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掮客”的角色，不仅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三是民间私募基金缺乏相关法律规范和制度安排，且未纳入监管范畴，成为滋生非法集资案件的重要因素。 四、加强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监管的建议
有市场人士初步估算了国内“影子银行”的规模：目前市场上存在的银行理财产品存量大约在4 万亿元左右，再加上信托产品，二者的规模大约在5 万亿到6 万亿元；如果民间融资规模也按4 万亿元估算，中国目前的“影子银行”金融体系大约运营着人民币10 万亿元左右的资金。中国整体银行的存款总量大约为80 万亿元，贷款总量差不多在55 万亿元，这意味着“影子银行”大约占整个市场容量的12%－15%左右。对于蓬勃发展、创新频繁的影子银行体系，宏观金融管理部门当然不该采用“一刀切”的简单做法，而要适应其发展，改进措施和方法，建立新的宏观金融管理体系。我认为，必须从以下方面加强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
1、规范稳健推进金融产品的创新
金融产品的创新只能转移和分散风险，并不能减少风险，其基础产品的质量是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关键所在。而衍生产品创新的程度越高，其累积的风险程度也越高。此次涉及全球的次贷危机正是由于美国资产证券化的过度创新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累积而引发的。所以，我国金融业要充分吸取教训，保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进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产品创新对经济的效用有正负两方面，其正、负效用的发挥不仅取决于金融产品创新的方向和立足点，还取决于金
融产品创新的规范性。金融产品创新可以提高金融运作效率，进而整体增加社会效益。但是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社会效益和个体效益经常是不一致的。作为微观经济主体，金融机构在产品创新中注重微观效益和增加收益，注重规避管制，这可能会破坏宏观金融秩序。因此，在激活金融机构产品创新动力的同时，必须加强宏观监管，将金融产品创新活动纳入法制和规范的框架中。有效地规范金融产品创新，可使其推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取得良好的效果，将负面效果减至最小。
2、改进货币政策调节方式，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在短期并非是“中性”的，它可以稳定经济，但使用不当也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对于影子银行而言，货币政策可谓是一把双刃剑。在次贷危机之前，宽松政策促进了影子银行迅速膨胀，而后紧缩的货币政策又将其扼杀，最终诱发危机。这一结果显然与实施货币政策的初衷相背离，原因在于影子银行通过金融创新，也具备了一定信用创造能力，改变了传统社会信用生成模式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央银行仅仅通过传统信贷控制、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利率手段来调节经济，其效果必定大打折扣，甚至与调节目标相悖。为此，中央银行必须系统研究影子银行给经济带来的改变，重新界定“货币发行权”监管范围，不断改善货币政策调节方式，提高宏观调控的准确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3、提高影子银行体系的信息披露程度
设计信息披露机制将成为未来对影子银行系统监管的重点。我们应致力于提高信息透明度，建立统一、及时、完整的信息收集和处理
系统。影子银行体系的特点在于“不透明”，因此，对其进行管理的前提，自然是获取充分、及时的信息。此次危机的爆发，充分反映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对庞大的影子银行缺乏及时的跟踪监管（我国的宏观金融管理部门对我国银行理财产品、私募基金等，也缺乏统一、及时和完整的信息）。由此可见，美国《2010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对影子银行监管强调的首要目标，就是全面提高信息透明度。因此，我国应该吸取美国的教训，加强场外交易监管，确保任何的金融交易和金融机构都在监管范围之内，尤其是交易非标准化的场外交易，尽量降低银行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4、加强风险监管和行业自律
监管部门应督促银行控制影子银行的资金流向，杜绝 理财资金流向政府融资平台、“两高一剩”企业等限制性行 业和领域。同时，通过行业自律等方式，对民间资本投融 资进行正确引导，促其加强风险管控和合规管理，保证依 法合规地开展投融资活动。
5、促进国际监管的协调与合作，实现多赢
影子银行业务的全球性特征日益增强，加强影子银行的国际监管对于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是完全必要的。要调整新巴塞尔协议，引入反周期机制和相应的工具，完善有关交易头寸和证券化的监管规定；促进各国、各国际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交流，尤其是对于影子银行的离岸监管，应该达成一个各国通用的标准化税收信息协议，允许( 或要
求) 税务机关共享信息；注重国际监管政策的一致和行为的协调、联合，健全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完善国际金融危机的拯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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