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奥登
隐秘的奥登文：爱德华·门德尔松 译：彭颖
“我们——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双重的自己，所以我们不相信自己相信的，我们也不能避免自己所谴责的行为。”——蒙田一W.H.奥登的生活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连他最亲近的朋友也知之甚少。而他这秘密的一面是慷慨而令人尊敬的。奥登隐瞒这一切不让人知道，是因为他不想因此而受到称赞。我得知这一切纯属偶然，所以事情可能比我或任何人了解得要更加宽泛。在一次聚会上我遇到一个女人，她属于纽约包里街圣马克教堂圣公会教会，奥登在1950年代也参加了这个教会。她告诉我，当时奥登听说同教会的一个老妇为噩梦所扰不能成眠，他就带了一条毯子睡在老妇公寓外的门廊上，直到她再次感到安全才离开。也有人回忆说奥登曾得知一位朋友需要做手术而无力负担。奥登就请这朋友来吃饭，绝口不提手术的事，但当朋友要离开时他说道：“我想把这个给你。”他递给朋友一个大笔记本，其中是《焦虑的时代》（The Age of Anxiety）的手稿。德克萨斯大学买下了这本笔记本，而那个朋友也拿钱顺利做了手术。在奥登的手稿中我发现几封信件，从中得知在二战结束几年后他通过一个欧洲救援机构为两个孤儿支付中小学和大学的费用，而这项安排一直延续了下去，后来又与新的孤儿结对，直到他1973
年66岁时去世为止。有时他办事的方式看似自私，而其实做的是无私之事。当他和切斯特·卡尔曼一起为NBC电台正在制作的《魔笛》广播剧翻译歌词时，他冲进制片人办公室要求立即付钱，而不是按合同中的指定日期支付。他就这么令人难堪地一直等在那儿，直到拿到支票。几个星期之后，取消的支票返回到NBC, 有人注意到后面的签字，“支付多萝西·黛（Dorothy Day）的订单。”纽约市消防局最近命令黛为其管理的天主教工人运动的收容所支付昂贵的维修费用，而如果她拿不出钱，收容所就将被关闭。在文学聚会上他避开“荒凉与伟大，与名流的对话”（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述），去关注房间中最不重要的人物。去年一位伦敦《泰晤士报》的专业写信人回想起这样一件事：六十年前我的英语老师把我从省级文法学校带到伦敦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我们到达后她自然就去找朋友们了，留下我一个人。我笨嘴笨舌又不善交际，完全不知所措。奥登肯定感觉到了，因为他靠近我并对我说：“这儿的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紧张，但他们只是虚张声势罢了，你也必须学会虚张声势。”晚年时，奥登写的自我揭示的诗歌和散文，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孤立怀旧的形象，似乎仍然活在想象中爱德华时代的童年。他的“老者打油诗”（“Doggerel by a Senior Citizen”）这样开头，“1969年我们的地球 / 不是我能称作自己的星球，”然后继续对现代社会不满的抱怨：“我无法确定哪个更糟，反小说或是自
由诗。”他完成这首诗一年后，我偶然看到一位年轻诗人N.J Loftis的第一本书《流放与航行》（Exiles and Voyages）。这本书的一部分是自由诗的形式；很大一部分提到了哈莱姆和非洲；作者的族裔忠诚也从其出版商“黑市出版社”的名字可见一斑。而这本书是献给：“我的第一个朋友，W.H.奥登。”几年以后，我接到一个加拿大窃贼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在一个监狱图书馆读到奥登的诗，并开始与奥登长时间的信件往来。在这些信件中，奥登给他上了一个非正式的文学课程。尤其高兴的是，奥登让他从卡夫卡开始阅读。