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肯定，也为各地落实自留地政策提供了依据。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就自留地等做了进一步规定：“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能当作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相反地，在保证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应当鼓励和扶持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增加个人收入，活跃农村经济。”
沧州地区认真学习三中全会精神，贯彻中央意见，各级党组织认真思考和研究自留地问题。1978年12月，沧县县委第一书记张玉良在县委常委会上强调：“关于自留地问题，县委要向全县干部讲清楚，承认错误，向因此受到批评的同志们道歉。” 1979年年初，沧州地委在传达、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沧州地区长时间没有落实自留地政策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作了检查。会后，还向全区宣布：“对自留地过去我们强调了集体耕种，今后采用什么经营方式，一律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求自己耕种的，就要让社员自己耕种。”地委的这种积极态度，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人们纷纷议论：“这才是上合宪法，下顺民意哩！” 地委书记葛启在1979年春节前召开的全区农业学大寨先进社队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1979年5月17日至22日，地委召开全区农村工作汇报座谈会，会上提出要鼓励支持社员经营自留地、搞家庭副业。1980年4月27日至30日，地委、行署召开全区多种经营工作会议，地委第
一书记张屏东在会上作了报告，指出，“自留地要由社员自己经营，种什么由社员自己做主。”
早在1978年6、7月份期间，沧县县委就专门研究了邢永起的问题，撤销了对邢永起的处分，县委书记辛万铭还专门找邢永起谈话，承担责任，承认错误。1979年2月初，沧县召开三级干部工作会议。会上，学习和传达了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认真学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对自留地问题进行了讨论，明确了政策，坚定了信心。6日下午，张玉良在会上代表县委作报告，对未能很好地落实自留地政策主动地做了检查，承担了责任，承认了错误，并给受到处分和牵连的同志平反，向他们道歉。“邢永起同志对自留地问题在党内提出个人不同意见，是党内生活允许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对邢永起同志采取了大会检查的错误做法，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更是错误的。过去已做了纠正。现在，在这里，县委郑重宣布：给邢永起同志平反，恢复名誉。”“过来由于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偏（片）面地强调自留地集体耕种，因而对群众要求个人耕种自留地的一些社、队，曾错误地小会指责，大会批评，特别是对原马落坡公社书记陆振同同志、原薛官屯公社书记迟之山同志和北桃杏公社书记刘政同志，均采取大会或小会检查的错误做法。在这里，县委向陆振同、迟之山、刘政同志赔礼道歉，强加于他们的错误一律予以推倒。凡是因自留地个人耕种而受过批评或点名的社、队干部和社员，县委一律承担责任，在这里公开
表示赔礼道歉。”党勇于承担责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态度，不但没有降低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反而提高了党的威信，增加了政府的公信力。人民群众高兴地说：我们党实事求是的好作风又回来了。之后，沧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省、地委指示，经过深入实际调查访问，听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对落实自留地政策的认识更加明确。县委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表明落实自留地政策的决心。到1979年底，沧县80%的大队将自留地分给了农民自己经营。
沧州地区其它各县也都发动社员讨论自留地如何经营的问题，根据社员要求和实际情况，逐步落实自留地政策。如盐山县领导干部带头批极左，深入实际调查，落实自留地政策。1979年6月，县委书记邸茂林深入群众，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资料，有理有据地向县委写了调查报告，提出要深批极左路线，向社会做调查，县委常委和各公社党委的第一把手，都到实际中作调查，掌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武器，打开解放思想的大门。针对有人责难自留地与集体“争水、争肥、争劳力”，影响集体生产的情况，县委副书记吕振营经过调查，发现一些社队社员有了自留地，养猪发展很快，一头肥猪一年可以积15车优质有机肥，2/3交给集体，使队里的有机肥普遍增加，化肥使用量减少，不是“争肥”，而是“增肥”。所谓的争劳力、争水，只要处理好也不难解决。“三争”问题决不能作为不落实自留地政策的借口。刘范公社党委书记张孟君经过调查，
