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周恩来亦敏锐地观察到蒋介石内心深处非常思念长期软禁在苏联的长子蒋经国，周恩来在迅速与莫斯科达成协议后，向蒋介石暗示只要蒋放弃武力剿共，可释放蒋经国归国，蒋介石也被迫答应。
经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谈判，蒋接受联共抗日。[13] 12月24日，蒋介石接受六项协议。即：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但是蒋介石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学良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介石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现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现在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张学良这个提议遭到杨虎城、周恩来反对。但张学良最终说服杨虎城释放蒋中正，出发前蒋对两人表示：“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无任何特殊要求。此不仅为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余生平作事，唯以国家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此次尔等悔悟之速，足见尚知国家为重。如此，即应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为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即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自作主张护送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先把蒋夫人送上飞机，再让蒋中正乔装到张学良的部队中登机脱逃，周恩来甚至赶到机场想把他们追回来。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2月26日，西安事变蒋介石最后获得释放回到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及20万南京市民迎接蒋。[18]张学良被扣留。张学良表示：“我自已做的事自已负责，我送蒋先生回南京是请罪，后事我都预备好了，我是准备被处死刑的。但蒋先生很宽厚，飞机到洛阳，委员长叫我不要下飞机，他一直在保护我。”[29] 您可以在维基文库中查找此百科条目的相关原始文献： 呈请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文报告西安事变始末 结果[编辑]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后乐观认为：“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之局面。[30]”最终在苏俄强力介入下，中国共产党暂时停止了颠覆中国的行动，与国民政府展开合作。国民政府被迫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协议，中国共产党宣布解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改为边区政府，并停“土地革命”，国府将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成八路军和新四军。国府则通过“根绝赤祸案”，停止军事剿共，为改编后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拨发军饷（中国共产党党史所称“国共第二次合作”至此开始）。 事后，张学良主动送蒋回到南京，抵南京后12月30日被军事法庭判决：“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1937年1月4日，蒋中正认为自己未能对己身安全预作防卫，引以自咎，随后即提请国民政府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蒋中正脱险后，认为“内乱症结仍在共党”，决心不准张学良再回西北，并从行政上取消三位一体的依据，1937年1月5日，以顾祝同、孙蔚如等取代张学良、杨虎城。东北军将领则同意中央题案调往豫、皖两省，三位一体宣告解体。淞沪会战之增援部队多受到内乱剿共牵制，渡江困难、步行途中，而无法限期支援上海，错失时机。[31]张学良继而长期软禁在溪口等地。东北军在事变后被国民政府改编，国府加强控制西北。
共约八百至一千人遇害。中央委员邵元冲及侍卫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宪兵团长杨震亚、绥署军需处长王式辉、参议杨陟冈、卫士队长高鳯梧、监印官柳长庚、副官蒋国卿、特务周元之、公安局保安队长刘惠祥、骑兵团长蔡
仲及市民等[32]。原本执意杀害蒋介石的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以抗日之名重掌兵权，但被中国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杀害。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安内攘外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苏联所期望的抗日统一战线。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休整与壮大的机会。 斯大林释放蒋经国回中国。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后背重伤，在严冬中遭遇变乱，蒋单衣越墙攀岩，仓皇逃难，伤及脊椎与腰部，身心受创。背脊上第12根环节受伤且终身不愈，后半生依靠拐杖或者要人搀扶走路。
蒋坚决相信，造成中国共产党坐大、神州沉沦之导火线就是西安事变。[33]蒋虽安全获释，但剿共功亏一篑，导致日本对蒋凝聚中国团结而加快侵略，影响日后历史发展极深，让蒋恼恨不已。事变后，蒋对中国国民党元老张钫说：“安内才能攘外，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记里有计划，风声透漏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你看目下这个烂摊子，怎样对外？张扬掀起这样的风波，真是坏了我的大事！”此时，蒋备战计划在事变中有泄露，引起日本注意，华北形势日益紧张。
