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六军团长征在黔西北 一、战略转移黔西北
为了有效地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1934年10月29日，红二、六军团约8000人由南腰界出发挺进湘西，开辟新的根据地，留守黔东根据地的党、政、军、群组织一直坚持斗争。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形势非常严峻。红二、六军团面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审时度势，决定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11月19日，为争取主动，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地区出发，开始新的战略转移，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根据地。1936年1月中上旬，红二、六军团进人贵州，12日攻占石阡县城，19日，军团领导在石阡召开会议，讨论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决定放弃在石阡、镇远、黄平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西进到乌江以西，长江以南的川、滇、黔地区活动，在贵州西北部创建根据地。
在西进途中，接到军委两次电报，指示“二、六军团可在黔、滇、川活动”，“应以佯攻贵阳之势，速转黔大毕地区，群众地形均可暂作根据地”。军团领导人进一步分析了黔西北地区的条件后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曾到过黔西北，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使这里的人民深受启迪，有革命之欲望；贵州地下党和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黔西北活动频繁，而国民党川、滇、黔三省军阀矛盾重重，各自为政，黔西北是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这些都是创建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军委指示完全符合实际，因而二、六军团领导做出了进军黔西北，创建根据地的决定。
二、调虎离山，奇袭鸭池河
1936年2月1日，担任先导的红二军团六师从修文直奔镇西卫(今卫城)，准备抢占鸭池河渡口，随后，军团领导又从各师选调精兵强将，组成120人的侦察队员，连夜向鸭池河挺进。鸭池河渡口，是黔西北数县通往贵阳的惟一渡口，沿河两岸山高林密，山岩峥嵘陡峭，高处达数十丈，低处亦有数丈之高，河床时宽时窄，河深水险，水底暗流湍急，堪称天堑。当时来往交通，全靠木船摆渡，从渡口到北面山顶的路上有大、小关两个隘口，上山小路如登天梯，
大路曲折盘旋。因此，红二、六军团按照军委指示，佯攻贵阳，声东击西，成功地迷惑和调动了敌人，蒋介石布置在贵阳以西、乌江上游鸭池河渡口的九十九师、二十三师在贵阳“告急”的情况下，慌忙向贵阳收缩。红二、六军团抓住鸭池河渡口防务空虚的时机，虚晃一枪，绕道黔北，直捣修文，奔袭鸭池河。
2月1日深夜，侦察队一路急行军，扫除了沿途地方反动民团势力。路经坎挂时，竹碉里的伪军已逃跑，先遣队便将竹碉烧毁。由于竹碉起火，浓烟滚滚，远近可见，正待在渡口老街家中的新店区伪区长董醒吾及联保主任杨冰儒等，见势不好，纷纷朝归中等地逃窜。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先遣队到达南岸渡口，河两岸的盐防军守兵，见坎挂碉楼起火，知道红军已到，仓皇从小关、垭口向捅井方向逃窜。先遣队在南岸渡口观察北岸确无动静，在树木荒草掩映之中，发现了几只小船，通过向对岸的船工喊话宣传后，一只小船首先从对岸划过来，１０多名侦察队员立即上船划向对岸，控制了渡口。待六师赶到时，渡口共有大小船只１０只，大船一次可载100多人，小船一次可渡20多人。午后，五师及大部队也陆续赶
到渡口。仅靠4只木船摆渡，部队难以及时过河，于是部队领导当机立断，就地取材在渡口下游水势稍缓的羊子岩脚滩口架设浮桥以保证部队安全过河。
2月2日夜，红军在船工和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利用从伪区长家缴来的备用电话线、木料及向群众借的门板等将浮桥架成。随后，红六师、五师、四师、二军团直属机关、十七师、六军团直属机关、十六师、十八师共18000余人历时3天依次通过浮桥到达北岸。二、六军团过河后，立即撤毁浮桥，封锁河面，将敌九十九师、二十三师甩在鸭池河南岸。 红军过河后，对借门板、木料给部队搭浮桥的老百姓进行了赔偿和感谢。之后，红二、六军团乘胜进军黔西、大定、毕节，为创建根据地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三、黔西会议
