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讲稿（上）
绪论 第一节 “文献”与“古典文献学”
1．“文献”概念的溯源、定义及其内涵的古今变化。 “文献”起源：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魏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注：“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朱熹把“文”解释为“典籍”，而“献”仍本郑训为“贤”。何谓“贤”？清代学者刘宝楠《论语正义》：“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士大夫。子贡所谓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皆谓献也。”《论语·子张》：“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杨伯峻译：“卫国的公孙朝向子贡问道：‘孔仲尼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子贡道：‘周文王、武王之道并没有失传，散在人间。贤能的人便抓住大处，不贤能的人便抓些末节。没有地方没有文王、武王之道。我的老师何处不学，又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师、专门教授呢？’”可见，“贤”指博学多识之人。
又，《礼记·礼运》：“孔子曰：‘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郑玄注：“吾得夏时，得夏四时之书也”，“得《坤乾》，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清代学者章学诚谓：“夫夏时，夏正书也。坤乾，《易》类也。夫子憾夏、商文献无所征矣，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商之所得。”（《文史通义·易教上）
按：文指文章；献指贤（贤才），谓博学多闻、娴熟掌故之人，约相当于今日之谓“活字典”。
司马迁亦有将书面材料和口头材料同视为“文献”之明显表现。其撰著《史记》，一方面广泛阅读“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即国家藏书），一方面游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文献”由“典籍与贤才”到专指“典籍”：
唐代诗人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陈子昂所云“道弊五百年”而“文献有可征者”，显然“文献”不能指历汉魏晋宋而活至初唐时期的“贤才”，而只能指载道之“文章”。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正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元·马端临《文献通考》
《汉语大词典》对文献的解释有二“1.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和多闻熟悉掌故的人。《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集注：“文，典籍也；献，贤也。” 宋陆游《谢徐君厚汪叔潜携酒见访》诗：“衣冠方南奔，文献往往在。”2.专指有历史价值
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元杨维桢《送僧归日本》诗：“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清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九：“余邑先辈，文献无征，每以为恨，故于群书中遇邑人逸事逸文，辄掌录之。”明成祖朱棣敕命修撰《永乐大典》：“文皇帝修《永乐大典》，其书为古今第一浩繁，卷帙且至数万”，“《大典》一书，初文皇命翰林学士兼春坊大学士解缙等修辑，未期而书成，上赐宴赏拜恩者百四十七人，赐名《文献大成》，时永乐二年十一月也。既而上以纪载尚多未备，仍命重修，以太子少保姚广孝及解缙等董其事，翰林学士王景等为副总裁、纂修等官，开馆于文渊阁，光禄朝夕给膳，且命礼部简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之。陈济之得召，盖正此时也。至永乐五年十一月书成，凡二万二千九百余卷，共一万一千九十五本，上为更名曰《永乐大典》，御制序弁其首，时拜赐者。广孝以下二千六百一十九人，盖效力编摩者，较宋太平兴国中不啻十倍”。（沈德符：《万历野获》“补遗卷一”之“总裁永乐大典”，中华书局，1959，第788-789页）鲁迅《书信集·致曹白》：“不过这原是一点文献，并非入门书。”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由于这些研究员的坚持，数学研究所继续订购世界各国的文献资料。
我们不仅可以联系经典的古文献解读理解“文献”的含义，而且也可以从当前学者对一些文化现象的解读中获取极富参考价值的教学素材。以《百家讲坛》为例，《百家讲坛》中的《王立群读<史记>》便为我们研读《史记》提供了极佳的视角。该栏目还曾邀请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作了《走向文化诗学》的讲座。讲坛中，童先生对文艺理论界的往往直接议论社会的、政治的问题而偏离了文学艺术本身而成为一种无诗意和反诗意的“文化研究”现象作了深入浅出的评述，遂后，童先生又以学人耳熟能详的作品，如杜甫的诗句、《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为例，指出文化诗学应该是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世界优秀文化交融的产物，提出文学应该关怀文学的存在状态，对文艺作品应进行价值阅读，通过作品的语言来寻找作品的意义与其隐含的文化价值。童先生的讲解为文艺理论在当今工业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冲突中所面临的重大难题指明了正确的理论方向。从传统文献学的角度来看，上例所举的主讲者均为当前著名的学者，他们的的讲稿、著作无疑是传统文献学中的“文”，而主讲者正可为传统文献学中的“贤”作极好的注脚。
