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与后威权时代政治家的良知和勇气
李钟琴
一，话题缘起
今年4月13日是蒋经国先生百年诞辰，台湾当局和民间举办了许多活动，以纪念这位“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政治家。在蒋经国先生去世二十周年之际，我曾写过一篇题为《蒋经国：从独夫到伟人》的文章，如今又被网友们转贴到了中选网。缪一轮先生评论道：“李老师好文章，基本回答了我两年前提出的问题，对我们大陆的改革应该有很大的启发借鉴作用。……但问题是，我们今天的主政者谁的权威能与当年的蒋经国相比？而蒋经国的权威又正是通过他前四十年的政治专制的实践建立和积累起来的。这就使我们的主政者陷入了一个悖论而难以自拔：必须靠专制者的权威来一举结束专制！今天的胡温显然没有这样足够的权威，也没有建立和积累这样的权威的机遇。而过去有过这样权威的人比如毛泽东邓小平即使在世或再世，又绝对不可能走上这条道路，他们至死也没有流露丝毫如此转型的迹象和意愿。这又不能不令我们思考更深层次的原因。戈尔巴乔夫倒是坚定地走上了政治改革的不归之路，失败之后他似乎也丝毫没有后悔过。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和借鉴些什么呢？我真诚希望能够看到李老师或其他学者对此作出深入的研究论述。”
陆放翁诗云：“位卑未敢忘忧国。”冯梦龙《世事八反》则曰：“达官不忧天下，草莽之士忧之。”所以我很愿就缪一轮先生提出的问题谈点书生浅见。
二，蒋经国先生是个异数
在威权时代，独裁者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建立起来的政治班底和巨大权威，使得其权力基础固若金汤。在专制体制下爬上去的人，大多数都与独裁者有着相似的政治理念，而且大多数有着浓重的奴性。他们不仅是专制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也是专制体制的维护者，并唯独裁者马首是瞻。民间的民主呼声再高，恐怕也难以推翻其独裁政权。蒋经国先生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作为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独裁者，竟然主动“放下屠刀”，得以“立地成佛”。蒋经国先生的这一壮举，想不让天下人感念颂扬也难！
蒋经国先生的权威，并不是全靠其父蒋介石得来的，而是他在数十年的从政生涯中辛苦经营的结果。他知人善任、平易近人，张学良曾引用别人的话说：“蒋介石是把人才当奴才用，蒋经国是把奴才当人才用。”并赞叹道：“蒋经国这个人好厉害……到台湾后，要不是蒋经国，蒋介石就没有了。”他“一生劳瘁”、“力疾为公”。据李敖《论定蒋经国》一文统计，蒋经国从1978年到1981年的四年间，下乡197次，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竟进山21次……这使得蒋经国先生得到了台湾朝野的一致拥戴。如今台湾的重要政治人物，如李登辉、马英九、连战、宋楚瑜……无不是蒋经国栽培起来的。甚至在他去世近二十年后，在“谁对台湾
贡献最大?”的民调中，蒋经国仍高居第一。不论蓝营绿营，民众皆视之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
“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我认为，自上而下发动的变革，需要权威、良知、勇气。缺一不可。权威、勇气不必解释了，我这里所说的良知，指的不仅仅是希望国泰民安的良心，更重要的是指符合历史潮流的民主宪政理念。蒋经国先生的权威、良知、勇气，使他具备了推动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必需条件。
三，错失历史机遇的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
2008年，不丹新国王小旺楚克在老国王旺楚克的支持下，自废君主制，自上而下地强力推行民主政体。小旺楚克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打心底里认可“民主是个好东西”，所以，他回国后不遗余力地推行民主体制。有老国王的权威作后盾，小旺楚克凭着良知和勇气促使不丹走上了民主之路。
近代中国，也出现了一个有点像小旺楚克式的人物，他就是年轻的大清光绪皇帝。
迫于内忧外患，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中，小小的君主立宪国日本打败了庞大的君主专制的俄罗斯帝国，使得光绪帝决心向日本学习，实行君主立宪制。光绪帝虽然具备了一定的良知和勇气，但没有振臂一呼天下影从的绝对权威。本来，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也赞同变法，光绪帝如果审时度势、循序渐进，大事未尝没有成功之望。可惜康有为等人私心自用，竟想策动袁世凯囚禁慈禧太后，结果被慈禧太后先下手为强，仅仅搞了一百多天的“戊戌变法”最终一败涂地。
其实慈禧太后的思想并不保守，她晚年搞的新政，许多措施已经远远超越了戊戌变法。1908年，慈禧太后原则上同意实行君主立宪，并列出了一个为期9年的时间表：1909进行省咨议局选举；1910年资政院开院；1917年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如果按照这个时间表循序渐进，十年内，中国将成为日本、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国家，国君只是国家的象征，立法权在国会，行政权在内阁，司法权在各级法院。民主宪政的曙光再次降临中国。