红二、六军团顺利渡过鸭池河进入黔西县境后，国民党黔西县长林雁峰和前任县长谭重光纠集反动势力妄图负隅顽抗。林雁峰拟请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宋醒(宋马刀)部担任城防。宋醒是个非常有正义感的军人，深知红军此行是北上抗日，英勇善战和锐不可当，就以林给赏银粮饷太少为由，带队逃离。因此，作为黔西北东大门重镇的黔西城防守十分薄弱，仅有百余名保安队以及增援的一个连把守。林雁峰一面强迫群众在城墙及四周城门巡逻，加派兵丁，对出入者严加盘问，对红军进行大肆诬蔑诽谤，妄图负隅顽抗；一面带着家小及30多名兵丁连夜出逃。城内邮电局长、区长、保长和官僚、资本家、地主、商号老板及负责城防的保安队和吴忠信刚到黔西的一个连的官兵，目睹县长首先逃跑，也如惊弓之鸟，逃之夭夭。2月3日凌晨，先遣队来到黔西城外，向城内鸣枪进行火力侦察，城内确无反应，拂晓，红六师各部顺利进占黔西城。
红二、六军团进占黔西后，5日，总指挥部在驻地川祖庙召开紧急会议，即黔西会议。黔西会议是继石阡会议之后，红二、六军团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再一次讨论了石阡会议作出的决定，强调在黔大毕开辟新的根据地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伐加快，蒋介石政府妥协退让，叫嚣“攘外必先安内”，加紧反共反人民和镇压抗日运动；红二、六军团为着挽救中国之危亡，与蒋介石反动集团进行不断的浴血奋战，辗转数千里进人川滇黔边区，担负着反蒋抗日的神圣责任。会议一致认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军委指示，成立以黔大毕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临时革命政府——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川滇黔省委员会，以领导根据地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开展。黔西会议还根据蒋介石再次坐镇贵阳，部署对红二、六军团进行围剿，而川军、滇军各自为政，远离红军行动，九十九师、二十三师被红二、六军团甩在鸭池河南岸，惟有蒋介石嫡系万耀煌、郝梦龄两个纵队三个师十四个团由遵义逼进，占黔西县打鼓新场(今金沙)后，抢占了军事要地三重堰、渭河一带，逼近黔西县城等情况，决定兵分三路，实行战略展开，以四师、六师、十七师三个主力师集中对付东北方向进逼之万、郝两纵队；贺龙率四师、六师行动，萧克率十七师行动；以十八师担任钳制任务，十八师五十三团驻守滥泥沟，守卫鸭池河一线；十八师师部及四师一个营担任黔西县城城防；以五师西进大定，十六师西进毕节；六军团直随五师、十六师活动。部队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建政、扩红，建立革命武装，打富济民，统一战线等一系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四、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及各级革命政权的建立
根据黔西会议决议，2月6日，红二、六军团进军大定，国民党大定县长马仁生率保警队弃城逃跑，红军顺利进占大定。曾受地下党影响的进步人士彭新民在红军到来之前，组织顾炳清、王南轩、喻金廷等人动员群众迎接红军入城。他们找来曾幼斋、毛士英等知识分子，书写“欢迎红军人城”、“红军是干人的队伍”、“大定民众拥护红军”等标语，制成100多面三角小旗，组织群众100多人到大定南门城外迎接红军。7日，军团领导任弼时等相继到达大定县城。8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大定城内孔庙召开，l000多群众参加会议，贺龙任革命委员会主席，陈希云任代主席，朱长清任副主席。在群众大会上，还成立了“大定拥红委员会”和“大定抗日救国委员会”，选举了彭新民任“拥红委员会”主任，顾炳清、喻金廷、贺德冒(贺云)等为委员，１２日，成立了“大定抗日救国团”，由叶刚任团长。
2月9日，在毕节地下党的策动下，地下党掌握的地方武装席大明，假装接受“招安”防堵红军，实则控制了毕节县城至头步桥一带的有利地形，暗中派人与红军接洽，假装接上火线，败退而撤，另一支进步武装周质夫部也积极配合地下党接应红军入城，毕节督察专员莫雄也“弃城而逃”，红军顺利进占毕节城。
2月1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迁往毕节。
红二、六军团占领毕节后，根据毕节地下党活动频繁、群众基础好的条件，很快建立了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宣传处、供给处和妇女委员会等机构。军团领导与地下党负责人商议，在百花山召开群众大会，选举苦大仇深的挑水夫朱绍清任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主席。
为了加强对地方工作的领导，红二、六军团成立了中共毕节临时区委(一说中心县委)，由六军团群工部长李国斌任书记，毕节地下党员杨杰参加区委工作。临时区委设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由六军团政治部选派一批党员充实各部。
