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期。），是一种象征性的现实主义。以西方的现代派思想被中国接受之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现代性关系的探讨进而取代了超越论。现代论者在随后的陀氏研究中逐渐占据显著的地位。如王圣思的《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代性》（注：王圣思：《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代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5期。其他文章如皇甫修文：《巴赫金复调理论对小说艺术发展的意义》，《延边大学学报》1991年3期；蒋承勇：《“人”的定位的困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现代文化基因》，《台州师专学报》1993年3期。赖干坚：《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代派的启示》，《外国文学》1994年1期；傅景川：《高山流水觅知音：简评现代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长白论丛》1994年6期；施军：《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现代性》，《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2期。），在此复调小说又被作为陀氏与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传统独白小说不同的具有现代性的小说类型来看待了。
其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被放到整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中加以观照，强调他的继承的一面，而对其具有颠覆性的“发展”的一面，则多加争议。比如说，他们接受了巴赫金所提出来的陀氏作品中的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但拒绝承认主人公与作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接受了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艺术特征的技术分析，但不满意巴赫金将之仅仅限定在“诗学”即形式范围之内；他们接受了巴赫金关于“对话”的理论，但不同意巴赫金将这种对话局限于文本之内的分析，更要求“作者与时代与读者的对话”。这种争议正是接受者在将巴赫金置于陀氏研究史中，多种声音并存，异质性话语间展开对话时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早期对巴赫金理论的接受中，存在着一处明显的误读。这种误读是从钱中文开始的。钱中文在《“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中写道，“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中，苏联老一辈的研究家如什克洛夫斯基、格罗斯曼、吉尔波金等人，已经提出了‘复调’、‘多声部’现象，并有所阐发。巴赫金可以说总其大成，并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复调小说’理论。”（注：钱中文：《“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4期。）何茂正亦在文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现象，并不是巴赫金首次发现的，苏联老一辈研究家什克洛夫斯基、格罗斯曼、吉尔波金等人也曾提到过这种现象，并作过阐说。巴赫金的贡献在于总其大成，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注：何茂正：《“复调小说”理论与陀氏小说的鉴赏》，《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6期。）两处论述几乎完全一样，何文明显参考了钱文。但钱文的这种判断是否就正确呢？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研究》20年代写就，60年代修订再版，再版中，对20年代以后关于对复调的评述观点一一再加以评述，这实际上是与“后来者”进行的一种对话，基尔波金的文章发表于1947年，什克洛夫斯基的文章发表于1957年，格罗斯曼的文章更晚，在1959年。由于对巴赫金《诗学》本身的“多声部”现象的忽视或者说将之“独白化”，使得钱中文以及后来的接受者一度以为巴赫金所引述的陀氏研究都在巴赫金提出复调小说之前。中国的接受者并不缺乏俄苏的理论背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一时的疏忽。
第三，巴赫金关于“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的看法被整合进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使之成为“作者的倾向性”的另一表述。如夏仲翼认为的“作家描述它而尽量不显露出自己的好恶”、何茂正所认为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表面上作者是完全隐去了??只不过他总是把自己思想的各个侧面巧妙地装进主人公的口中，不直接说出来罢了。??作者的思想、观点和立场是通过人物之口，在巧妙的流露、说明、评价中表现出来的，”并认为“巴赫金后来修改自己的著作时，走到了极端，把主人公的‘自由和独立性’绝对化起来，无限夸大了主人公的主体性。”很显然，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在此几乎成了“作家的倾向性越隐蔽越好”的同义语。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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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被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这种有意的误读，虽然对更好地理解巴赫金益处不大，但对于中国恢复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精神、重建中国的现实主义诗学来说则是相当重要的。