假如慈禧太后有儿子可以即位，或有了特别满意的接班人，慈禧太后绝对不会将权力拱手让于外人（包括让给国会、内阁）。中国此时的机遇在于，此前慈禧太后立的她妹妹的儿子光绪帝令她大失所望，如今已没有直系亲属或可信任的人来接管大清政权。如果实行宪政既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又能够保证慈禧太后在生前死后的富贵尊荣，她大概不会顽固地拒绝还权于民。慈禧太后在定时间表时，一定私心自用，认为自己也活不了几年了，定个九年时间表，掌握最高权力到死，那时再还权于民也不迟。但人算不如天算，时间表公布后的当年，慈禧太后便溘然长逝，最高权威骤失，清廷群龙无首，各省督抚拥兵自重，行宪时间表停摆了。
一个政治人物由发迹到拥有绝对权威，绝非一日之功。当政治人物成为独裁者之后，他（她）已具备了“英雄造时势”的本钱与能力，这是一种别人可望不可即的宝贵资源。是否顺应时代潮流，使自己由一个独裁者变成一个功在当代、泽
被后世的历史伟人，就看独裁者的良知与勇气了。慈禧太后的权威、勇气有余，而良知不足，当断不断，人为拖延，致使中国的君主立宪机会稍纵即逝。
四，有望成为“中国华盛顿”的袁世凯
在慈禧太后去世的后权威时代，新皇帝溥仪年方三岁，摄政王载沣懦弱无能，各地封疆大吏拥兵观望，南方革命党人势力日增，共和理念渐渐压倒了君主立宪理论。既然不能自上而下地搞政改，那就只好自下而上地搞革命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星星之火瞬间燎原，全国各地风起响应，暴力革命取代了和平演变。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一代枭雄袁世凯利用革命党向清廷施压，再利用清廷与革命党讨价还价，最终成了那个得利的渔翁。袁世凯不仅有幸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任大总统，而且在当时似乎成了绝对权威，孙中山先生也难以与之争锋。而其实，袁世凯的权威是要大打折扣的。袁世凯的势力范围局限在江北，深受民主共和理念影响的南方知识精英与官僚士绅并不买袁大总统的账。如果袁世凯利用自己在北方的权威，加强与宋教仁、黄兴、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合作，共同打造和完善中国的民主政体，他一定能够成为“东方的华盛顿”。可惜他被权力这味毒药毒得神魂颠倒、丧失理智，做了终身大总统仍不满足，竟想过过皇帝瘾。他勇气有余，权威不足，缺乏良知，于是搞得国家大乱，内外交困，众叛亲离，死有余辜。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使中国又一次错失历史机遇。
五，蒋介石与毛泽东
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军阀政府要人，如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在权威、良知、勇气诸方面皆有欠缺，不仅难以为未来中国设计出正确的发展道路，甚至连结束军阀混战的能力也不具备。袁世凯之后的中国，面临多事之秋。北伐成功后在名义上统一中国的蒋介石先生，有一定的权威、良知与勇气，甚至在战事吃紧的1948年，还忙中偷闲搞了一次“总统大选”。但由于形势所迫，其权威、良知、勇气都大打折扣。有人称其“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也算是诛心之论。
在大陆，历史机遇落到了毛泽东的头上。毛泽东此时拥有巨大的威望，是绝对的权威，正可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祸国。如果毛泽东利用自己的巨大威望，完全可以使中国走上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可惜，毛的政治理念，决定了他只能成为斯大林、铁托、金日成之类的政治强人。
六，过渡人物华国锋
毛去世后，政治根基不足的华国锋通过“粉碎四人帮”，一度威望大增。此时，如果他主动积极地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在各个方面大力拨乱反正，就会赢得朝野的广泛支持，或许会建立起一定的政治权威。但他缺乏民主宪政理念，
逆历史潮流而动，提出“两个凡是”，不敢越毛泽东设定的雷池一步。更可笑的是，他鼓励个人崇拜，想通过造神的方式成为政治权威。结果被邓小平、胡耀邦抓住这两个致命错误，三下五除二便让他回家养老去了。
想成为政治权威，在政界必须要有自己的强有力的班底。据说蒋经国曾经对弟弟蒋纬国说：“你来接班吧。”蒋纬国说：“太晚了，我什么班底都没有，怎么接！”冰冻三尽非一日之寒。被权威突击提拔上去的接班人，又怎么可能压得住阵角？
七，邓小平的遗憾
在后威权时代，政治家在权威不足的情况下，仅仅凭着良知与勇气，想自上而下地改写历史，必然遭到保守派同僚以及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难度是很大的。
邓小平、胡耀邦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也由此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与赞扬。邓小平作为开国元勋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又一个威权领导人，作为邓小平得力助手的胡、赵，则无疑是当时党内最具民主理念的政治家。邓小平与其左膀右臂的合作，使中国再现民主宪政曙光。
