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政也。”(要赂)
最后，我们再看汉初的法家与儒道的离合关系。
按法家到了汉代，并非如秦从前的法家的理想，而是在狭义的“刑名”或律合之下，沿着秦制成规来保护君权，诚如顾亭林所说，“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日知录会稽山刻石条)。由贾谊到董仲舒，莫不痛斥秦之亡国由于苛法严刑，其实汉制袭秦，比秦更甚。汉书刑律志首骂秦人玩法，致天下众叛亲离，接着说：
“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共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姦，于是相国萧何攟摭(收拾)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九章散亡，但据唐律疏议云：“其不道、不敬之目见存”，可知汉律之峻峭，比秦更甚。人民稍微不小心，就要违犯大逆不道、对上不敬的专制王法。章太炎汉律考说：
“汉律非专刑书，盖与周官礼经相鄰，自叔孙通定朝仪，而张苍为章程，通因作傍章十八篇，意者官制在通傍章，章程则在杂律淫侈踰制之部，……驿传法式宜衣厩律矣。其后应劭删定律令，以为汉仪，表称国之大事，莫尚载籍，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子遗。亦以见汉律之所包络，国典官合无所不具。”(检论)
所谓“一切著之于律”，是汉代内法外儒的法典性质，正如史书关于文帝的无敖，一方面说他“本好刑名之言”，是其里，而他方面说他“除诽谤，去肉刑”，获得儒家的“善人胜残去杀”之赞誉，是其表。汉书刑法志讲到周勃陈平维持旧律之对，复行三族之诛，就不能不叹：“风俗移易，人性相近，而习相远，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于未流者乎！”到了武帝，尊儒术，绌百家，然而他又“好以法制驭下”(读史管见)，这就是内法外儒的一套作风。
汉代的内法外儒已如上言，同时也有法术与儒术对立的争论。文帝时晁错学申商刑名，颇为文帝所奇，号称“智囊”，“法令多所更定”，因此惹起汉庭与诸侯间的不安，错因以遭斩。武帝时，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因而汉书说“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宣帝时又有桓宽所录盐铁论，记大夫与文学的辩结，即法儒的争论实录。
总之，汉代是“蕃刑”(刑法志)与缛礼并进的，共间法儒或相互为用，或相为攻诘，而本质上则是相反相成的，法律通过经义的庸俗化，更加成为封建主的专制工具了。如晁错所说，“不如此，则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封建制社会的法典形式在汉武帝时代已经有了显明的证据，这和古代法家的思想是不同的。酷吏人物和法术之士本质上也是不同的。 3、宋明理学的发展线索
理学在其自身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北宋庆历年间，为理学的开创阶段。理学的开创几乎与庆历新政同步，一是政治领域的改革运动，一是思想领域的革新运动。周敦颐虽非庆历新政积极参加者，但被后来朱熹推为理学开山。第二，熙宁前后，为理学的奠基阶段。当时一些有志之士不满于“积贫积弱”的局面，要求革新，以图富国强兵。但由于革新的具体政策、方法、步骤的不同，而产生政治上的分野，形成理学主流派的“关学”张载；“洛学”程颢、程颐，非主流派的\新学\王安石，“蜀学”苏轼、苏辙等各派，各派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第三，南宋时期，为理学的集大成阶段。理学经北宋的发展，南宋时著名理学家辈出，主流派的正统派有朱熹、陆九渊及其门徒。朱熹、吕祖谦、张式又被称为“东南三贤”。尤其是朱熹，他以儒家伦理学为核心，糅合佛道及诸子之说，把自然、社会、人生等等方面，统统融入其体系，建立了博大繁杂的逻辑体系。并克服了张载、二程体系中的矛盾性和两重性，构筑了“理”-“气”-“物”-“理”的哲学逻辑结构。它不仅在更大的领域里丰富、发展了哲学内容，而且对这些范畴辩析精详，特别是探索了这些范畴之间的联系，把古代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第四，明中叶后，为理学的解体阶段。元代，南北统一，理学北传。“设科取士，非朱子之说者不用”。朱子学几成官方哲学，陆九
渊学说受压抑。明初主朱子学，一时宋濂、方孝儒、薛宣都为朱学矩，左右学风，其结果是以朱子学为正统，其他为异端；朱子学既为科场所主，便成士子们死记硬背的教条；朱子学逐渐暴露其破绽，引发了人们的反思，于是孕育了王守仁心学的产生。王守仁虽“范围朱陆而进退之”，但毕竟与朱学抵牾。他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从理学发展总趋势看，却逐渐显其解体，原因是：从“道体”上看，陆、王都曾出入程、朱，而揭示了朱熹哲学内在的矛盾，朱熹追求现象世界背后的超感性现实的抽象本体--理世界，认为“理”是一种“阴阳之外”、“万物之前”的形而上的东西，而现象世界被说成形而下的“气”。因而，分理与气、道与器为二，在陆王看来“理”既是现象（气、器）世界的形而上，是超感性现实的先验本体，那又怎样返回现象世界呢？所以他们反对把理与气、太极与阴阳、道与器分为形而上、下，避免了朱熹哲学的矛盾。王守仁主张“心即理”，把一切外在的“天理”、“道心”、天命之性都转化成内在心中的感性欲求，即人欲、人心。天理便是人欲，这种思想随着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便迅速与之相适应，而促使理学的解体。王守仁死后，王学分化，王艮发展为泰州学派，李贽走向反面。心学的分化是王学哲学逻辑结构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作为理学的整个行程，亦标志着整个理学走向解体。第五，明清之际，为理学的总结阶段。这时，中国正处在“天崩地解”的大变动中，明亡使一批有学之士陷入了时代的沉思，进而开始了历史的反思。这种沉思和反思汇集了对宋明理学的总结和批判。在这个总结性的批判思潮中，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各有所重，而成为时代的巨人，但从理论思维角度而言，王夫之可谓代表人物。所谓总结性的批判是指：纠正了以往哲学的错误，颠倒了程、朱、陆、王在理气、道器、太极、阴阳、心物、有无等问题上的颠倒，扶正了一两、动静、知行、能听、格致等关系，做出了合乎客观实际的解释，在当时对哲学基本问题，认识路线问题，在理论上作了正确的阐述，并从理论思维高度总结了理学的经验教训。