从接受的角度来讲，这种“延续性接受”的确是一种误读、一种变形。正如“一切阅读都是一种误读”一样，一切接受都意味着一种变形。在此不是能不能不变形、不误读的问题，而是在承认变形、误读的前提下，分析变形的原因、研究误读的意义。巴赫金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是中国接受巴赫金的第一站。由于接受者现实主义期待视野的强大惯性力量的支配，中国的早期接受者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延续性接受”的方式，但是，这种“延续性”必然会受到巴赫金独创性思想的挑战的，必然会因之而促使传统的阐释框架进行修正，甚至改变。早期的接受者尚没有这方面的自觉，因此，在他们的话语中，“异质性话语的纠缠”无时不在，并不时流露出“转变的痛苦”之情。 三、走出“别、车、杜”：巴赫金之于中国现实主义文论话语的潜在性影响 由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开宗明义提出了自己的论述角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因此，整个复调小说理论更多地是从艺术思维革命（“复调型”）和艺术形式创新（“复调小说”）方面来谈的。当他的复调小说理论引入中国之后，直接作用于“现实主义诗学”问题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现实主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诗学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思想内容的问题，一种世界观，一种批评方法论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现实主义观念长期以来都沿用的是苏联的模式，从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到列宁、斯大林，从高尔基到卢那察尔斯基，重思想内容轻艺术形式几乎成为现实主义文论的传统。正因为如此，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长期以来（从20年代的俄苏到80年代的中国）所受到的质疑往往最后都落脚到他的基本出发点上：诗学问题。其实，也许当时的接受者没有想到，正是巴赫金这种有意的忽略和绝对化的表述，对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论话语转型产生了影响。
中国接受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所面临的思想障碍，其实是以“别、车、杜”的社会学批评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论话语方式。这一点，即使是当事人可能也没注意到，他们也往往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对庸俗社会学批评所篡改了的“伪现实主义”话语的批判上面，甚至在许多观点上为了反对“伪现实主义”而重提“别、车、杜”，力图借此恢复现实主义的本色。因此，通过陀氏，巴赫金与“别、车、杜”形成一种对话性关系，在各自阐述对陀氏研究的有效性的过程中，两者的意见分歧显露出来。首先，从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研究对象来说，陀氏作为别、车、杜的同时代人，就与他们在思想观念和艺术追求上发生过面对面的交锋。当陀氏最初创作出了《穷人》时，别林斯基曾给予高度的赞扬，而当他写出《两重人格》后，别林斯基则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陀氏的《地下室手记》中，“地下人”则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水晶宫”大发不敬之辞。不管陀氏自己的立场到底如何，至少给后来的批评者以鲜明的印象：陀氏与别、车、杜是有着原则上的分歧的。陀氏近半个世界的毁誉正由此而来。其次，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的方法论来说，当巴赫金在《诗学》中不无激愤地说：“人们常常几乎根本忘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个艺术家（固然属于一种特殊的类型），而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政论家”的时候，（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页。）当他的第一章介绍陀氏研究前史时，根本无视对陀氏进行的思想研究和社会学批评，只用一句“材料的选择是从我们的论点出发的，因之带有主观性”敷衍过去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所针对的是整个社会学批评传统。社会学批评对陀氏的艺术研究往往终止于别林斯基对他的这一论断上——陀氏的“根本缺点，这就是它的幻想色调。幻想这东西，在我们今天，只能在疯人院中，而不是在文学中占有地位，应该过问的是医生，而不是诗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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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林斯基：《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别林斯基选集》，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96页。）这种幻想色调究竟所指为何？正如前苏联的叶尔米洛夫认为：“别林斯基的一个意见很重要，那意思是这样：即讲故事的人和主人公不该混合在一起，以致很难理解：以艺术家为代表的那个现实到哪里结束，梦呓和病态的空想从哪里开始。”（注：别尔米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2页。）这实际上表明了别林斯基所批判的正是陀氏对“作者和主人公关系”问题的处理。在后来的陀氏研究中，即使又有了高尔基的“残酷的天才”说、卢那察尔斯基的“人格分裂”说，亦是别、车、杜思想的发展，以别、车、杜为代表的社会学批评构成了对陀氏的基本判断。恰恰在别、车、杜思想停止之处，正是巴赫金复调诗学开始的地方。因此，巴赫金的潜在对手其实就是别、车、杜。更不用说第三，长期以来，中国的陀氏研究就是苏联模式的翻版，在苏联占主流地位的从别林斯基到卢那察尔斯基关于陀氏的看法一直也是中国认识陀氏的指南。王圣思在总结五六十年代中国的陀氏研究中，写下了下面这段意味深长的话：
“中国的陀氏评论大多是苏联一些评论的‘中国版’，??运用唯一的社会学批评标准，表现在作品评价上，只肯定《穷人》和《死屋手记》，对《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卡位玛佐夫兄弟》等提出批判地吸收其中一部分，即对俄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对穷人的悲惨处境的刻划，对资产阶级及金钱关系的揭露等。否定《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群魔》等作品；把别林斯基对《二重人格》的批评作为判断这部作品的主要依据；把《地下室手记》主人公的思想、心理写作家思想、心理划上等号，把作家部分创作意图如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争论等同于作品主题；用作品直接图解历史，认为《群魔》是最反动的作品，歪曲革命家形象，污蔑革命斗争。否定陀氏的病态描写，白痴式主人公、分裂的人格等等。最彻底批判他的是他为社会寻求出路开出的宗教药方，要人们驯他忍从。”（注：王圣思：《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的社会学批评及其突破》，《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3期。）