赵国璋、潘树广《文献学大辞典》：“文献始终具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是被固化于物质载体上的知识信息，一是记录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因此，所谓文献，就是指任何具有一定历史或科学价值的含有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文献学大辞典》，广陵书社，2005）
2．“古典文献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及其发展趋向
“文献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文献”概念的自然延伸，传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指研究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及其利用的一门学科，此即广义的校雠学，由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开创，为历代学者不断发展扩充的，以研究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为主要内容的学科。
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即古典文献，指1919年以前产生的文献，基本以文言文和繁体书写的文献。对古典文献在书写、编纂、著录、印刻、流传过程中诸环节的文本形式（含物态形式，有时兼及内容）的研究，构成古典文献学的主体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典文献学出现一些新的趋向，分支文献学和专科文献学受到重视，如文学文献学、文学批评文献学、文献目录学等。
第二节 古典文献学的知识范围与功用
1．古典文献学的主要范围：目录、版本与校勘 目录、版本和校勘为传统文献学的三大主要内容。
目录，即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文献出版和收藏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的工具。目录学即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探讨目录工作的一般规律的学问。目录学向来被看成治学之门径和指南，为学中第一要紧事。
版本，指同一种文献在编辑、传抄、刊刻、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形态的文本。版本学即研究各种文献的版本源流，比较其优劣异同，鉴别其真伪高下的专门之学。学习研究，一般以选择善本为上，引用文献同样必须注意版本。
校勘，为纠正文献在形成和流传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而出现的字句篇章上的错误，使之尽可能恢复或接近文献原貌。校勘学即研究和总结校勘工作的一般性方法和规律的专门之学。
2、古典文献学的其他内容：辨伪、辑佚、标点、注译、检索
辨伪，辨别文献中存在的各种作假情况，伴随伪书而产生，张舜徽称：“古代典籍堆积如山，其中真伪参半。”
辑佚，把散佚文献从其他文献中逐一辑出，重新整理的工作。
对阅读者而言，古典文献的标点、注释、翻译等亦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古人著书无标点，读书人须断句、标点，此乃阅读古籍所必备之入门学问。 古籍注释是为更好地阅读文献提供帮助，含古注、今注和古注之今注。 现代以来，为普及文献而出现的文献翻译工作，也逐渐成为文献学的重要内容。 文献检索，科学、准确、高效地检索各种所需文献的方法，其方法、手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
3、辨别古典文献，研究、利用古典文献以从事学习研究的重要性
文献是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从事学习研究必须要掌握处理各种文献的能力。学习古典文献学不仅是更好地接受、继承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未来学习、工作、研究的需要。文献学是方法之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好文献学，必将大有裨益。
古典文献学学科具有很强的当代意义。传统文化研究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中国古典文献学承担着为其提供真实、可靠的文本的重任,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具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因之，文献学的重要性可谓显而易见。
第三节 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概况
1、先秦两汉古典文献学
古典文献学的历史几乎与文字的历史同样久远。作为文献载体的甲骨、金石、简牍、缣帛，都产生于先秦时期，甲骨产生最早，缣帛流行最晚。在西周至秦代，
金石、简牍和帛书往往同时流传，两汉为简帛碑刻并用时期，古人利用众多载体为传播古典文献做出了辉煌贡献。
殷商中后期之甲骨文为现今所见之最早出土文献。 《尚书》、《周易》、《诗经》为最早之传世文献。
《国语·鲁语》：“昔正考夫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正考夫为见诸史籍的最早一位文献学家。