4、中国17世纪启蒙思潮的特点
第一，“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只是在萌芽状态中”（同上，一九——二○页）。中国的启蒙者李贽以至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和颜元等人，都以各种表现方式，强烈地仇视农奴制度及依存于它的一切产物。他们在所谓“封建”和“郡县”的各种历史问题争辩之中，反对封建国有土地制和大地产的占有制，反对一切政治法律上的束缚，反对特权和等级制度，反对科举制度（时文）。他们之中有的提出了“自由私产”的主张，有的传播土地平均的思想。以季贽为例，他说：“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穫，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積倉之穫，而后冶家必力。……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藏书”，卷二）以颜元为例，他说：“岂不思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存治编”“井田”）。类此主张的思想，是他们的共通特点。
第二，中国的启蒙者拥护教育、自治和自由。如东林党的自由结社讲学的主张，顾炎武等人的地方自治的主张，黄宗羲等人的教育主张，都是代表。以顾炎武为例，他敢说“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日知录”卷十九“直言”条），婉转地反对孔子“庶人不议”的教条，进而主强“天下之人……皆得举而荐之”（“顾亭林文集”“生员论”下），表现了他的初期民主思想。
关于拥护西方的生活方式，当时虽然不同于十九世纪的向西方找寻真理的迫切，但他们已经普遍地有着这种要求。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先头部队是西洋的教徒，他们在输入中国的宗教中，带东了一种副产物，即儒家与基督教的新格义（或相互通释），利玛竇和汤若望实为代表。李贽就和一六○○年到北京的利玛竇相友善，传教士们在宜传宗教的同时，也输入了天文历算以至名理的西洋文明。到了明末，所谓泰西文明便普遍地成了士大夫中间时髦的学问。明末复社四公子之一方以智的“物理小志”，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梅定九的算学翻译以及李之藻的“名理探”的翻译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初期的欧化思想。
例如“名理探”序说：“日聆泰西诸贤昭事之学，其旨以尽性至命为归，其功则求于穷理格致。”“几何原本”徐光启序说：“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不意二千年古学废绝后，顿获补缀唐虞三代之阙典遣义）”
明清之际的学者们，在民族压迫之下，表现了爱国主义的崇高思想。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又是和世界的进步思想相关联着的。因为在资主义的萌芽时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成果已成为共同的享受物。民族的片面性和偏狭性日益失去立足的地位”（二七页）。因此，王夫之已经说到“中国之天下”，可见他的闻见已是世界的，才有此限定语，不能不对西洋科学称其“巧密”；颜元不能不呼唤科学的世界，他的弟子李塨更不能不言及仿效“西洋诸法”；顾炎武不能不说“外夷”有高于“中夏”的学问与制度；黄宗羲不能不脱出朝代更替的界限而理想和西洋制度相似的政治，李塨也说到“泰西水法”是“经济所关”的学问。这一系列的思维运动，都是在中国和西洋文明交接之后才产生的。因此，十七世纪的学者们已经逃出中古的思维樊离，而作“经世致用”的横议，在某些论点上表现出一种打破民族片面性和偏狭性的新思潮。
第三，他们同情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尽管他们多数并不同情农民暴动。以黄宗羲为例，他敢于说工商“盖皆本也，（“明夷待访录”“财计”三），敢于说“向使无君，人各得自利”，“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同上“原君”），国家是“为万民非为一姓”（同上“原臣”），特别是他的“平均授田”的主张，更坚持着农民的利益。以唐甄为例，他敢说“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君臣险交也”（同上“利才”），主张“平（等）则万物皆得其所”（同上“大命”）。他们程度不等地表现出初期民主思想。他们对于农民所受的中世纪压迫的痛苦，无例外地表示出控诉和抗议，王夫之的“黄书”、“噩梦”便是代表作。但是，他们都把他们的理想和万年乐土或所谓“天地之道”与“百王之法”等同起来。王夫之、颜元所强调的平等制度，黄宗羲、唐甄因反君主专制所憧憬的绝对的形式平等的社会制度；顾炎武因大力宣传“经世”的理想所自誇的“三代不易”的制度，都是例子。他们对于未来的远景怀着无限的信念和幻想。他们的思想之所以带有浓厚的幻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必然要跳出近代资走阶级社会的范围，“不仅超越现在，而且超越未来的境界，必定成为狂暴的空想。”（“德国农民战争”，三一页）特别在古旧制度束缚甚严而无自由的社会，幻想更易于发生。列宁说：“某一个国家内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表现得愈薄弱，……则政治的乌托邦，通常也容易发生。”在封建势力特别强固的条件之下，“幻想是弱者的命运”（见“列宁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八一二、八一三页）。嘉靖以来出现的小说“西游记”以及后来的“聊斋志异”等幻想作品，正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而产生的。
