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到他对文体的选择与驾御上，如王粲、徐干等长于辞赋，陈琳、阮元瑜等人长于文章书记之类，这都与他们自身的“禀气”有关。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这种观点也合符于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气。
第三章 曹丕文气说的意义
1.它将“气”引入文学领域，作为文艺审美的一个概念并以此用来品评文学作品。早在先秦时代的诸子思想中，“气”便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范畴，乃宇宙天地万物之本源。把“气”从哲学范畴引入文学领域，丰富和发展了“气”的内涵。建安文学崇尚“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推崇“梗概而多气”便是曹丕“文气”说的最佳体现和诠释。建安文人在他们的创作中经常出现“气”的概念，如曹丕《大墙上蒿行》：“感心动耳，荡气回肠”；《至广陵于马上作》：“胆气正纵横”；曹植《鰕鱔篇》云：“猛气纵横浮”；刘桢《射鸢》：“意气凌神仙”；阮瑀《咏荆柯》：“叹气若浮云”；吴质《思慕诗》：“志气甫当舒”。在他们的作品中，“气”多表现为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及情感力度。为此，后人，常常也用“气”来评价建安文学。钟嵘《诗品》评曹植创作：“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世积怨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2．“文气说”的出现促成并标志着“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变，昭示着一个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先秦《尚书》“诗言志”的“志”虽然有“情”的成分，但它更主要的是表达符合儒家思想的思想情志，强调“以志束情”，情是不能任意泛滥而发的，当时的文论还摆脱不了政治教化等传统诗学的束缚。而汉代经学兴盛，更是严重束缚和阻碍了文学抒发个人情感的发展道路。然而我们知道，文学并非只是“言志”，更是创作主体精神气质的投射，文学的这种抒情倾向带动了魏晋以后创作实践的自觉。“文气”说在这个时期刚好应运而生，它适应了建安文学发展的需要，也是建安时代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它从两汉以来被禁锢的经学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逐渐地开始追求个人的文学创作，并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来认识。从而，它使文坛出现的追求创作个性的倾向上升到文人的自觉意识，预示着“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它为建安文学揭起一面高扬创作个性的鲜明旗帜，这就是所谓的“建安风骨”，而“建安风骨”更是非常完美地表现和诠释“文气”说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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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王世朝.《文气说源流考》.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4]童庆炳.《文学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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