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共享，都应该满足全体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农民，占中国人口数量绝大多数。如果广大的农民不能或没有实现对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就不能说真正实现了科学发展观。
进一步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缺失也会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固然，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由于社会人力物力的制约，农村与城市间的绝对差距不马上消除，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福利差别也不可能完全拉平。但作为同一个国度内的公民，农民有仅得要求最起码的公平正义，政府也有责任保障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好，不仅会严重挫伤农民支持发展 、投身建设的积极必，还会引起社会的对立和冲突。
再进一步看，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国民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也是有正面意义的。农村内需不振很大原因是农民为了养老防病，即使有钱也不敢花。如果我们解决了农民的这一后顾之忧，农村内需必能从根本上提到扩张，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带着真感情去投入。
把中国农民纳入养老保险，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说到底是要花钱的，甚至还要花一笔不算小的钱。没有基础性的资金作保障，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制度就会流于空谈，对此我们是有教训的。
其实我国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考虑农民的养老问题，早在1986年就开始探索农村养老 保险制度，但经过十多年的筚路蓝缕，到1999年无奈地宣布中止。没有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主要原因是政府投入不足，完全靠农民自己缴费的积累。以当时农民的收入状况，显然不可能完全支撑起这一保障制度。
前车之鉴告诉我们，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各级政府要舍得投入。政府财政是比较紧张，尤其是目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理是雪上加霜。即使如此，只要我们带着感情来投入。正如一们地方领导干部所言：“政府少上几个项目 ，少搞几个政府工程，钱就可以筹措得到。
对中国农民带着感情去投入不是一种施舍，而是基于良心的回报。中国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的辛勤耕耘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中国农民是我国工业化的付出者，数十年的剪刀差贡献，使得我国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中国农民是我国城市化的支持者，城市建设用地让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城市的高楼大厦又凝聚着农民工的汗水。中国农民为我们的社会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我们为什么不能拿出发展中积累的部分财富为自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撑起一张老有所养的保障之网呢？
——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要以务实的态度去推进。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珍上系统工程，要求我们从农民的角度，以务实的态度把每一个环节、每一种因素都考虑充分，照顾周全，制度才能有效运转。
首先，制度设计要简便易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涉及的人数众多，数亿农民要参保缴费，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要领取养老金。制度设计要做到缴费和领取时都简便易行。比如农民流动性比较强，要允许在不同地域参保缴费；农民收入不稳定，万一不能连续缴费时要能有变通办法等。
其次，政策出台要务实。政府确定农民个人缴费时一定要实事求是。把农民个人缴费率定低了，固然影响保障水平，但定得过高会把农民吓走，而使得保障制度成为不可能。毕竟农民目前收入还不富裕，也不稳定。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低水平是一个客观现实。从低水平起步，逐渐提高保障能力。
再次，区域模式要协同。尽管各地基础不同，情况各异，制度设计可以因地制宜，不必整齐划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毕竟是全国范围内的一项制度设计，也只有在全
国范围内通行才有意义。所以各个地主在进行本地制度设计时，一定要考虑到普适性的兼容性，避免出现农民工因为保障金不能异地转移而被迫退保的现象。
警惕投资后遗症
自去年年底以来，中央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果断出台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等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目前这些措施已初显成效，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6、1%，农村消费增速首次超过城市，经济下滑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冷静看到，当前的经济幸事在很大程度是靠大规模投资实现的。在经济发展的特殊时刻，让投资发近对增长的有力拉动无可厚非，但针对目前各地涌现的空前投资热情，需要提醒的是：我们长期积累的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尖锐，前些年不少地方抛出各种优惠政策，大量圈地、招商引资、上项目，低水平重复投资结果变为闲置的土右方、混凝土或生锈的设备，土地荒废，环境遭污染，一时的GDP换来长久的包袱，类似的教训已多次上演！在新一轮投资热潮中，千万不能头脑发热，陷入“一方面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在制造更大问题”的误区。