邓小平对于体制的弊端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列举的弊端主要有：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家长制现象（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对他们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现象之所以发生，有思想上的原因，更有具体制度上的原因。”（见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
他认识到，这些弊端，主要是制度上的原因。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他曾下决心要改革政治制度。1986年9月3日，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邓小平却设定了一个前提：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之后发生的事就不必说了。“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中，激情四射的胡耀邦黯然下台；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又使赵倒台。至此，自上而下的政改搁浅，直到邓小平去世，也没有谈到要重启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的政治理念，决定了他只能开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路，而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建功立业的机会留给了后人。
我想，民主宪政之路，有时需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政治人物错失历史机遇固然令人惋惜，而时机不到，过于超前，也会酿成悲剧、留下遗憾。
九，苏联的后威权时代
政治强人的出现，是一人雄起，万众雌伏。政治强人一旦去世，便会留下一个权力真空。斯大林生前没来得及指定接班人就死了，苏联一下子进入了后权威时代。
继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是马林科夫。此人也想调整斯大林时期的一些错误政策，反对个人崇拜，注重民生，发展经济，却又没有勇气公开否定斯大林，这使得他推行的政策名不正言不顺，注定只是个过渡人物，他执政不到两年时间，便被赫鲁晓夫搞下了台。
赫鲁晓夫有否定斯大林主义的巨大勇气，也因为结束血腥恐怖时代而赢得了相当的威望，但他缺乏民主宪政理念，并不想彻底否定专制制度。他本人的专制作风就很重，对同僚态度粗暴，逐渐失去高层官员的支持，最后不得不在政变中黯然下台。
继任的勃列日涅夫是个著名的庸人，他既乏权威，更无良知与勇气。他之所以被推举为最高领导人，是政变高官们权力制衡的结果，正因为他为人平庸、老实，所以成了大家都能接受的领导者。他与同僚们的最高宗旨，是维持着这个庞大帝国，维护着他们的既得利益。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经济发展停滞，官场贪腐盛行，社会矛盾加重。人人都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人人都感到无可奈何。不过，庸人当国也有好处——他没有瞎折腾的能力与勇气，人民不至于生活在斯大林时代的血腥恐怖之中。
此后又经过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这两任短暂的“守成庸主”，苏联人终于迎来了有着“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虽然有心摧毁专制体制，但在高层权威不足，结果被反对派囚禁，功败垂成。
戈尔巴乔夫的政改失败了，叶利钦则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和成功者。叶利钦虽然与戈尔巴乔夫一样也缺乏一言九鼎的权威，但他改造苏联体制的态度更绝决、更坚定。而且，他适时利用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弥补了其权威的不足，终于一举成功，他本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改写历史的伟大政治家。
从斯大林死去到戈尔巴乔夫登上历史舞台，苏联人整整等了三十二年。这三十二年间，苏联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人民的民主意识也日益觉醒。经过戈尔巴乔夫大力推动“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民主宪政思想在苏联已经深入人心。保守派的“8·19”政变，反而加速了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民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