当时计划整训军队，由德国顾问协助进行，向德国采购装备弹药。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军队不够三分之一，大部分订购之军事设备未运回，只储下不足三分之一预备打半年仗之粮秣弹药。西安事变前，蒋计划训练三十六个师，冀以此作为抗日基本力量。西安事变破坏整个计划，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因此而延缓或停顿，使日人提前全面侵略中国。[34] 后续[编辑]
张学良回南京的原因[编辑]
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为何要护送蒋介石去南京，当时，杨虎城就极力劝说，而周恩来更是特别赶到机场打算把张学良追回来，但张学良声称要负起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义务，最终还是护送蒋介石前往南京。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随蒋介石去南京完全是他的个人决定，没有任何人影响到他。他认为兵谏蒋介石的“祸”是他闯的，他做为一军统帅，有义务为手下兵士负责，不应该由于他一个人的举动而牵连全军官兵。故而事变结束后，张学良只身随蒋前往南京，听凭蒋介石发落，希望一切西安事变的后果责任，全由他个人承担，不要连累东北军。
既然蒋介石已经同意抗日并成为了全国的抗日领袖，张学良希望用自己的牺牲来树立起领袖的威严，张学良说：“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他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 当时的周恩来、杨虎城都反对张学良去随蒋介石去南京的计划，只有宋美龄是支持的，她认为张学良能“够亲自随蒋返还南京，更说明这个事件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连叛军将领都来亲自负荆请罪了”。
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要说杨虎城、张学良是为国家、民族而发动西安事变，这说法太牵强。以当时张杨的种种举动来看，蒋中正削弱地方派系势力才是引爆西安事变的主因，与抗日关系不大。”***持这种说法的人智商明显不够用，若张、杨二人为私利计，张为何自随蒋返南京从而被囚数十年? 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编辑]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一去不复返，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发展到内部残杀。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杀死了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旅长高福源，东北军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
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东北军遂东调，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4月到6月，国民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2军保留三个师。 整编后的东北军有6个军：
第49军，军长刘多荃，辖第105师（师长高鹏云）和第109师（师长赵毅）第51军，军长于学忠，辖第113师（师长周光烈）和第114师（师长牟中珩）第53军，军长万福麟，辖第116师（师长周福成）和第130师（师长朱鸿勋）第57军，军长缪征流，辖第111师（师长常恩多）和第112师（师长霍守义）第67军，军长
吴克仁，辖第107师（师长金奎壁）和第108师（师长张文清）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3师（师长徐良）、骑兵第4师（师长王奇峰）和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
西安兵谏后离开东北军的第106师（师长沈克）、骑兵第10师（师长檀自新）、炮兵第6旅（旅长黄永安）、炮兵第8旅（旅长乔方）均依附蒋军另立门户。原由东北义勇军编成的冯占海的第63军番号被撤销，仅保留了第91师。
另外，马占山还在张学良的劝导下，决定再次起义抗日，还受蒋介石命令组建了东北挺进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割使用于各个战场，也有一部分在战场上倒戈，投奔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1月马占山与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一起接受中国共产党掌控北平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寓居北京。
1945年10月，何柱国获胜利勋章，抗日战争期间，在晋西北、陕甘宁、豫东、皖北等地与贺龙、彭雪枫等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他曾两次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热情欢迎接待。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行辕参谋长，但因双目突然失明未能就职。1948年5月后长期在杭州养病。1949年他拒绝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常务委员等职。1985年9月3日病逝于北京。9月15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何柱国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有25名被授予将衔，其中上将1人：吕正操；中将1人：万毅；少将23人：解方、陈锐霆、贾陶、沙克、封永顺、赵东寰、于权伸、赵承金、高存信、李觉、徐明、宋学飞、金振钟、张志毅、杨有山、张加洛、罗文、纪亭榭、管松涛、郭维城、王振干、江潮、张学思（张学良胞弟，早年即参加中国共产党）。
吕正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着中国网球协会主席的职务。1990年，国际网球联合会授予吕正操“最高荣誉奖章”。
杨虎城企图重掌兵权遭杀害[编辑]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失去了对西北军控制，被迫去欧洲“出国考察”，继续批评国民政府。七七事变后，杨虎城多次致电要求回国参与抗日战争之名重掌兵权。1937年12月他偷偷回国，遭到国民政府逮捕，和秘书、家人软禁在南昌。此后一直被关押12年。其间，杨虎城小女儿出生，妻谢葆贞病死。1949年，亲共之李宗仁下令释放他，但是命令并未被施行。
