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瑞未至邪？” 曰：“至矣！”
“然则何为不可封禅？”
司马光领导的秀才们虽然是在编历史，但实际上能准确地把握唐太宗李世民的情绪。在魏征的每一句话前，冠以“曰”，而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话，除第一句冠以“上曰”而外，其余六句，皆不著“曰”,以示语气急切,一气直下，不容分辩。但是,魏征亦不失大臣风度，从容不迫，每句加“曰”，既缓冲李世民的气势,又胸有成竹,不失大臣之体。直至李世民锐气放尽,魏征才从容应对，力陈利害：
对曰：“陛下虽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况赏?不赀，未厌远人之望；给复连年，不偿百姓之劳；崇虚名而受灾害，陛下将焉用之！”贞观六年，唐太宗李世民没有封禅，是不是因为魏征的反对呢，《资治通鉴》未加说明，但在魏征的话后加“会河南、北数州大水，事遂寝”，却能说明李世民能够自我克制。以国事为重，大约是李世民一生少犯过错的重要原因。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真的按捺不住，意欲封禅泰山。国子监博士刘伯庄、睦州刺史徐令言都上书言封禅之事，但
是，两人却对封禅仪礼说法不同。唐太宗下令秘书少监颜思古、谏议大夫朱子奢等人，研究封禅事宜。据说，颜思古和朱子奢“与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参议得失，议者数十家,递相驳难,纷纭久不决”。颜思古，《旧唐书》本传作颜师古，武德初年，任李世民记室参军，是唐代著名训诂学家，他的《汉书注》“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他参与的封禅仪典尚不能尽如人意，可见制定封禅仪典之难。于是，李世民又指派房玄龄、魏征、杨师道三人博采众议，参酌论定。
其议昊天上帝坛曰：“将封先祭，义在告神，且备谒敬之仪，方展庆成之礼。固当于坛下址，预申齐洁。赞飨已毕，然后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渐。今请祭于泰山下，设坛以祀上帝，以景皇帝配享。坛长一十二丈，高一丈二尺。”
又议制玉牒曰：“金玉重宝，质性贞坚,宗祀郊禋,皆充器币，岂嫌华美，实贵精确。况乎三神壮观，万代鸿名，礼极殷崇，事资藻缛。玉牒玉检，式韫灵奇，传之无穷，永存不朽。今请玉牒长一尺三寸，广厚各五寸。玉检厚二寸，长
短阔狭一如玉牒。其印齿请随玺大小，仍缠以金绳五周。” （《旧唐书.礼仪制三》）
此外，房玄龄、魏征等人议定的封禅仪典还包括玉策、金匮、方石再累、泰山上圜坛、圆坛上土封、玉玺、立碑、设告至坛、废石阙及大小距石等。这是从秦始皇封禅泰
山以来，关于泰山封禅仪具、礼仪讲的最详细最明白一篇文字。因为本身只在说明，读起来趣味性稍嫌不足，仅录两条说明,以备一格。看来，朝内朝外，朝上朝下，争论五六年，才趋于一致。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夏，李世民正式下诏，“以来年二月有事于泰山”。可是《资治通鉴》又说，“有星孛于太微，太史令薜颐上言，未可东封。辛亥，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诏罢封禅。”由此可见，这一次的封禅，又以流产而告终。我们在《全唐文》中找到了李世民的《停封禅诏》，他说：
今太史奏，有彗星出于西方。朕抚躬自省,深以战栗。良由功业之被六合，犹有未著；德化之覃八表，尚多所阙。遂使神祇垂祐,警戒昭然。朕畏天之威，寝兴靡措。且旷代盛典，礼数非一。行途之间，劳费不少。东夏凋弊，多未克复。将送仪仗，转运粮储，虽存节省之仪，终烦黎庶之力。非唯上亏天意，亦恐下失人心。解而更张，抑有故实。前以来年二月有事泰山，宜停。李世民说过，在国家政治生活的运作过程中，上至皇帝，下至大小臣僚，皆应有所畏。若无所畏，必然腐化堕落。李世民声称他畏天，要求臣下畏法。倘若不畏天不畏法，就是无法无天。无法无天，在中国文化心态中，是一个不祥之词，也是批评目无法纪的强硬之词。如果一个王朝的帝王和大臣都无法无天起来，大概就是王朝末日的到
来之日。李世民在这里真的是畏天。有“天”可畏，总比无“天”可畏要好。不过李世民以“彗星出于西方”而停止封禅，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
检《资治通鉴》，在李世民下诏停止封禅泰山的同时，正是太子李承乾勾结突厥人刺杀于志宁的时候。于志宁是唐太宗的亲信之一，李世民委派他辅助太子李承乾。在于志宁就任之际，李世民对于志宁说：
古者太子既生,士负之,即置辅弼。昔成王以周、召为师傅，日闻正道，习以成性。今太子幼，卿当辅以正道，无使邪僻启其心。勉之,官赏可不次得也。（《新唐书?于志宁传》） 于志宁忠于职守，多次给太子提意见。李世民满意，而太子却怀恨在心。太子居然“私引突厥，与相狎比”。此乃朝廷大忌，亦政治生活之大忌。理所当然地遭到于志宁的反对。于是太子李承乾派张师政、纥干承基刺杀于志宁。只是由于看见于志宁“憔然在苫块中，不忍杀”，才得以幸免。李世民得知此事，自然心中惴惴不安。搞政治的人，都特别敏感，父子、兄弟、夫妻之间都不无戒心。李世民自然对李承乾的行为特别敏感。只是这种敏感难于启齿，只能放在心里，体现在行动上。所以，李世民得知李承乾的行为之后，一面对李承乾身边的人严加惩处，“宫臣皆罪废”，一面对于志宁大加慰勉：“闻公数谏，承乾不听公，故至此。”李世民对这件事敏感，因为太子圈是唐王朝的后院，后院里的星星之火，是
可以燎原的。居安当思危。
其次，正如《新唐书》作者所批评的，李世民“好大喜功，勤兵于远”。贞观十五年前后，东方的高丽，北方的突厥,是李世民注视的对象，稍有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唐王朝和李世民的关切。李世民宣布去泰山封禅之后，远在大漠以北的薛延陀，越大漠而南，进攻突厥族：
薛延陀真珠可汗闻上将东封，谓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马皆从，边境必虚，我以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设发同罗、仆骨、回纥、靺鞨、?等兵，合二十万，度漠南，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御，帅部落入长城，保朔州，遣使告急。
本来，薛延陀攻打突厥，不能说与唐王朝没有关系，但是，关系并不直接。突厥被唐王征服后，与唐王结成归顺关系，事实上受唐王朝的保护。另一方面，李世民对边境少数民族存有戒心，总是担心引起连锁反应，造成整个边境的不稳定。于是派营州都督张俭压薛延陀东境；兵部尚书李世勣屯朔方；右卫大将军李大亮屯灵武；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出云中；凉州都督李袭誉出薛延陀之西。五路大军三面包抄，真是大军压境，势在必胜。并且在诸将出征之时，李世民亲自叮嘱：
诸将辞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负其强盛，俞漠而南，行数千里，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