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还表现在改变着过去仕人不屑交往和婚姻的状况。如明人董含说：“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贿拥资厚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遂使此辈忘其本来，足高气扬，傲然自得。”[47]
四、商人的新文化观
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在明末清初还逐渐形成了商人的新文化观。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儒贾相通观
对于儒贾，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48]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但明末清初的商人则提出了名利相通，义利相通的观点。明人吴长公自幼业儒，后父客死异乡，遵母命业贾承父业。吴长公说：“儒者直孜孜为名高，名亦利也。籍令承亲之志，无庸显亲扬名，利亦名也。”[49]山西代州商人杨近泉，“独喜与士人游，??江淮数千里间，皆籍重翁名，无敢以贾目翁矣。”[50]蒲州盐商展玉泉，上数百金，得授归德之商丘驿丞，对其经营之沧盐，命其子掌之。临行时，高兴地对其子说：“我仕矣，得间或视而。”展玉泉虽然得了个小小驿丞，且受到了同业者的羡慕，“荣其贾而能仕。仕而不失其世业”。[51]前述张四维、王崇古家，则是一个家族中，既有为宦者，又有从商者，互相支持，相得益彰。另外，山西商人在河东盐池为其商籍子弟设立了运学；在淮扬盐场，山西之阎李，科第200年。
(二)义利相通观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52]荀子说：“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53]明末清初商人认为，义利相通。明代蒲商王文显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54]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作为商人经营哲学的思想基础，成为商人精神价值观的核心。所以，在山西商人会馆中很崇祀关羽。这是因为：①关为山西解州人氏，武圣人为同乡也；②关以义气为主，敬奉关羽，作为义利观的精神偶像。正如《山陕会馆志》所载：“夫子读麟经深明大义，故身陷贼，志百折而不回，以刘豫州分固君臣而恩，则为手足，千古君臣相得无有逾??今秦晋商人亦既轮涣辉煌，朝夕告虔春秋俎豆矣，而能仰体夫子之心，以事君则忠臣也，以事父则孝子也，以敬先则悌弟也，以交友则良朋也，言必忠信，行必笃敬。”
在义利思想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则成为商人的商业道德观。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宋人范仲淹说：“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司马光从《中庸》中得到的精义是“诚者天下之道”。这些对经商者的商业道德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明末清初“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 [55]的商人大有人在，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仍为主流。明代陕西扶风商人樊现(1453—1543)经商足迹南至江淮，北尽边塞，其取胜之道是“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益损，诚谓天道难信哉”[56]诚信不欺，以诚信重义作为商人处世立业之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可谓商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
(三)谋略竞争观
义利思想是中国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也是经营管理哲学。但商品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57]深谋略，通权变，作为商场上的竞争之道，则体现出明末清初商人文化观的又一特色。明人张四维说：“蒲俗，善贾者必相时度地居物而擅其盈，故其业有不终身(生)变者，有不终岁变者，其 有一业不变而世守之者。”[58]蒲人王海峰，奇人也，“始亦以居货走四方，而中负隐隐与众不类。??青沦者故太公管仲与盐策之区，陶朱公据以累致千金者也。国家亦有榷务存焉，法弊利雍。诸贾过，不以正目视之。公独曰：此可居也。遂相地计宜，审时观变，究览鹾政。??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 而公之业益饶”。[59]
(四)修身正己观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基础。“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60]这就是说，修身正己，在教化中使人具备担当治国、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三略》概括为“道、德、义、仁、礼”，诸家对修身正己的标准虽然提法不一，但其核心内容都是相同的，目标是一致的，构成了中国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从事商业的商人，在人文思想的影响下，与诸家思想家一样重视修身正己，并结合经商活动的特点，提出了经商与人才的关系。明代广东布政张君毅曾弃仕从商，正如他所说，“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不屑纤细，惟择人委任资计出入”。[61]
经商虽是商人致富捷径，但他们很重视劳动节俭。春秋商人白圭作为富商，却坚持“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共苦乐”。这位治生之祖的节俭风范为后世经商者效法。顾炎武说：“新都(即新安)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徽州人四民咸朴茂，其起家以资雄闾里，非数十百万不称富也，有自来矣。”[62] 这就是说，徽商之富由勤俭起。明人沈思孝说：“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63]谢肇涮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64]可见，勤俭经商是明末清初商人修身正己的一个重要内容。
(五)科技应用观