在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黔西北大多数区、乡、村都建立了革命政权。据不完全统计，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黔西北建立了滥泥沟、瓢儿井、响水、海子街、鸭池、朱昌、何官屯、长春堡等八个区级苏维埃临时政权；共建立了黔西的城西、城北、沙窝，大定的城东、城南、对江，毕节的鸭池、梨树坪，赫章的江南等95个乡村级苏维埃政权。 五、根据地建设的革命实践活动
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组织人员石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第四号)》到县区乡张贴，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边区广大民众的临时革命政府”，阐明了红二、六军团来到黔大毕的宗旨：“我红二、六军团为挽救中国之危亡，数年来与蒋介石进行不断地流血的艰辛的战争，此次转战数千里进人川滇黔边，担负着扩大抗日反蒋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光荣的神圣的责任，在川滇黔边创造抗日反蒋的苏维埃区域与扩大抗日的红军，联合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势力共同挽救中华民族之危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各级革命政权，“创造抗日的苏维埃区域，使之成为抗日反蒋的强固的根据地??”，“武装民众进行抗日战争”，“解除民众痛苦，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配合红军政治部及武工队，组织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社员、进步师生、爱国志士等深入城镇、乡村宣传共产党、红军的主张，组织并印发了《为抗日讨蒋告工农民众爱国战士书》等文告、传单，组织妇女为红军赶制军服，护理伤病员等。 临时区委还与毕节地下党密切联系，互相配合，组织4个工作组分赴农村和城镇开展群众工作。
红二、六军团进占毕节后，积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开展统战工作。根据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的施政方针：“武装民众进行抗日战争”，“团结广大工农民众及一切爱国志士加人抗日队伍，不分政治派别，不论成分，一致联合起来，组织抗日救国军”等，红二、六军团就以毕节地下党掌握的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三支武装为基础，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席大明部为第一支队，周质夫部为第二支队，阮俊臣部为第三支队；军团首长王震、夏曦等多次与贵州辛亥革命元老，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的毕节爱国人士周素园交谈，请他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地下党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战任参谋长。周素园是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受革命思想影响，不满国民党当局，拒绝国民党委以的要职，寓居家乡毕节。红军到毕节后，将周素园作为土豪劣绅打时，发现他家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而且圈点阅读认真，引起了军团首长的注意，经过红军的工作，周素园毅然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多次接见和高度赞扬。 黔西北地区除汉族外，世代居住着彝、苗、布依、回、白、侗族等少数民族，是多民族聚居地。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搞好少数民族工作，红军按照党的政策，结合实际情况，专门印制了红军对苗族侗族的标语口号：“红军是扶助苗族侗族解放的武装!”“苏维埃和红军绝对保障苗族侗族的解放与自由!”“苗族侗族的民众只有在共产党苏维埃领导下实行土地革命才能得到彻底解放!”等共14条，在指战员之间和黔西北地区散发，广泛宣传党对黔西北少数民族的各项政策，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如红四师经过彝族聚居的大定黄家坝时规定：不准侵犯少数民族的祠堂；不准乱动彝族的灵房、神龛；过年期间群众家里的灰渣打扫后不许倒到屋外去；不在民族聚居的村寨里打土豪等等。
红军还帮助生病的少数民族同胞治病，给少数民族群众挑水、打扫卫生等。少数民族同胞深受感动，认识到红军与歧视、压迫少数民族的国民党军队的确不一样。因此，当六师奉命在黄家坝阻击敌人时，彝族同胞帮助红军侦探敌情，为红军带路、当向导，许多少数民族的优秀儿女还参加红军北上抗日。
