本没有这种词的。” “酒喝着喝着都开始说贵阳话了，这让我非常诧异。”饭桌上，王小帅曾试图用儿时的趣事跟兄弟俩套近乎，但这些儿时的玩伴却显得有些麻木。“对他们来说小时候的事情都遥远，他们可能对就近的事情比较感兴趣。人的成长和记忆就是这样，他老在一个地方呆着，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会迅速覆盖前面的事情。”
在纪录片里，还出现张家三线职工第三代，张小娇。她说自己从没去过上海，但会一点上海话。当王小帅问：“你觉得自己是上海人还是贵阳人？”小娇羞涩地一笑，狡黠地回答：“我也不知道。”谈及这个小姑娘，王小帅对记者说，或许这番回答是处于父辈的压力。
事实上，父辈的压力即回沪的期望。作为三线职工第二代的黄菊，一直痛恨童年时母亲让她频繁往返上海的经历。她所理解的“幸福”是能与家人在一起朝夕相处。所以她坚决否决了母亲提出的她带孙女回沪上学、照顾她的建议。这只会多一个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 镜头下的三线父辈一直表现出一种乐观的态度。他们对待命运始终态度谨慎。镜头下的王小帅几乎没有锋利的提问，他尊重父辈的呈现。王小帅说：“不要主观设想他们有多苦。因为关于人的命运外人是不可介入的”。
可当影片临近尾声时，在酒桌上，老太太邬秀凤情绪略微激动地说：“我们子孙一代应该享受上海儿童一样的待遇。我们原来说支内支内，说来是支援建设的，我们现在把自己的青春、孩子的青春都献在这儿，现在上海缺人才，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孙子引进进去……我说算了，骨灰随便丢丢，也不要在贵州，也不要在上海就算了，我就这么跟他们讲的，你说我放在上海去，儿子女儿孙子都在这儿；我放在这儿也跟亲戚都不在一起。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好了，我也不要开追悼会，也不要建碑什么，就丢下去就算了。真的，这是我真实的想法，不是怨气。”
2010年1月，王小帅的父亲因病去世；张家儿女各自在原厂工作至今，都与当地人结婚；黄家子女留在贵阳市工作并与当地人结婚；卞家到上海10年后终于解决了全家的上海户口。 在他们眼中，“家乡”的所指已充满歧义。不管是否迁出三线，幸福的标准均不再相同。 三线建设的功与过
大型公共工程建设得比较成功
三线建设毕竟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么一个非常态时期（诞生），建设三线的主要目的又是政治、军事与经济相结合的，没有好好地论证就急着铺开建设，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例如当时建成昆铁路，应该说是艰苦卓绝的，一千公里牺牲两千多人。坐成昆铁路，你从铁路上往山谷里看，一片的墓碑，都是铁道兵留下的。
如果不讲军事、外交和政治，纯粹从经济角度分析，我们在西部建成了1100多家大中型企业，必须合并搬迁或者做大调整的企业大概有300家，大多数企业在西部发展了下来，这些企业对拉动西部发展起着巨大作用。
其中，一些带有公共工程性质的大项目在三线建设中是比较成功的。比如成昆铁路，当时苏联专家主张修最好修的东线，我们恰恰选择了三条线路中最难修的西线。西线虽然难修，但其辐射作用大，最能够拉动经济效益。有人问我，成昆铁路修起来既然这么困难，我们能不能不修，（或者）以后等有了掘岩机再修？没有前人的努力，后人是等不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现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成昆铁路修成了以后，我们国家铁路修建的技术水平提高了30年。如果不修成昆铁路，我们可能不会有后来的大京九。四川西部从成昆铁路沿线崛起了很多的新型工业城市，绵阳、攀枝花、西昌，一直到云南伸展过去。
靠山进洞是因地制宜的必然之路
虽然毛泽东当时提出三线建设（靠山、分散、进洞）在当时对经济上就造成很大损失，但是在50年过后，我们再来反思，这恰恰是四川因地制宜的一个长期发展的必然之路。我去年去重庆南川，那里头有不少的三线企业被利用起来了。有的出租给当地私人企业了，还有的把房子重新包装，搞旅游基地。现在重庆很有名的三星度假村，就是在三线的天星仪表厂的基础上改造的。重庆重铝集团在这个地方分散了、靠山了，为何它又成功了呢？关键在于当年靠山进洞打通了交通。过去从南川到市里要走两天，现在顺着高速公路下去两个小时。很多人会讲进洞没什么好处，但我看到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相当大的比例是在洞里穿来穿去。而且当时三线建设有些军工厂建在洞里呢，将来这些洞完全可以改造成现代化的企业。 军转民后经济效益受影响 我们讲的经济效益不好的，主要是国防工业中的一些企业。当时受国际形势和外部战争威胁影响，很多国防工业只能隐藏到山里建设。一旦国际形势好转，它的交通运输/科技信息人员生活都成问题。而改革开放后，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就是东部沿海地区，那么西部就没有新的投资了，这些国防工业企业就要转入民用产品，而它所处在的地理环境对于民用产品非常不利，所以那些企业在当地挣扎了很长时间，最后不得不关掉、停掉或者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