数学、地理、交通与商人的经商活动有着密切关系，明末清初商人很注意对数学、地理、交通等科技的实际应用。明人张四维之弟张四教，年16即服贾远游，所经纪废居，咸出人意。张四维说他“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粟布句股商分等法，厘中白首不得肯綮者，弟皆按籍妙解，不由师授。??弟治业滋久，谙于东方鹾科原委，分布、调度具有操纵，末年业用大裕，不啻十倍其初”[65]。明人王文素，随父到河北饶阳经商，自幼涉猎书史诸子百家言，尤长算法，所编《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是一部优秀的应用数学之作，内容之丰富，科学性之强，胜过明代钱塘吴敬《九章算比类大全》、安徽休宁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闽商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则是记述从商经验和商人训戒之书，着重阐述商人在投牙、找主、定价、过秤、发货、付款、索债、讼诉等过程中应予注意的各个环节，介绍了观察天气变化、选择出行吉日、警惕不良之辈、留意人货安全、防止发生意外的经验，总结了商人必须遵守的商业道德，告诫商人必须加强自身修养。此外，还有许多经营、治家、理财方面的经验。徽商黄汴编纂的《天下水陆路程》，是根据各种程图和路引汇编而成的明代国内交通指南，它详细记载二京十三布政司水陆路程、各地道路的起讫分合和水陆驿站名称，它如食宿条件、物产行情、社会治安、行会特点、船轿价格等，也间有所记，是古代士商行旅的必备之物(以上已由杨正泰点校，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以上数学、地理、交通著作的编著，充分反映了明末清初商人重视科技应用的思想与作风。五、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使明末清初的社会舆论对商人与商业有了比较恰当的评论。明人庞尚鹏说：“民家常业，不出农商。”[66]万历年间湖广按察佥事冯应京说：“阜财通商所以税国饷而利民用。行商生贾，治生之道最重也。”[67]汪道昆主张农商“交相重”，认为“厉商则厉农，商利而农亦利”。[68]清人沈走说：元明以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69]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主张工商为本，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因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意出于道者，盖其本也”。[70]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使一些原来重农贱商的封建士大夫也开始热衷于商业。一些儒生士子在这股“竞事商贩”潮流的影响下，弃儒经商。归有光说：“虽士大夫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71]山西蒲州任光溥，“幼盖尝攻举子业，有成绪矣，乃不获究其志，弃而服贾”。[72]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造成了区域民众心态的转变，汇成了一股汹涌的拜金思潮，冲击着明末清初的传统社会。如薛论道在《题钱》一文中描述道：“人为你跋山道海，人为你觅虎寻豹，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人为你亏行损，人为你断义寡思，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失忠信”。“人为你心烦意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73]由于捐纳之风盛行，已使官场酷似市场。明人周顺昌说：“方今仕途如市，人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74]这种拜金观念的思潮，还反映到了民间传说中。明末人赵南星在其《笑赞》中说：唐三藏西天取经，到了雷音寺，迦叶长者索要小费，三藏无奈，只好将紫金钵给他。猪八戒忿忿不平，在释迦牟尼面前告了一状。“佛说：‘佛家子弟也要穿衣吃饭，向时舍卫国长者请诸弟子下山，将此经诵了一遍，讨得了三斗三升麦粒黄金，你那钵盂算有多少金子也在话下!’说得个猪八戒好似箭穿了雁嘴，恼恨恨地走出来说道：‘逐日家要见活佛，原来也是要钱的’”。[75]金钱魔力如此之大，上至天理，下至人伦，无不趋钱附利，在拜金主义观念的思潮下，商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去经商，不能说不是一个变化。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对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产生了相当影响。由于明末清初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地位的提高，社会影响的扩大，因而在文学作品中对商人描写的比重越来越大。例如，《金瓶梅》是明中叶以后的文学巨著，其主人公西门庆就是一个豪商。是书一开始就对西门庆作了个交待，称：“原来是清河县一个破落的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脾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搅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那人复姓西门，单名一个庆字，排行第一，人人都叫他做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西门庆后来娶的孟三姐，其前夫杨氏也是商人，第七回说：“这位娘子，说起来你大家也知道，是咱这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手里有一份好钱??不幸他男子汉去贩布，死在外边，他守寡了一年多。”西门庆的好友应伯爵，也是商人家庭出身。第十回说：“西门庆是个大哥，第二个姓应，双名伯爵，原是开绸绢铺的应员外儿子，没了本钱，跌落下来。”在《金瓶梅》中还有“合伙而商”和如何分利的描写。第二十回说，西门庆拿出2000两银子，“委托伙计贲地传”开药店，叫女婿陈经济掌管钥匙，寻购药材，“贲地传只是写账目，秤发货物”。第五十九回，“又寻了个甘伙计作卖手，咱(韩伙计自称)每和崔大哥与他分利钱使”，“譬如得利十分，西门庆五分，乔大户二分，其余韩道国、甘出身与崔本均分”。《石点头》第八回，则描写了徽州富商汪姓，遭受荆州监税提举吾爱陶掠索的故事。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回“卖油郎独占花魁”，描写了心地善良的小商人秦重得到美妇的故事。第七回“钱秀才错占凤凰俦”，则描述了江苏洞庭商人的活动，称：“话说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还影响社会上礼制、生活风气。宋明以来所奉行的“兴天理，灭人欲”的礼法观念，遭到挑战，在商人的推动下，僭越礼制现象日甚一日，是非荣辱已出现
