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熟知牢记党史
（党课讲稿）
前 言
今天，我以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为线索，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最精华的部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当然，这种领导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主的人民民主革命，它的目标是实现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共召开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二大以来，我们的党代会都是五年召开一次，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党代会的召开不像现在这样有规律。
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到31日在上海召开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中，有12个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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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了中共一大，分别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这12个人中，最后站在1949年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
值得说明的是，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我们党的两位重要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因为工作太忙而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为什么我们后来把7月1号作为建党节呢？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非常不好找，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们也都没有确切记住到底是哪几天开的会。1941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文件正式规定7月1号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对中国近代以来救亡运动的发展进行立体考察可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矛盾冲突运行的结果。首先，从近代中国救亡的发展轨迹看，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近代中国最先进知识群体的必然选择。从1840年到1919年，几乎所有的西方政治思潮都在中国演绎过，西方政治制度当中好的东西都在中国实验过，结果中国的民族危难非但没有解除反而日益加深。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先进中国人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失望的情绪。正在这时，十月革命、巴黎和会引起的五四运动激起了先进中国人的新觉悟——他们经过反复比较发现只有科学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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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中国早期政党的情况来看，创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党发展到五四时期的必然产物。在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是随着我国引进西方政治理念而出现的政治概念和政治组织，往往由社团发展而来，而与此相关的社团具有浓厚的政治民主色彩。具有近代意义的社团最初出现在晚清，其目的就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先进知识分子目睹了国势日衰，就希望建立社团，合群之力，开风气以明志，复兴国家，中国同盟会就是一个典型。过去我们都强调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这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却对中国同盟会所具有的社会主义色彩忽略了。1918年夏天，孙中山主动给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发电报，表示中国革命党对俄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十分敬佩，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孙中山对俄国革命表示欢迎的鲜明立场比李大钊写《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还早半年。这说明孙中山和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欢迎苏俄革命的政治家，孙中山晚年更是执行联俄外交战略。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来看，1920年到1921年创立中国共产党也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思潮与五四运动是同步的，标志就是1919年5月《新青年》与《晨报》分别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随后上海《民国日报》《广东中华新报》等进步报刊跟进，南北呼应，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在神州大地荡漾起来。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当中必然注重介绍共产国际的组织建设。比如，《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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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日报》1919年5月到8月的文章，有很多都是介绍共产国际的组织建设，这些文章比较清晰地告诉中国人民，在各种社会主义政党中，只有列宁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派，他们主张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专制，要革命就要有革命党来领导，俄国革命之所以胜利，苏俄之所以在帝国包围当中挺立，就是由于列宁领导的俄共（布）的坚强领导。这对我们中国人的冲击很大，所以我们主张效仿俄国新文明时提出中国建立列宁式的党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这体现了我们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振兴中华的一种政治自觉。所以，从以上三点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二大于1922年7月16日到23日在上海举行。一大提出了一个纲领，就是规定我们党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的目标。但是这个远大的目标如何实现？我们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这就是二大解决的问题。中共二大提出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认为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最高目标，但如果最高目标脱离实际，“建立共产主义”很有可能就会成为空洞的口号得不到人民的认可。二大提出的最低纲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低纲领就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最低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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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回答目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坚持最高纲领的前提是要做好当下的实际工作。所以我们要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结合起来，把最高理想和现实事情结合起来。我们今天的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最低纲领，而这一切服务于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
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重要议题就是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有关系。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一大的时候我们决议当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采用独立的政策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一大以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广西、广东考察了国民党和当地的革命运动，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盟的阶级政党，在南方有着广泛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应该和国民党联合，共同进行斗争。为此，马林向国共两党提出了联合的建议。孙中山方面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但由于国民党是大党，共产党当时是小党，所以国民党希望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但要实行党内联合。共产党这边大多数同志表示同意孙中山的意见，但是反对合并到国民党当中去。党的二大专门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决定与全国的革新党派实行党外联合，但中共的党外联合主张没有得到孙中山的同意。为了推动国共合作，共产党在1922年8月底又在杭州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和国民党合作方式的问题。会议虽然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情况下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大多数同志对这种做法仍存疑虑，因此国共合作的问题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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