奥登同样帮助一些无名的年轻诗人，对这些诗人寄给他的诗，他在技巧上如形容词和跨行连续等方面提供详细的帮助。当他不得不坚守一些文学或道德原则时，他并非是为了引人注目，他对像罗伯特·洛威尔这样的作家颇不耐烦，因为他们的政治抗议在他看来更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成效甚微。当他在1967年获得国家文学奖章时，他既不愿意在处于越战中的林登·约翰逊的白宫领奖，也不像卡尔·洛威尔一样当众拒绝，他把仪式安排在史密森尼博物馆，并在那做了一场关于政治与宣传中腐蚀性语言的受奖演讲。奥登总是很专业地处理与编辑和出版商之间的事务，毫无怨言地重写整篇文章——除了至少两次，他宁可默默牺牲名利，也不愿扭曲自己的信仰。1964年，他为达格.哈马舍尔德死后出版的作品《标记》的翻译写了一篇序言，提到作者的“自恋式的自我陶醉”并无
形地影射作者是同性恋，奥登把这完全视为作者内心世界而并不有所行动：“肉中刺”说明他从不希望亲身体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的所谓平凡生活的两大乐趣，要么激情投入得到回报，要么一生幸福的婚姻。他还提到哈马舍尔德内心救世主般的牺牲使命，这似乎是因为他年少成名，而革命左翼诗人的名声诱使他陷入自认为的救世主幻想。在哈尔社马德之后，奥登曾被提名诺贝尔奖候选人，公众预期他将在1964年获奖。哈尔社马德的遗嘱执行人和朋友看到奥登手稿不久之后，一位瑞典外交官来拜访他并暗示如果手稿以当前形式出版，瑞典文学院将不会满意，他建议奥登修改手稿。奥登无视了这次暗示，也似乎只有在同一天和他朋友林肯·科斯腾吃晚餐时提了一下这件事：“诺贝尔奖要溜走了。”那年诺贝尔奖颁给了让-保罗·萨特，而萨特拒绝了这个奖项。 两年后，《生活》杂志以一万美元向他邀稿一篇关于罗马衰落的文章，这是由许多作者创作的一个系列《罗马人》的最后一篇。奥登的手稿以他对两个帝国衰落的反思作结：我认为我们的社会，我们并不单指美国或欧洲，包括全世界的科技文明，不论官方声称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被一种感觉困扰着，那就是我们的社会将被分崩离析，或者可以说应该分崩离析。编辑拒绝在美式和平的时代用这样的文字折磨他们爱国主义的大众读者市场，于是要求奥登重写。明知文章会被弃用，自己也将分文不得，他还是拒绝修
改。学者们多年前就知道他曾写过这篇文章——一位编辑将它从一堆将要丢弃的资料中拯救回来——但似乎没人知道为什么文章从未面世。奥登可能只告诉过他的一个朋友泰可拉·克拉克, 这朋友在一部纪录片中重新讲述了这个故事。纪录片的名字是《威斯坦：生命，爱与诗人之死》,由迈克·伯格梅斯特执导，去年在牛津首映。出于种种原因，奥登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死板或冷漠的人，而同时他又在无条件地付出时间、金钱和同情心。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反抗自己早期作为英国左翼文学英雄的声名。1937年，他还未满30岁的时候，一家伦敦报纸在头版刊登新闻，声称他去了马德里，计划为西班牙内战中处于困境的共和国驾驶救护车（他其实是被要求为广播宣传服务的，但目睹前线状况之后，他悄然离开了，对自己国家一方的某些行为感到心灰意冷）。1939年他离开英国来到美国，部分原因是为逃离自己的公众地位。过了六个月，在一个政治会议上发表演讲之后，他写信给一个朋友： 我突然发现自己真的能做到这一点，我可以做蛊惑人心的激越演讲并使观众热血沸腾……如此令人兴奋但又是绝对可耻的；在那之后我只感到自己满身污垢。他很反感自己的早年成名，因为他看到了藏在自己公共道德形象背后的复杂动机，以及被崇拜和偶像化之后油然而生的满足感。当被问及政治和道德问题时，他觉得有辱身份，因为他提醒自己，艺术家并没有特别的洞察力。他远未将艺术家想象得高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