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例如，1978年我们要颁布一个《中外合资企业法》，吸引外商到中国来投资，办合资企业。外商说，没有法律不行。到底权利有哪些，权利怎么保障，必须有法律才能来投资。当时怎么办呢？当时的委员长是叶剑英同志，他很着急，先令国务院半年之内提交《中外合资企业法》。我们从来没有经验，只能够借鉴国外，把当时其它国家吸引外资的法律拿过来。结果看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吸引外商投资，外商投资比例不得超过50%，因为一旦超过50%，董事长就是外国人了，控制权就被外国人掌握了。所以我们当初拿出来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也是外商投资比例不能够超过50%。这个草案拿给叶帅看，他说这样的法律有什么意义，倒过来，多多益善，多不受限制，少不能超过25%，多可以到80%到90%。旁边的工作人员提醒，如果超过50%，董事长就是人家的了。叶帅说那好办，咱们在法律里写上，超过50%，董事长只能由中方担任。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摸索实践，到了1991年的时候，觉得这的确不符合世界的规律，所以修改了这一条。
可以说，我们的发展就是这样。改革开放最主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农村改革，一个是城市的改革。农村改革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改革为主，土地承包经营制，你能够先搞一个法律吗？显然不可思议。城市里面国有企业怎么改革？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准了承包制，认为承包制是搞活国有企业的灵丹妙药。最后证明承包并不是最好，还是采取了股份制的办法。我们走过一些弯路，但是这样的一个弯路，我们终究所遭受的损失要稍微少一点。
这样的一种经验主义，看起来是慢一点，或者有一些曲折，前进了又后退。但是总的损失，相对小一些。我本人经历的最重要的一次关于经验主义的谈话，就是1986年的《民法通则》。从1982年就开始搞讨论的《民法典》，4稿已经很成熟了，快要提交通过的时候，彭真同志的讲话改变了进程。他说农村的改革我们大体已经知道了走什么方向，那时土地还是集体所有，然后搞承包经营。但是城市的改革究竟怎么搞？国有企业走什么路？经济将来到底是计划还是市场？都没有最后的定论，或者说明确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搞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无所不包的《民法典》，那么这部《民法典》只能是束缚改革的，或者说这样一部《民法典》是不切合实际的。
应该看到，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有着很大的区别。因为经验主义提出来，国家必须有一整套完整的法律，也就是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法律要确定一整套的制度。这个制度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法律人或者法学家或者立法人脑子中出现的这么一套的东西呢？还是在转轨的时候，我们更要从实际出发、从现实出发。
从现实出发，让我们所走的弯路、所经受的损失相对少些。但是经验主义也出现了问题，当我们逐渐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法律的空白点越来越少，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还能不能够在经验主义上来完成。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
举个例子，太湖污染了，谁来提起诉讼，老百姓能不能，起诉谁呢。吉化的污染，造成了**很多居民生活环境的损害，有一些人诉讼，法院也不受理。前两天太湖环保公益诉讼首次明确讲了，无锡审判厅规定，各级检察机关、各级环保行政职能部门、环境保护的社团组织以及知名的社区物业管理部门，都享有环保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本来，环保案件不受理，公益案件没有办法立案。现在，《民事诉讼法》没有变，就授予了这些人的资格，它的法律依据在哪里？是不是无锡审判厅就能够确定了，如果它能确定，别的地方的审判厅是不是也可以确定。
很多实际的做法，我都赞成，但我们怎么来解决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现实法律的疏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感觉到，法律是保守的，或者说法律是谦诚的，法律刚性太大，不能够随便改。而改革开放、实践又是很柔性的，它又是不断前进的、不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