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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毛泽东的写作
□李春阳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029 ）
【内容摘要】尽管文学发达源远流长，但在中国历史上，事功的写作始终是首要的。对于社会生活而言，诏令奏议的重要性远过于诗词歌赋。将事功的写作发挥到极致者，乃是毛泽东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靠写作获得政权，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时代环境的不同，将宣传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上，毛泽东把握住了这一机会，创造性地通过写作掌握文化领导权，建构全新的语言政治，为意识形态注入了革命的灵魂和巨大的活力。本文以修辞批评的眼光，考察毛泽东的各类写作，试图分析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毛泽东话语是现代白话文的主体，历史虽已进入后毛泽东时代，但它在语言中的巨大影响力仍然决定着我们的许多行为和表述，是我们习焉不察的一笔巨大的遗产。 【关 键 词】修辞批评；语言政治；宣传；意识形态；后毛泽东时代。
【作者简介】李春阳，又署春阳，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思
想史与汉语修辞研究。
（一）
尽管毛泽东自己“历来不愿正式发表，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但实际情况则是，自从1957年《诗刊》创刊号上刊登了十八首毛主席诗词、1963年《毛主席诗词》（收三十七首诗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文革”期间，各种造反派组织自行编辑和印刷的《毛主席诗词》，数量极大，读者甚众。
毛主席诗词的发表，于年轻人学习写古典诗词虽有促进，却没有形成一个所谓旧体诗运动。毛泽东公开主张“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毛泽东还有一句：“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1965年7月21日，在《给陈毅的信》中，他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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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诗歌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的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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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毛泽东否定新诗的成绩，但在文学的格局中被承认的始终是新诗。毛泽东的旧诗词及鲁迅的旧诗，被当作特例处理，承认他们的地位和价值，与整体上无视当代人的旧体诗词写作，似乎并无矛盾。
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毛泽东诗词选》，收录了作者存世的旧体诗词五十首。其中最早一首写于1918年，晚者写于1965年。国内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以此书收录为最众。但这并不是毛泽东创作诗词的全部，他1973年所撰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就没有收入本书。而这首诗，于理解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颇有启发：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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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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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写得怎样？这是一个不难衡量的问题。诗有李杜，词有苏辛，格律、境界以及遣词、造句、用典，皆可以评析。然而，注者评者的定位与作者本人的自我评价相差甚大，作者写给陈毅的信中说：“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微懂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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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毛泽东七律的人不计其数，多从思想内容上发挥，却少见评其平仄。这里将《七律长征》的平仄和平起式正格谱对照如下（上正格，下《长征》）：
首联：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颔联：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平仄仄平平 颈联：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尾联：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平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只有二句二处不合正格谱，该用仄声字的地方用了平声字，依据“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惯例，第四句第三字实际上可仄可平，就只有第七句第六字一处该用仄声用了平声。全诗五十六字，合平仄的五十五字。看起来毛泽东并非如己所言“还未入门”。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重庆滞留了四十三天，9月6日以九年前旧作《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该词首刊于1945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谈》上，署名毛润之，编者加了这样的按语：“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词谱》云：“《沁园春》，双调，一百十四字，前段十三句，四平韵。后段十二句，五平韵。”依照词律要求，除前段前三句和后段的前二句字数不同而外，两段后十句句法是一样的。调中有四个五字句，即上段的第四、第十二两句，下段的第三、第十一两句，须是上一下四的句法，声律是仄平平仄仄。上段的第四、五、六、七四句，下段的第三、四、五、六四句，除开头多一领字外，都要对仗。其余则可对可不对。以此标准衡量《沁园春·雪》，基本合律。比较明显不合平仄处，在于“成吉思汗”一句，因是人名，不能更改。词的平仄，本来比律诗的要求严得多，毛泽东于《沁园春》的格律是熟悉的，1925年曾经做过一首《沁园春·长沙》。他在1945年的这个时刻将这首1936年2月写的词发在重庆的报纸上，也明证他在长短句上的自信。
王力1962年出版《诗词格律》一书，专门来谈诗词的格律，大量以毛泽东诗词为例，于所举每首的压韵、平仄、对偶有详细的分析，且与古人的诗词对照，何处严格遵守，何处有所变通。在书的结尾，作者写道：“毛主席的诗词，一方面表现出毛主席精于格律，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并不拘守格律。”
（二）