然而，他们是历史的觉醒者，他们在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学诸方面的“别开生面”，就不仅是反理学运动的量变，而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他们这种要求都是装璜在理论形式的还原（如人性论、泛神论、进化观点、劳动与财产观点等等）上面。而这不是如有些人说的“无中生有”。
如列宁所指出的，他们不知道行将到来的社会矛盾，“他们看不见它（社会发展。——引者）所特有的矛盾”（“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四八页），只看到未来的美好世界。“资产阶级思想代表者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性，相反地，……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世界乐园”（同上，二○页）。虽然他们各有自己的反对派的特性，但一般说来，他们都是封建社会的叛徒。十七世纪的中国启蒙学者，还写出了将来社会全面图景的理想著作，如“天下郡国利病书”、“明夷待访录”、“潜书”等。然而，另一方面，在他们的真挚的理想背后，也包含着叛变的不彻底性。新生的东西既然在旧社会的母胎内是微弱的，所以在他们的理论中常保留着旧的内容，而且常显出矛盾的体系。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现实主张之间虽然隔着许多层环节，使人难以捉摸，但二者的联系是存在的。这即是：“正如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一样，从那时起重新醒觉的哲学，在本质上，也是城市发展的产物，因而，也
是市民发展的产物。”（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版，六三页。）
中国的启蒙学者之所以把个人的实践规定于绝对的善恶标准之上，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不要说顾炎武和颜元的经世思想，即像王夫之的知行论，虽然它是超越古人的杰出思想，但其中实践概念的结论也归结到所谓“人性存存”的君子或圣人的观点方面。因此，在他们看来，参加社会实践的人不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伦理标准之下的形式的归纳。这就走入唯心论。 为什么像欧洲的启蒙哲学要回到希腊，像中国的启蒙哲学要回到先秦呢？这自然是由于他们企图摆脱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不得不托古改制，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在古代哲人的思想体系里，曾出现过后世的思想方法的胚胎形态，因而“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世界观的胚胎和发生过程。因此，如果理论的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命题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这种见解愈来愈为自己开拓了道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二六页。）中国的先秦哲学也类似这样。中国的启蒙学者为了追寻自己当时的一般命题，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也就不自觉地回溯到古代中国的经学和子学，因为古代哲学“总的说来……比（中古）形而上学要正确些”（同上）。从反对中古的烦琐哲学方面来讲，回到古代一事，也包含着为了进行批判活动而选择武器的功用。然而钻在考据学的牛角尖里的所谓“汉学”自然不符合这种情况。顾炎武的“理学，经学也”的命题，傅山的“五经皆王制”的命题，颜元的“性命之作用为诗书六艺”的命题，黄宗羲的“古老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等等，都回到所谓“三代”的黄金世界，追求自己的当时的一般命题。这是进步的思想，我们应当把它和乾嘉的“汉学”区别开来。同时，这种情形也证明了一个特点，即思想史的变化，不是依存于基础而创造意识形态，而是依存于基础而改变过去的传统意识。
启蒙学者在追求一般命题的胚胎的时候，既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先辈而寻求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但同时也一般地寻到原始素朴的大同理想，或者说，他们在大同理想的外衣之下而表现自己阶级的要求。启蒙时代还没有暴露资本主义的历史矛盾，启蒙学者也就只“相信当代的社会发展”，“仅仅限于向改革前制度底残余作斗争”，他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的乐观主义”，他们在“愿望底内容上是与资本主义所创造和发展的那些阶级底利益相适应的”，他们的纯真的理想和后来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那样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说谎的谬论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此，“启蒙者没有挑出任何一个居民阶级作为自己特别注意的对象，不仅一般地讲到人民，而且甚至一般地讲到民族”（“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四八——四九页）。 摘选自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五）·第三节启蒙思潮的特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