1949年9月6日，国共战争中国军弃守重庆前夕，传闻在毛人凤受蒋介石指示，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其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以及他们的幼子宋振中（昵称“小萝蔔头”）等一共8人在重庆戴公祠（戴继元公庙）被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等4名军统特务人员用匕首捅死，传说中并用硝镪水毁灭尸体[3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葬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之“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内。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被认定是“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被中国人民砸毁。
2013年11月，杨虎城次孙、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委员杨瀚再次致函马英九，呼吁平反杨虎城以使中国国民党进一步摆脱历史的黑暗。国民党党史馆主任王文隆表示，西安事变受军法审判，目前没有平反问题[36]。 张学良未被处死[编辑]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即被蒋介石扣押。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判处十年徒刑。但是蒋介石宣布予以特赦。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即蒋介石本人严加管束。徒刑还是有期限的。管束就是没有期限的。蒋介石就是要扣押张学良终身。1975年蒋介石死，蒋经国仍然没有释放张学良，显然是执行蒋介石的遗志。1988年蒋经国死，李登辉仍然扣押张学良三年。1991年张学良获准去美国探亲，才算获得自由。 张学良的囚禁之地曾五次变更，1937年初，张学良被囚禁在奉化溪口的雪窦山；1938年秋，又迁徙贵州修文县；1946年11月，张学良被骗解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1949年，搬至台北近郊的阳明山；1961年秋，当张学良被解禁后，在台湾北投新建了一座小别墅。但不管到了哪里，都至少设立三道封锁线。 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对西安事变的回忆[编辑]
关于中国共产党，他不仅敬佩共产党的长征，还公开说“为什么共产党剿不完，就是因为中共有人民支持，我们（指自己和蒋中正）不得民心。”他还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
这是真正我内心……”，又说：“（蒋先生）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计得低”，骂我“失败主义”，我说：“我们要考虑，我们自个儿为什么这么大的力量不能把它消灭了？你消灭不了，应联合他。”[37]
关于发动事变的动机，张学良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夺不夺取（都好），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张学良在重获自由以后，还曾经多次发表言论批评蒋中正，其言论与幽禁时期大相径庭。近代史历史学家杨天石认为：张学良幽禁时期的所谓“忏悔”，只是在特殊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通过“改头换面”，借以“死里求生”。[38]
由1956年至1958年，张学良于回忆材料中揣摩蒋意流露出“悔意” ，但鉴于张彼时仍期盼重获自由，上述回忆材料所言应非张学良真意。1990年，张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组采访时说：“我为了停止内战，全国抗日，发动西安事变，我没有错。也许方法欠妥。”1992年，张对唐德刚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 [39]。1995年，张学良九十五岁生日时说：“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40] 评价[编辑]
中国国民党方面的评价[编辑]
蒋中正在〈西安半月记〉：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叛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程度，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之至！
胡适曾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并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徐永昌：其（张学良）为幼稚的大学生主张[41]。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评价[编辑]
江泽民在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42][43][44] [45][46] 张学良自我评价[编辑]
1957年初，张学良尊蒋介石之命开始撰写回忆录，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文中，张学良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稿件上交时，张学良复函称本人对稿件并不满意，还请上峰修改指教。5月5日，蒋介石高度评价这本回忆录，并亲自对稿件做了修改，要张亲笔再抄一份。5月10日，张学良收到退回的修改稿件，按蒋介石要求开始抄写，稿件改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内容并无重大变动。7月14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反省录》抄写完毕。
1957年8月3日，他在报上读到一个东北旧友的反共谈话，想模仿着写一篇文章，请刘乙光代其向“上峰”请示并获准。8月4日，张学良开始动笔，并将文章名称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8月26日文章写成，签名后交给刘乙光。在该文中，张学良称蒋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称自己过去是“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9月2日，蒋经国阅后表示“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