《四言诗·祭黄帝陵》亦未收入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在毛泽东的写作中，这首写于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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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诗，具有特别的性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党的宣传政策有大调整，一度收起反传统的纲领，转而祭祀始祖黄帝，虽为仪式，但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对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功莫大焉。其诗序曰：“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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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时期张继、顾祝同撰写《中国国民党党部祭陵词》和林森、孙蔚如撰写《中华民国政府祭陵词》相较，毛泽东祭诗有两个突出的特色，其一是强烈的个人色彩，还不仅体现在四言诗的文风之中，甚而在诗的正文中，留下了作者的签名“东等不才”，这是作者强烈个人意识的自然流露，也是一种宣传策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祭文中，均未提及蒋介石，也未提任何别人。其二，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祭文祭诗，沿用旧制，庄重典雅，但国民党一诗一文，写得拘谨，过于循规蹈矩。毛泽东则新词旧语杂出，不避俚俗，比如“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等，在仪式和象征作用而外，追求其宣传效果，这是白话文运动的优良传统。其三，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删除得干净，从阶级论者一变成了民族论者，转变得彻底。
毛泽东对汉字的平仄较为敏感。汪曾祺讲过一个例子，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有一句唱词，原来是“迎来春天换人间”，毛主席给改了一个字，把“天”改成“色”字。汪曾祺说：“有一点旧诗词训练的人都会知道，除了‘色’字更具体之外，全句声音上要好听得多。原来全句六个平声字，声音太飘，改一个声音沉重的‘色’字，一下子就扳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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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体诗词，毛泽东堪称行家，虽然他写得不多，于魏晋辞赋的欣赏、唐代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情有独钟，显示出很高的品味。他曾花大气力给胡乔木修改诗词，为此引得江青向胡乔木问罪。在给胡乔木的信中毛泽东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此乃识者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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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旧体诗写得极好，毛泽东尤其欣赏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曾经在多种场合引用，认为“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并以毛笔书写成条幅赠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对于这两句诗有详尽的解释。他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绝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鲁迅的这首题名为《自嘲》的七律，写于1932年10月12日。诗后有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亚子先生教正。”后编入《集外集》时又略有修改。为何说“偷得半联”呢？清代洪吉亮《北江诗话》有云：“同里钱秀才季重，工小词。然饮酒使气，有不可一世之概。有三子，溺爱过甚，不令就塾。饭后即引与嬉戏，惟恐不当其意。尝记其柱帖云‘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真狂士也。”“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句乃是袭用“饭饱甘为孺子牛”化来，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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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颔联的“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和尾联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以及“偷得半联”的原意，这一联乃是鲁迅对于自己受多人攻击安之若素，晚年得子与三岁的海婴其乐陶陶的自嘲式描摹。尤其是“孺子牛”这个典故，出自《左传》，齐景公爱幼子，曾口中衔绳作牛，让幼子牵着嬉戏，幼子突然跌倒，拉掉了景公的牙齿，后来有人对景公说，“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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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执意将孺子牛解释成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耐人寻味。
（三）
毛泽东的故事，无疑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叙事。民国之初，毛泽东就读于新式学堂湖南第一师范。他旧学良好，通文言文，能填词做诗，使用毛笔，晚年嗜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线装书，这些旧时文人的习性养成早，终身未脱。白话文运动之初，他发过文章，办过报纸，此后的写作活动长达半个多世纪，擅长各种文体、语体，重视语言和文采，汉语书面语造诣极高。直至创立红军，走上向枪杆子要政权的道路之后，他也很少摸枪，因为他懂得依靠笔杆子指挥枪杆子。毛泽东曾说，他是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的，他也打破了秀才造反未获成功的记录。办报纸写文章发表演讲组织政党宣传以及动员民众，这些古代秀才没有听说过的利器，从西方传进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毛泽东小胡适三岁，当初不在新文化精英的视线之内，后来却成为白话文运动的集大成者。白话文运动真正落在实处并结出的正果，也许正是毛泽东的文章，所以20世纪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在40年代之后，当称作“毛泽东语言运动”，是他创造出现代中国的语言政治，持续统治中国达三十年之久，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的政坛。
利用文章获得政权，是共产党的发明。1949年之后，又使用文章来巩固政权，恐怕是另外的发明了，于历代的农民起义而言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这恰是宋儒近千年的努力方向。道统之实现，不就是以文章来行治？明清两朝不就是以四书来行治？从这方面看，毛泽东倒像是王阳明的信徒，道德主义思路和修身教育是宋儒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延安整风，五七年“反右”，“文革”，可以从这个总的路线上得到理解。
