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健全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等。这些新提法，体现出了新的政策走向。
总量平衡抓到了点上。过去,大家认为“进口”对经济增长是负效益,实际上扩大进口也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进口扩大了资源配置的空间,有利于多种资源的组合。这次会议把“进口”放到了重要的战略地位，明确提出“优化进口结构、扩大进口规模,发挥进口在宏观经济平衡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宏观调控中货币的平衡也举足轻重。会议提出“把好流动性总闸门”,就是要利用好资金,让信贷资金更多向实体经济如“三农”、中小企业等倾斜。
民生建设更趋重要。会议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这是会议强调的“在改善民生上扎扎实实办几件实事”中的一桩。从2005年到2010年,我国养老金已经“六连涨”。 但接下来如何涨,涨多少,什么时候涨,向什么人群倾斜,还缺乏一套长效机制加以明确。会议将“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显示了政府对改善和保障民生的高度重视,以及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的决心。
深层改革呼之欲出。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本身是一种制度创新,是渐进式的改革,是从下到上、先易后难的。而现在从下往上改革的领域越来越少,需要从上往下改革的领域越来越多,需要有更新的改革路线图,进行改革顶层设计就越来越迫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改革攻坚力度,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要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投资体制和资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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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改革;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这些触及重重积弊的改革,不仅指向明年的转变发展方式,更指向中国更长远的发展。
—据《光明日报》2010-12-18
善治，打通幸福之路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科学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这既包括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平衡协调发展，而政府在实现公民的幸福方面承担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当今世界，政府应当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的最重要条件就是善治。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是两者关系的最佳状态。简单来说，善治就是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都对治理状况感觉很好。不仅政府的管理要好，政府不在场时，社会的治理状况也很好。善治有诸多要素，例如法治、责任、回应、公正、参与、透明性、稳定、廉洁等。为此，政治要加强责任意识，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公共服务，扩大民众参与度。需要注意的是，善治本身需要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政府对公民幸福的责任是有限的，如果试图超越自己的能力去实现公民的幸福，或者试图替代公民去实现他们的幸福，则是相当危险的。
—据《人民日报》2011-02-22
顶层设计关键是敢不敢对利益关系动刀子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目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30年的第一次转型与改革，带有增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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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鲜明特征。在增量改革中，往往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往往能够取得成功的特定背景。如今情况不同。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帕累托改进”的空间越来越小。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更多涉及包括政府体制在内的存量的制度变革，其深刻性、复杂性远远超过第一次转型与改革。现在中国到了一个没有顶层设计，改革就无法顺利的特殊阶段。下一步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三者的协同。尤其是政治体制转型，现在还缺乏共识。从“十一五”改革看，在政府转型成为改革关键和重点的时候，由部门自行设计方案来推进改革，容易使改革扭曲变形。由于改革已经形成一大批既得利益者，再加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盘根错节，阻力重重，因此顶层的设计的关键在全面利益调整上动刀子。
—据《第一财经日报》2011-01-28
“举国体制”需要改革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原所长资中筠认为，真正以人为本，承认人除了满足口腹之需外，还有思想精神的追求，还要着眼于中华民族长远的“文明崛起”。从这一视角来看，应该承认，当前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已到了拐点。健康的市场经济本能地需要自由以释放出创造力，需要平等的权利以保证公平竞争，需要法治以规范和执行游戏规则，与之配套的制度自然是民主。当前我们的体制存在着问题，市场经济受到不合理的压制，而一些本不该属于市场的公共服务却又被推向市场。要扭转这种状况已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就民生论民生。当前无论哪一个领域要向兴利除弊的方向走一步，都会遇到强大阻力，究其根源，阻力就来自强大的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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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利益集团，其难以动摇的地位与现有体制分不开。首先需要改革的恰恰就是这“举国体制”-----实际上就是不受监督的公权力。其次要改革的是公共财政，让财政收入更多用之于民。与其高唱“中国模式”，不如低头需找“中国道路”，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是无法绕过的。
—据《财经》2011年第3期
中国社会发展面临五大挑战
中国社科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中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各种挑战和社会问题。一是经济运行进入新成长阶段，发展模式亟待转变。二是部分地区劳动关系冲突显化，新生代农民工备受关注。三是收入分配改革举步维艰，警惕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四是“土地城市化”再现热潮，警惕损害农民利益。五是半城市化问题突出，部分地区乡村凋敝。
-据中国新闻网2011-01-02
中国未来走向很大程度上系于预算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认为，预算问题一个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的“真”问题，中国未来的走向很大程度上系于预算。我国面临诸多的社会问题都跟预算有关。预算的重要性仅次于《宪法》、《预算法》跟整个社会、每个民众的关系不是任何其他法律所能相比的。了解一个国家看预算就可以了。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人大的改革、预算的改革比其他法律改革更紧迫。从学术上来看，预算不是经济、技术、工具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预算是连接政府与国民的纽带，是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中枢。缺乏预算控制和约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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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不安全的、危险的政府。《预算法》的修订是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中枢神经的改革，涉及到政治权利的核心部分，非常敏感。预算权力是分权制和分享的关系，人大、政府和公民分享预算权。《预算法》的修订要确保信息的真实这些基本原则。与此同时，要对人大本身进行改革，包括提高代表的素质，看懂预算的能力，代表的组成、来源这些方面的改革。
—据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堂2011-01-26
我国对外关系面临三大新挑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认为，我国在新时期已把全球发展作为自身成长的一个新基点。只有在全球化进程中看清楚我们潜在的麻烦和挑战，才能把机遇实实在在变成真正的好处，变成迈向大国的真正台阶。挑战之一：面临新的发展危机。我国已经从地区性的大国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国家，我们的海上通道、海外人身财产安全问题、能源安全等问题越来越凸显。挑战之二：面对新的安全威胁。新的形势下，诸如恐怖主义、金融失控、恶性传染病的传播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明显上升。这些挑战既具有世界一半大国所面对的共性，也有我国特有的问题和软肋。挑战之三：面对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在今天我国世界定位发生变化的面前，不光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少数所谓西方有偏见的媒体，连我们的盟友，过去的兄弟，第三世界的很多穷国家，也越来越多地用异样的眼光看中国。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意愿和战略，让世界感到我国崛起是福不是祸，或者主要是机遇，而不是麻烦。
—据宣讲家网201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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