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活着的人活得更好-----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文化原因
本文回答白痴关于中国文化制约科技发展的问题。
自15世纪，西方文艺复兴后，科学技术进入了高速发展期。然而，文化源远流长，深湛博大的中国，天才智慧举世公认的中国人却并没有发展出这样一种科学体系。原因何在？我们必须承认，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限制科技发展的因素有很大关系。但是，传统文化制约科技落后决不能成为叛国的理由。如果一个人的父亲因为身上某些缺点导致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成了一个穷鬼，那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爹扔掉？找个有钱的去做爹？这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人品过于无耻不要脸的问题。作为一个人，应该做的是革新父亲的观点，承担起让这个家发展起来的责任，并为之奋斗。必须要清楚，任何革新都需要付出代价，并且还会被阻逆，中国五四时期如此，建国后依旧如此。西方也照样不例外，否则布鲁诺也不至于被烧死，达尔文也不至于把进化论观点隐藏那么多年。一个没有担当的男人，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男人。
让我们看看传统文化如何制约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寻原探路。
一
首先，我们要分清科学和技术的差别。“科学，是人类在研究自
然现象过程中所构造的一系列理论系统，因此科学从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而技术则是人类操纵、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手段，本身就是直接的生产力元素。”
在古代和中世纪社会，关于自然现象的理论科学知识，常常是与农艺、手工艺技术相分离的。而近代工业社会的一个重大特点，即是理论科学走在前面引导，甚至创造着技术的发明。这种历史差别，标志着古代科技形态与近代科技形态的原则不同。因此，在研究古代科技史的时候，就不应当把“科学”与“技术”这两件在当时并不等同的事物混为一谈。
就中国19世纪以前的情况来说，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完备的、系统的自然科学理论体系(象近代欧洲那样)，就宏观的总体看，也没有实现理论科学知识与社会生产的直接结合。相反，片断零碎的科学知识常是混合于大量的玄学幻想甚至妄诞迷信之中，而技术则始终停滞在农业和手工业的经验工艺的水平上。处在这样一种不发达的科学技术形态中，一些意义重大的科学理论发现或技术发明，就不能不在极大的程度上受到许多偶然性因素的制约。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曾见诸史籍的许多重要发现与发明，都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中被淹灭和埋没了。
改变了世界发展史，推动了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史的中国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 造纸和印刷术，在中国却被用来制作爆竹等游戏产品，以及用作占验风水选择坟宅的所谓“堪舆之术”等等。 导致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早在两千多年前，
中国就产生了与欧洲极不相同的一种特殊学术类型。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上，中国的整个精神文化形态，主要是受这种学术范式所规范和制约的。又由于这样一种学术文化的体系非常适应于巩固和稳定封建社会结构的需要，因之一直难于被思想和历史的发展所冲破。这种僵化的学术传统，把中国历史上无数最优秀的学者，吸附于自身，浪费他们的精力和才华。一旦，这些学者有点离经叛道，立刻会被批判甚至处死（如当年张衡。这也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精英淘汰制。注重主流，反对异说，注重组织性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这更迫使人们不得不毕生从事一种在本质上无益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僵尸式的学术—传统经学。
二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肇始的源头。古代希腊学术是欧洲精神文化之母，而先秦学术则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之母。近代欧洲那种新形态的科学体系，是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次意义重大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以后才出现的。文艺复兴本身，就是一次通过回溯古希腊而推动近代新文化提高的运动。通过宗教改革，将宗教信仰由一个国家政治的问题变成了个人问题，将作为偶象的人格上帝，转变成了作为自然神的理性实体，从而解放了一部分宗教束缚，同时实现了对于非宗教异端思想的宽容和对自由理性思维的尊重。因此这两大思想文化运动，为近代新形态的科学认识体系的出现，作了极其重要的清路和奠基工作。文化的历史表明，一种酝酿新文化的运动，当其自身内容尚未寻找到成熟独立的表现形式时，常常不得不诉诸于古代的权威，在
复古的形式下偷偷地寻求革新。中国晚期封建社会也是如此，所以在清代出现的所谓“汉学”—即古文和今文经学，实质上都并不是汉代经学的简单复活;相反，在通过整理、鉴别而重新认识古代经典的运动中，也正悄悄地孕育着一种对传统文化怀疑、批评的新精神。 如果对中国古代的学术史作一下概括地鸟瞰，可 以将其划分为三个大时代:
(一)先秦诸子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源头;
(二)由汉到明，是儒家经典被神圣化、宗教化(两汉经学)、以至思辨地玄学化(宋明理学)，从而占据全部思想学术文化之统治地位的时代;
(三)清代经学则既是传统学术的一个全面总结和再认识时代，又是中国思想学术潮流转变的酝酿时期。
但若更细密地观察一下，则我们又可以描述出中国传统学术的这样一个基本发展路线:
殷商东周巫史文化----春秋战国诸子学术（前两为第一阶段，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觉醒）----魏晋至隋唐儒释道斗争融合----宋至明辩儒学：理学（第二阶段，以儒教为主体的神学迷信形态）----清代古文、今文经学（第三阶段，对儒家经典的批评与新思想的启蒙）
作为对比，对于欧洲由古典希腊学术到近代文化科学复兴的历程，我们也可以描出一个基本的发展路线:希腊早期英雄神话时代----古典希腊哲学、科学启蒙（第一阶段，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觉醒）---希腊罗马哲学与基督教融合----中世纪经院哲学（第二阶段，以基督
教义为主体的神学迷信形态）----神学批评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现代科学诞生（新理性精神的复活、启蒙和科学诞生）
对中、西学术的上述发展历程作一比较，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同时也会注意到，中国由汉代延续到明清的儒教经学迷信时代，要比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迷信时代长了至少七百年以上。实际上，对于欧洲学术界来说，早在中世纪的后期即11世纪前后即已发生了对于基督教经典和正统教义的批评运动。 新的、富于理性的学术研究精神为后来的哥白尼、布鲁诺(请注意，他们都是基督教教士)提出那种新的、接近近代科学的宇宙自然观，提供了批评的方法和开辟了道路。但在中国，则迟至17世纪中、下叶，才从儒家学者中出现了一批运用理性、而不是迷信的精神，批评“圣教”(即儒教)经典的人(汉代的王充是一个例外。但他的思想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如清代那样形成学术的潮流)。
中国传统的儒教经学具有一种种极其顽强的抗变性与保守性。而这种宗教化、玄学化的学术若不被打破，那么任何新型的科学学术就不可能形成。应当指出，早在16-17世纪之交即明清之际，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已经过欧洲传教士的媒介传播到中国。康熙帝曾试图在国内推广这些教学，却随着雍正皇帝的登基后禁教令的颁布，这些西洋科学亦很快即作为异端而被排除出正统学术界了。 为什么中国传统学术具有如此顽固的抗变性、保守性、排外性?这既有深刻的政治性和社会原因，但也有学术本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