毛泽东的写作，主要以《毛泽东选集》的文本形式进行传播，但它从来不是集部著作。由于毛选的出现，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法明显不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文献现实了。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被有计划地使用行政力量，成功地变成了毛泽东话语。《毛泽东选集》的真正特殊性在于它的传播方式。
文章自古以来是供人自由阅读的，但由于某种原因，书与书之间，文章与文章之间，地位不是平等的。四书被钦定为考试课本，获得了至尊地位，令天下其余的书，不焚而焚。毛泽东的写作，借党政之威，得技术之助，取得了超越四书的地位，它不是用来考试，是用来实施的。“文革”中有一个特殊的称谓“最高指示”，在书刊报纸上，凡作为引文出现，通常排成醒目的红体字或加粗加重的黑体字以示区别。派性斗争时，双方使用的基本武器是毛主席语录，他们通过阐释，巩固自己，打击对手。从文本的意义上考察，“文革”宛若实现了千年的梦想，宋儒的乌托邦，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在几亿人口中得以实现。
《毛泽东选集》不仅在所有图书和文献中占据特殊的至尊地位，而且需清除过去一切图书在人们思想上造成的坏影响，为什么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是他们读过大量非毛泽东所著之书，要清除与这思想不符的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旧文化。文化革命的必然性在这里。蔡和森早年说过，得到政权后改造社会，才是早期共产党人的最大抱负。所以不可能容忍一种看上去自然合理的社会制度——发展经济，人人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可视作《毛泽东选集》的一个推广运动，它的首要对手是别的书籍，特别是封资修一类的书籍，以抄家没书、焚书为指向的红卫兵运动，于斗争方向的把握是准确的。这些单纯幼稚的少年，少量读过毛主席的书，少数人也偷看别的书，把这书用红宝书的塑料皮包起来。毛泽东的著作在国统区流通的时候，也曾经包起过别书的封皮，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书的内容，那些文字、话语以及它们的意义是一回事，相较之下，书的地位、被阅读的方式、传播途径等更能揭示其意义和价值。说什么归根结底，是被怎么说所决定了的。
“文革”之后，毛泽东的著作迅速降温，已基本不在公众阅读之列，但他的话语方式和语气语态，他的用词习惯和文风特征，特别是其道德主义的基本思路，改造人性的革命激情，仍以无意识的方式笼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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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书面表达和口语，久久不散。“祖龙魂死秦犹在”，他赋予普通话的形和神，紧紧地跟随你和我。
福柯说：“在每个社会中，话语的产生都是同时由某些过程来控制、选择、组织和分配的，这些过程的作用就在于挡避针对于它的权力和危险，控制偶然事件并掩饰话语巨大而乏味的物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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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反右倾、“文革”一脉相承，实际是毛泽东话语于其他话语的党同伐异。福柯说：“真理和谬误原来是某种排斥系统—— 一种历史性的、可变更的、具有制度性强制力的系统。”
福柯认为，话语与权力（不是狭义的政权，而是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关系，所谓说话，归根结底就是说话的权力，意义也就是具有自称为意义的权力。话语是一种压迫和排斥的权力形式。话语是权力争夺的对象，一种特殊的对象。它同权力争夺的其他对象的不同在于：权力如果争夺不到话语，它便不再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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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话语的建立和一统天下在工农兵那里没有障碍，知识分子的麻烦在于他们过去一直享有话语空间，且有多种话语方式。1957年“反右”本质上是一种话语整肃，毛泽东的话语不仅要支配党内的话语空间，而且力争支配全民的话语空间，其中最大的障碍是知识分子话语。批判胡适、梁漱溟，抓捕胡风反党集团，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学研究等等，皆是话语统治的需要。话语要成为唯一的话语，排斥其他话语是必然的。从肉体上消灭不同政见者易，从思想和言论上消除不同政见难。革命往往只能从容易的事情做起，但于困难的事，也不会轻易罢手，这亦是“文革”的必然性所在。
（四）
所谓“红宝书”，狭义地讲，特指《毛主席语录》。它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摘编的毛主席著作片断，分列三十三专题，1961年4月在《解放军报》逐日逐条发表，1964年出版单行本。林彪为《毛主席语录》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向全军发授，不久全国发行，一版再版。据1967年12月统计，全国印发三亿五千万册。由官方组织人力，译为五十多种外文，至“文革”结束，有五百多种版本，总印数五十多亿册，被国际公认为“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等。
建国初期成立的“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工作效率极高，1951年8月便出版《毛泽东选集》。同时有大量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单篇以单行本的方式印制。1964年6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出版。甲种本编入毛泽东从1927年到1958年著作三十七篇，其中《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三篇，是首次发表。
乙种本编入毛泽东1926年至1963年的著作三十七篇，十三万字，多从《毛泽东选集》中较长文章中节选出，有些还新拟了题，十一篇文章写于1955年之后，是毛选中所没有的，其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属于首发。后称“老三篇”的三篇短文，乙种本收入。因此，1964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应当说是“老三篇”的母本。据当时编者说明，甲种本适合一般干部阅读，乙种本适合工农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阅读。比起此前出版的四卷本毛选，甲乙两种读本更为流行。
1986年出版的两卷本《毛泽东著作选读》，选编了1921年至1965年期间的著作六十八篇，其中五十一篇来自于《毛泽东选集》，另外十七篇是选集未编入的。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七部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被置于卷首，具有导言性质。
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出过两版，20世纪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的首版，毛泽东亲自主持，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1991年出的二版，编者改署“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保持了原有篇目，增加了一篇《反对本本主义》，此篇曾一度散失，20世纪60年代重获，经毛泽东审定后，在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