1958年11月23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台湾桃园大溪会面，蒋介石临走前说：“西安事变对国家的损失太大了！”张学良在日记中留下：“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47]
张学良此期间受访时曾表达：“在二十五年前，我对共产党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全国要求抗日之时，我认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以为在抗日过程中，也可以和共产党相处，抗日胜利后，大家也可以合作共同建国。谁知，
后来共产党是伪装抗日，而藉抗日扩大自己的力量……于民国三十八年和平谈判时竟然提出骇人听闻令人不能容忍的条件，真是令我失望之至。 ……共产党欺骗了全中国人民和各方面，我就是被他们欺骗中的一人，我这口闷气积在心里，实在痛苦万分。为了给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罪魁和骗子打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贡献一切，甚至我的生命！[48]
1959年7月25日，张学良与宋美龄长谈，谈到恢复张学良人身自由问题，宋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自此，张学良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也不再撰写回忆录，或者发表检讨自己历史或者批评中共的言论。
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刊登《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一文，内容为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张学良读到之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说明“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介石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
恢复自由以后，张学良的言论开始与其在软禁时期的言论大相径庭。
关于中国共产党，他不仅敬佩共产党的长征，还公开说“为什么共产党剿不完，就是因为中共有人民支持，我们（指自己和蒋介石）不得民心。”他还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又说：“（蒋先生）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计得低”，骂我“失败主义”，我说：“我们要考虑，我们自个儿为什么这么大的力量不能把它消灭了？你消灭不了，应联合他。” [49]
关于发动事变的动机，张学良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政权）夺不夺取，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1990年6月1日，张学良90岁生日晚宴里（台北圆山饭店12楼昆仑厅），国民党多位重要大员，带着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贺信，前去给张贺寿，张学良在宴会的致词里，效法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阿……”[50] 后张赴美着口述历史期间明确表示对于西安事变后悔。
其他方面的评价[编辑]
李德在〈中国日记〉中写到：“毛泽东稍后捏造历史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归功于自已。中国共产党当时情势有必要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来对抗日本的侵略”。
金德曼：“切勿把这几天的事件予以过高评价，依蒋中正与毛泽东的说词，在数月之前，国共双方已进行谈判停战及联合抗日的问题（指潘汉年）”[51]。
唐德刚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自己对国耻家仇的义愤，而并没有太多考虑到私人利益。西安事变对于中共必然有利，但是对于中国国民党，以及蒋介石本人，亦并非受害者。[52]
李敖：当时的西安事变，就是蒋介石用他眼里的杂牌军西北军跟东北军队去打共产党，要让他们互相制衡互相消灭，但一个师打掉后，蒋介石不补充，张学良后来心里就很清楚，也引起东北军人的叛变，认为蒋介石私心太重。 [53]
在西安事变中，有一些事情很难解释，不同人有不同说法。目前缺少进一步证据，因而没有定论。 参考文献[编辑]
^ 1.0 1.1 1.2 毕万闻着，〈张学良蒋介石共产党与西安事变的发动〉，刊《明报月刊》，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2002年7月，第57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维基文库. 1935 （中文）.^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维基文库. 1936（中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维基文库 （中文）.^ 蒋永敬，〈论中共抗日统战初期的抗日反蒋方针〉，《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880页^ 蒋永敬，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论中共抗日统战初期的抗日反蒋方针，第887页^ 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 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摘要〉．《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六期，第24页^ 《日本研究杂志》，第316期，1991年4月1日，中日关系研究会，第16-17页^ 10.0 10.1 毕万闻着，〈张学良蒋介石共产党与西安事变的发动〉，刊《明报月刊》，香港：2002年7月，第58页^ 11.0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6 11.07 11.08 11.09 11.10 11.11毕万闻着，〈张学良蒋介石共产党与西安事变的发动〉，刊《明报月刊》，香港：2002年7月，第61页^ 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