红二、六军团经过大定八堡六寨时，六军团政委王震派遣政治部巡视团主任谢友才(谢中光)率红军武工队深入到八堡六寨苗族聚居点开展工作。2月15日，谢友才和八堡六寨的苗族同胞李正芳、李德洪、李义舍、李义猫、李义竹、王义佳、马义梭、马义早、马小郎等来到毕节，王震在百花山福音堂接见他们并与他们促膝谈心。王震对苗家“柴火当棉袄，蕨根为粮草，松胶当灯照，赤脚当鞋跑”的苦难日子深表同情，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苗胞们讲解，红军是为普天下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谋幸福、求解放的队伍。苗族有土司，汉族有地主，虽然民族不同，但天下的受苦人是一家人，地主、土司老爷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号召全体干人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去斗争，只有推翻了骑在干人头上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司老爷们，干人才能过上好日子??王震还与苗胞代表合影留念。
为达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壮大力量、打击敌人、保卫红色政权的目的，红军地方工作部，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及毕节中心县委等组织数十支地方武装工作队深入各地城乡传播革命思想，发动群众参加红军游击队，组织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红军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宣传，开展工作，主要有：
书写标语和张贴布告。红军一到黔西北，除印发《为抗日反蒋告工农民众爱国战士书》，系统地阐明了红军的主张、性质、任务和红军与工农民众、爱国志士的关系外，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多次颁发布告，宣布施政方针，在城乡各地用石灰、红土、红纸书写、张贴标语、口号，歌颂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号召民众起来推翻专制统治。标语和布告内容深入浅出，脍炙人口，如：“大家不要怕，跟着红军吃饱饭、穿暖衣、打天下”，“红军保护工商业、发展工商业”，“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少数民族平等相处”等等，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演讲、宣传。这是交通较为发达、群众居住较为集中地区的常用方式之一。每次召开群众大会，都要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在大会上镇压反革命，分浮财，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组织文艺宣传队搭台唱歌演戏。除唱歌、快板、舞蹈等形式外，红军还常常上演活报剧，通过“小日本”、“蒋介石”、“红军战士”等不同角色的生动表演，大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红军，参加游击队抗日救国的热情。
红军官兵随时随地用朴素的话语、诚挚的感情，与贫苦人民谈心，宣讲革命道理，使贫苦百姓和红军结成了兄弟之情，许多人主动要求参加红军。
除此而外，红军还特别注意了对绿林武装、少数民族人士、旧军队遣散投诚人员及旧政权人员的宣传动员和改造工作。如毕节王张孙可成领导下的一股绿林武装在与红军接触后，深感红军的宗旨与自己打富济贫的目标一致，在红军营长陈华堂的帮助下，主动表示愿意接受红军的改编，组建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后孙可成本人也随红军北上抗日。毕节豪沟游击队第4中队队长靳志同也是在红军浩大的声威及革命政策的感召下，主动带领自己的武装投奔游击队，接受改编的。
尊重少数民族及其风俗习惯，搞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团结、帮助他们组建自己的武装参加革命的大业，是我党长征时期一贯的民族政策。在黔西北，著名的“苗民自卫队”和“八堡苗族独立团”，便是贯彻这一政策结下的丰硕之果。在红二、六军团首长特别是王震的亲切关怀下，在红九军团组建的苗民自卫队的基础上，王震多次派红军干部到八堡六寨开展工作，成立了“苗族独立团”，下辖六支苗族游击队；选举了自然领袖，苗民自卫队队长李绍北为团长，李正芳为副团长，各支队队长由各寨头领担任，军团领导任命谢中光为政委，拨给独立团枪支和数百元大洋作为经费。独立团成立后，很快发展壮大，出入八堡苗山，打土豪、分浮财，在黔西北少数民族中影响很大。红军走后，独立团一直坚持斗争到解放。解放后，王震多次委托谢中光到苗寨看望游击队员，带去关怀和问候。 对于旧军队遣散、投诚人员，红军加强了改造利用工作。如毕节层台人刘光汉，参加过北伐，曾在王家烈独立二团担任团长，后被遣散返家。红军到来后，经周素园介绍，红军对其进行了耐心的引导和帮助，请他出面组建了１００多人的游击大队并担任队长；毕节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