进入80年代以后，陀氏研究顺应了中国文学批评克服庸俗社会学的总趋势，也走出了事实上的“走出别、车、杜”的第一步。一方面，其突出的表征就是为陀氏的“反动小说”正名。如前所述，夏仲翼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的译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地下室手记》相配套的，也就是说，从《世界文学》这一期的组稿意图来看，之所以要介绍巴赫金的“复调小说”正是为了引导读者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那么，为什么会采取如此慎重的方式呢？原因就在于《地下室手记》在陀氏诸小说中历来就被作为一种“反动小说”来看待的。以往的评论界往往把主人公“地下人”的思想与作家本人的思想倾向划等号，因此，小说也就成为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倾向的反动性的作品。“地下室”与“水晶宫”的对立，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对立，当然也是与革命的进步思想的对立。因此，引进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的理论，其目的正在于通过区分“主人公的意识”与“作者的意识”，从而达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小说进行辩护的目的。另一方面，正是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译介，使中国的陀氏研究者改变了将主人公的意识与作者的意识相等同的观点。虽说后来又出现了“作者与主人公关系”问题的争论，但是情况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不管是钱中文还是宋大图、张杰，他们都不再将主人公的意识与作者的意识相等同，而将论述的重心转向了作者立场存不存在，主人公的独立对作者立场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问题。（注：参见钱中文：《复调小说：主人公与作者——巴赫金的叙述理论》，《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1期；宋大图：《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立场》，《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1期；张杰：《复调小说作者意识与对话关系——也谈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4期。）以前大家所关心的陀氏的思想倾向问题、《地下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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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群魔》的思想倾向问题在这里已基本不存在了。80年代以来陀氏研究中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涉足于那些50年代以来一向被冷落或被批判为反动的作品，如对《二重人格》、《群魔》、《地下室手记》的重新评价。”（注：王圣思：《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的社会学批评及其突破》，《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3期。）这不能不说为“走出别、车、杜”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不过，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之于中国现实主义文论话语的意义也不能因此而过分夸大，它所造成的还只是一种潜在性的影响。一方面，从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自身来看，虽然巴赫金在《诗学》中把一些话说得很绝对，但是他并没有对别、车、杜的观点展开直接正面的批驳。这种“存而不论”的态度如果联系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看，其实正是他深刻的多元论思想的体现。也就是说，巴赫金的策略不是否定“别、车、杜”的思想本身，而是否定它的唯我独尊性，消解它的话语霸权。在巴赫金看来，“别、车、杜”只代表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只是众多声音中的一种声音。正因为如此，巴赫金和复调小说理论的意义不在于要从“别、车、杜”走向“反别、车、杜”，而是要讲出一种“非别、车、杜”的声音。可惜，这种真正的多元论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接受者的重视。另一方面，由于“作者与主人公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最后解决，中国的接受者大多都还对巴赫金所说的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表示怀疑（只是怀疑的程度有别），因而，在观念上更倾向于接受卢那察尔斯基对巴赫金的批评性意见以及他所提出的“人格分裂”说。（注：值得注意的是，卢那察尔斯基是我国非常熟悉的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的重要贡献在于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将列宁的文艺思想系统化。不过，80年代围绕着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的争论中，卢那察尔斯基的这方面因素并不占多大的份量，人们关注的是他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的分析。如果因为卢那察尔斯基的身份而简单地作出结论，可能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而卢的“人格分裂”说，一方面是别林斯基“病态幻想”说的某种延续，另一方面又是在庸俗社会学的“主人公的意识等于作家的意识”观点和巴赫金的“主人公的意识不等于作家的意识”观点之间做出的某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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