商品化。顾炎武感叹当时是“金令司天，钱神卓地”。[76]明人李贽针对摧残封建女性的封建礼教，提出了某些妇女“才智过人识见绝甚”，“男子不如也”[77]的观点。尤其是商人一掷千金的追求奢华风气，改变着过去朴实、俭约、守成之规。如乾隆《震泽县志》载：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食器皿不敢奢侈??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多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78]
总之，明末清初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它反映了明中叶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天崩地裂”的时代，标志着古老的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并对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注：
① 《明太相宜录》卷，208。 ② 胡侍：《真珠船》卷2。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399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④ 马克思：《资本沦》第3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⑤ 司马迁：《史记》卷97，《鄙生传》。 ⑥ 见《明太祖实录》卷250。 ⑦ 见《明太祖实录》卷41。 ⑧万历《潞安府志》卷9。 ⑨《明史》卷81，《食货志》。 ⑩ 《明太祖实录》卷132。 ⑾ 《明太祖实录》卷81，《食货志》。 ⑿ 见《东方学报》第58册。
⒀ “四维父盐长芦，累资数十百万，而崇古盐在河东，相与控二方利。”(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7) ⒁⒂《明史》卷220，《王崇古传》。 ⒃ 同上，卷219，《张四维传》。 ⒄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21，《先赠公南路府君行状》。⒅ 同上，卷18，《龙洲顾公暨室徐孺人合葬墓表》。 ⒆⒇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7。 [21] 《明史》卷232，《李三才传》。 [22] 《明史纪事本末·矿税之弊》。 [23] 高攀龙：《高于遗书》卷7。 [24] 周顺昌，吴县人，万历中任福州推官，天启中“历(吏部)文选员外郎，罢选事”，后“乞假归”。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魏党建国起元，魏大中、顺昌斥骑尉，顺昌‘好为德于乡’，逮顺昌骑尉到苏州，士民闻讯‘咸愤怒，号冤者，塞道”。 [25] 《绛州志》卷11，《张国纪传》。
[26] 《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5月己亥。转引《明清晋商资料选编》，第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7] 《大泌山房集》卷106，《乡祭酒王公墓表》。 [28] 《宛落集》卷6，《大明席志铭》。 [29] 《震川先生集》卷13，《白庵程翁八十寿序》。 [30] 万历《扬州府志》卷3；《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760，《扬州府部风俗考》。 [31] 崇祯《靖江县志》卷10，《风俗》。 [32][33] 引自傅衣凌：《明代经济史上的山东与河南》，《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
[34] 雍正《陕西通志》卷45，《风俗》。 [35] 同上，卷45，转引《三原县志》，民国《同州府志》卷21，《风俗》。 [36] 《紫原文集》卷5，《吴香山姻丈七十序》。 [37] 郭子章：《郭青螺遗书》卷12，《山溪白溪石塘三桥碑记》 [38] 嘉靖《金溪县志》，引自《西江志》。 [39]《衢州府志》卷25，《风俗》。 [40] 《浙江通志》卷100，《风俗(下)》。 [41] 何乔远：《闽书》卷38，《风俗》。 [42] 《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 [43] 引自傅衣凌：《明代徽州商人》，《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4] 《郭青螺先生遗书》卷16，《圣门人物志序》。 [45] 崇祯《山西通志》卷6。
[46] 《雍正朱批谕旨》第47册，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朱批。 [47] 董含：《三冈识略》卷63，《吴风俗十六则》。 [48] 《大泌山房集》卷73，《胡仁之家传》。 [49] 汪道昆：《太函集》卷54，《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 [50] 张正明：《明清晋商资料选编》，第11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1]《条麓堂集》卷28。[52]见《孟子·离娄上》。 [53]见《苟子·强国篇》。 [54] 张正明：《明清晋商资料选编》，第11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5] 李梦阳：《空同先生文集·贾论》。 [56] 《康对山集》卷38，《扶风耆宾樊翁墓铭》。[57] 《孙子十家注·张预》。 [58][59] 《明清晋商资料选编》，第111、第11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0]《札记·中庸》。 [61] 余英吋：《中国近代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62] 《肇域志》，引自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3] 《晋录》。 [64]《五杂俎》卷4，《地部》。 [65]《条麓堂集》卷28。 [66] 《庞氏家训》，见丛书集成。 [67] 冯应京：《月令广义》卷2，《岁时》、《授时》、《商贾》。 [68] 《太函集》卷65，《虞部陈使用榷政碑》。 [69] 沈矗：《落帆楼文集》卷24，《黄席山先生七十寿序》。 [70] 《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71] 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 [72] 《条麓堂集》卷27。 [73]《石林逸兴》卷3。
[74] 《周忠介公烬余集》卷2，《与朱德升孝廉书》。 [75]见《赵南星全集》。 [76] 见《天下郡国利病书》。 [77]《初潭集》卷2。
[78] 乾隆《震泽县志》卷25，《风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