看清了极左的危害，联系本社实际，写了一份很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并在社队干部大会上，检查了前几年所做的毁树种粮、拔社员院子里的西红柿等许多“傻事”，对大家教育很大，干部们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在此基础上，1979年8月底，盐山县委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明确宣布：“自留地不再搞什么‘群众讨论’，分给社员经营；村庄周围的闲散地收归集体的，在秋收以前分给社员耕种；有的地方不准社员养母猪、养牛和限制养肥猪、羊只头数等种种限令，一律取消；凡是有条件的地方，社队要积极扶植生产队发展副业生产；要充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他们抽出一部分土地种植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任丘县认真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学习新宪法和自留地政策的有关规定，提高对落实自留地政策的认识。县委还先后召开了公社书记会议、大队党支部主要成员会议和全县广播大会，宣讲新宪法和《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有关规定以及落实自留地政策对当时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意义。并针对一些社队干部的“恐右症”，分别举办了社、队干部学习班和主管经济政策的公社副书记训练班，扫除思想障碍。在此基础上，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认真研究了落实自留地政策的具体办法，坚定了落实好自留地政策的信心。1978年12月25日，县委书记李敏亲自挂帅，带领10人的工作队进驻牛村大队，搞了落实自留地政策的试点。首先，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宣传形式进行学习、宣传、发动，打消干部群众的思想顾虑，使党的自留地政策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而后，充分发扬民主，让群众自己选择经营方式。通过群众讨论，全大队363户中，有351户愿意自己耕种，
有12户愿意继续由集体代耕，分自留粮。接着，按照中央政策规定确定了自留地的发放办法：一是按现有人口发放；二是根据人少地多的实际情况，自留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三是本着有利于机械化的原则，选择中等地力和中等水源条件的地块，尽量离村近些，便于社员耕种。根据群众讨论制定的原则，自留地很快发放到户，共发放216亩，每人平均1.6分地。仅6天时间，牛村大队就完全落实了自留地政策。县委及时总结牛村大队的经验，召开公社书记会议进行推广。截至1979年3月中旬，任丘县2725个生产队全部落实了自留地政策，其中，由社员自己耕种的有1914个生产队，仍由集体代耕的有811个生产队。
在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到1979年底，沧州地区80%的自留地分给了农民自己耕种。
全国其它许多地方也根据本地情况，对自留地问题展开调研和讨论，并积极落实自留地政策。山西省浑源县委“经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听取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意见，消除思想顾虑，一致认为，根据当前全县农村的生产发展水平和社员生活水平，自留地还是让社员群众自己耕种为好。”县委在两次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明确宣布，让社员自己耕种自留地。广大群众对此都拍手叫好，高兴地说：只要县委认真落实党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不愁咱浑源县的农业不快上。晋城县进一步落实群众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政策，鼓励集体、个人一齐上，
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生产，为国家、群众和市场提供大量的农林牧副产品。贵州省铜仁县谢桥公社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取消自留地“五不准种”（即不准种甘蔗、西瓜、香瓜、地瓜、花生）的错误规定，“坚决把自留地交给社员自己去经营，不乱加干涉，受到社员群众的欢迎。”湖北省红安县委把社员的自留地按时有人口计算到户。江西省崇仁县孙坊公社鼓励社员在自留地上种植经济作物。辽宁省沈阳市委坚定不移地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农村恢复了自留地，农民手中的农副产品有了剩余，丰富了农副产品市场。四川省江津县委鼓励社员经营好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大力发展社队企业。1980年四川省拨出300万亩耕地给社员扩大自留地和饲料地，集体粮食大丰收，其它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增产。山东省济南农村的广大干部群众从实际出发，寻求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管理形式和分配方式，退还社员自留地，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西藏地区认真落实“四留一副”政策，积极鼓励和扶持社员搞好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自留山和社员的家庭副业。
通过认真落实自留地政策，农民在集体劳动之外，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在自留地上自我分配耕种品种、劳动时间和劳动方式，保护了农民的私人利益，提振了农民的生产情绪，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责任感得到很大发挥，从而取得比集体经济更高的生产效率，获得农民支持，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