对此保持警惕，有助于我们在保增长的同时防止因盲目投资而引发各种可能出现的投资后遗症。
对本轮土地投资热潮，首先要警惕的是区域性推移加剧，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各省（区、市）相继公布了自己的5年投资计划，其中东部发达地区大抵在1万亿元上下，个别省份超过了2万亿元，中西部大抵在5000亿元上下，如果这些投资落实到位,我们可以想象，5年之后，东部与中部的差距和失衡状态难以缩小，反而会随着投资的乘数效应进一步拉大。因此，地方投资也应该树立全局观念，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中定位自己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推进东部产业和资金向中西部转移、流动。
其次要警惕的是结构性失衡加剧，生产与消费断裂，供给与需求脱节。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区GDP等经济指标的快速增长与人民群众对生活水平提高的感受很不合拍，表现在投资与就业增长不协调，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协调，与社会发民的民生改善不协调。这些已成为保增长、扩内需的主要制约，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居民最张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如果消费长期乏力，就会导致投资“踩空”，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因此，必须把投资的目标瞄准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上，而非异化为凸显政绩的几个数据上。
还要警惕各种可能影响金融运行安全和地区和谐稳定的“竭泽而投”。目前各地的投资计划都比较庞大，这些资金究竟从哪里来？在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的地方，最多的来源恐怕还是银行贷款和土地收益，而如果地方政府及企业争相攀比，通过银行贷款，引发银行坏帐的风险就会加大；如果超越土地补偿能力和失地农民安置能力强行征地、拆迁，则是以损害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来换取局部的花草楼宇，成为地区稳定的隐患。因此，一定要量力而行、按规律办事，同时严把项目的准入门槛和节能标准，防止国家投资再度走上低水平扩张的老路。
警惕投资后遗症并非要因噎废食，而是要在投资的同时，努力用好投资，把握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收益，以投资带动消费，把宝贵的投资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持久动力，避免大规模的投资给未来的发展带来的风险隐患。
当前全球经济进入低迷时期，国内经济增速回落。但“危”中有“机”威，如：危机时期市场约束加剧形成的倒逼机制，有利于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培育发展的新的生产力；成本上升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正在加速推动制造业的新一轮全球性转移；还有，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整体进入城市带动乡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我国农村消
费市场具有广阔的提升空间。这些都为调整经济结构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和有利的空间，有利于各地把握科学的投资方向，构筑多元化的现代产业体系。
保证科学投资，各专区必须自觉贯彻科学发展观，切实坚持以人为本，把追求长期目标与解决眼前困难相结合，把扩大内需与改善公共服务、健全保障体系相结合，把投资的重点切实放在民生工程、节能工程和技术进步产业、现代农牧业、基础设施、社会文化事业和流通服务业等方面。
保证科学投资，最根本的还是深入改革那些不适宜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的成本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形成科学的干部考核体系，改变“屁股指挥脑袋”的本位主义官场潜规则。
警惕“加速城市”
金融危机冲击的警报尚未解除，新一轮城市化浪潮已经从不少地方涌起：农居集中化，郊区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大拆大建，紧锣密鼓。
有官员声称：中央出台刺激经济政策，我们自应抓住机遇，加快拆迁改造推进城市建设。有学者论证 ：只有加速城市化，才能使中国经济摆脱长期陷于谷底的危险。
不过，从最基层传来的还有一些农民的不满、抵制，乃至抗争性群体事件，这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如何保障农民在城市化中的合法权益？城市化拉动内需应该从何处着力？当下推进城市化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令人欣慰的是，许多的地方的政府文件中都明确了“尊重农民自愿”的原则。应该说，这是郊区城市化、宅基地换住房中和一条不该逾越的红线。可是，实践中呢？依然有不少的农民“自愿”的背后则政府官员的强势政治动员，是当地宣传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少数村官的擅自民意代表。更有甚者，竟有地方出台专项文件，对那些不及时“自愿”者及其亲属，以停职停薪、下岗失业等相威胁。
农村融入城市，应当是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分享城市化发展成果的难得机会。如何使这一机会变杨农民手中的实惠？在农村现实生活中，宅基地被农民视为家产，并代代相传。在宅基地换住房中，拆迁补偿的标准是否合理？是以房换房，还是以宅基地换房？宅基地白头偕老收益如何分配？原来的城乡拼命苦苦农民租赁房屋的：瓦片经济瓦解之后，新的收入增长点在哪里?对原来的集体经济，如何保障农民发展、分红的权益？村民转变成城市市民后，怎样解决好他们 的生活、就业、教育、保险等后顾之忧？这都是需要政府与农民 协调一致，共同求解的难题。
当初，政府通过 强制征用农民土地、低价补偿失地农民 ，推动了国这城市化的伟大进程，中国农民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今天，我们毕竟已经进入了工业抬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