春秋孔子兴办私学，考校文献，对文献整理贡献卓越。孔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或者都有整理，方法上主张“多闻阙疑”，对后世文献学影响深远。孔门第子及后学对文献整理继续作出贡献，子夏尤其突出，传《毛诗》、《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均传自子夏。
秦为控制思想而行的焚书坑儒，对文献破坏非常严重，随后项羽火烧咸阳，又致使秦国家图书馆文献遭到劫难。
西汉建立，部分文献逐渐得到恢复、整理，尤其是儒家典籍被广泛整理、注解和传播。至西汉晚期，刘向、刘歆等对文献作了大规模的整理工作。刘向广搜异本，仔细比勘，除去重复，校出脱讹。又编定篇章目次，确定书名，又对每部文献就作者、内容、学术源流等方面写作叙录，汇编为《别录》，具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之重要意义，开创中国各地目录之重要范式。
东汉学者继续整理、注解文献，尤以大儒郑玄遍注群经、兼及纬书，对各种文献作注释兼校勘的工作，并作《三礼目录》、《毛诗谱》等文献学著作。郑玄堪称两汉文献学集大成者。
另，司马迁作《史记》，广采文献，搜罗异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对众多史籍辨别取舍，提出文献互证的方法：“《书》缺有间矣，其佚乃时时见于他说。”又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司马迁整理文献之方法与对待文献之态度均有可取之处。且《史记》以汉代通行语言改造古奥之《尚书》，亦是开辟古籍翻译之典范。
后汉熹平（173－178）年间刊刻之熹平石经，亦是文献传播之大事。 2、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古典文献学的主要成果
魏晋南北朝分裂动乱，对文献破坏严重，但文献整理亦有较突出成就。对经典的注释整理很繁荣，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周易注》、《老子注》，向秀与郭象的《庄子注》，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等是魏晋时期经、子典籍注释的代表之作。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在补充、考辨、评论史实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郦道元《水经注》是一部了不起的地理类注释著作。 魏晋南北朝佛教文献之翻译与整理普遍，四声的发现与反切的运用对古籍注音释义意义重大。
图书分类方面，由《汉书·艺文志》确立的六分法逐渐转变为经史子集四分法，并成为中国各地目录划分之主流。
三国魏正始年间刊刻之三体石经在当时文献传播和后世文字校勘学方面价值突出。而西晋太康元年汲郡发掘之战国魏襄王冢中文献，共16种75篇，至今流传有《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为重要之出土文献，在校勘学、史料学和文字学方面均有很大价值。杜预从他的研究出发,读了当时新出土的《竹书纪年》,
加以比较,证明了《左传》的正确性。这是王国维先生1925 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的先声,所以王先生在讲“二重证据法”时引用了这件史事。
隋唐之交的学者陆德明《经典释文》采录汉魏六朝以来230多家有关儒家经典之古注、旧注音义，在校勘和训诂方面成就极高。稍后之孔颖达等《五经正义》，确立了对儒教经典的权威解释。唐代出现了《文选》李善注与五臣注，五臣指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翰周，组织者为吕延祚，五臣注本整体上不及李善注。
史学文献方面，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等均价值极大。刘知几《史通》注重文献辨伪，在文献学史上也具有特殊意义。
唐开成石经在唐前规模最大，之有正文，没有注文。
文献版本印刷方面，一般认为最早可靠的雕版印刷本为唐咸通九年（868）刻印之《金刚经》。而大规模雕版印刷则始于五代。 3、宋辽金元古典文献学
北宋初年宋太宗命李昉等人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
北宋仁宗时期，在经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出现了普遍怀疑汉唐旧注而创新说的风气，以王安石为配合其变法全面鼓吹的新学。
宋代史学文献编纂主要有欧阳修、宋祁之《新唐书》、欧阳修《新五代史》、司马光主编之《资治通鉴》尤为突出，南宋的袁枢首创纪事本末体，成《通鉴纪事本末》。
宋代集部文献的编辑整理也较普遍。金石考据有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
宋目录学著述成就突出，官著有王尧臣等于仁宗景祐元年（1034）编写之《崇文总目》（后亡佚，部分保存）。私著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高似孙《子略》、《史略》等。
宋代杰出文献学家有郑樵、洪迈、朱熹、王应麟等。郑樵《通志》200卷，是继唐杜佑《通典》之后又一部系统的典章制度通史，与文献学有关的内容集中于二十略中（称“通志二十略”）。洪迈《容斋随笔》对图书辨伪、文献考证、文本校勘、文字训诂等均有论述。朱熹广泛编选、注释旧籍，其后学整理的《朱子语类》也保留丰富的文献学资料。王应麟为宋代后期著名文献大家，其著《汉书艺文志考证》10卷、《困学纪闻》20卷等为文献考据学之重要著作。
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有《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史记辨惑》、《诸史辨惑》等文献考辨著述。
元代成就突出的文献学家有胡三省、马端临等。胡三省由宋入元，隐居不仕，其《资治通鉴注》在考证、校勘等方面成就卓越。马端临积二十余年功力著成《文献通考》，为一部著名的典章制度通史。 4、明清及近代古典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