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叶利钦的成功之路
在后威权时代，领导人的威望，绝不可能通过造神、造势来提升，华国锋就是前车之鉴。
在后威权时代，领导人的权威，也不可能通过强化专制制度来实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全力强化极权统治，得到的却是苏联人民的鄙夷和冷嘲热讽。苏联的多数政治笑话，都与勃列日涅夫有关。
这并非说后威权时代的领导人就无缘成为权威、成为伟人。相反，越是这样的时代，越是呼唤能够推动社会转型的政治伟人。在权威欠缺的情况下，成为时代伟人仍需三个条件：良知、勇气、机遇。
在旧体制百病丛生的情况下，苏联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的人物是迟早的事。戈尔巴乔夫主张渐进式改革，叶利钦则主张激进式改革，事实证明，叶利钦的主张更得人心。经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这几个庸才的拖延，苏联人对政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叶利钦是个具有良知与勇气、并且善抓机遇的伟大政治家。他被戈尔巴乔夫罢免后，于1988年12月参加竞选苏联人民代表。他深入到群众当中，利用一切机会宣传自己的为政理念，抨击时政，终于利用人民的力量重返政坛。1990年1月，他公开提出苏共应该放弃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放弃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把苏共改造成“社会党”。他的这些意见被苏共中央否决后，叶利钦当众宣布退出苏共。1990年5月，叶利钦又利用选票战胜俄共的候选人，当选为俄罗斯联邦领导人。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中指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已经走入“死胡同”，要“为挽救国家命运，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共产党地位、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而采取行动，并软禁了正在渡假的戈尔巴乔夫。危急时刻，叶利钦意识到，“必须到民众中去，得到群众的支持”。于是，他走出俄罗斯议会大厦，勇敢地爬上了—辆包围议会大厦的坦克，向周围的军人与群众发表演说，谴责政变，鼓动军人倒戈。叶利钦的冒险取得了巨大成功，军人倒戈，“民主派”战胜了以亚纳耶夫为首的保守派，而且也战胜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终于将苏联这个庞然大物彻夜摧毁了，俄罗斯及周围的加盟共和国迎来了民主宪政的新时代。
十一，“接班人困境”
我曾写过一篇《中国历史上的“接班人困境”》，我认为，接班人问题，也是专制体制的一个死结。不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抑或号称“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甚至是毛泽东，都在接班人问题上栽了跟头。千古之事，知人为难。指定接班人，貌似施大恩于接班人，其实未必。霍光从民间迎立汉宣帝，结果霍光死后仅三年，汉宣帝便将霍氏灭族。而将接班人的选择权让给广大民众，虽然失去了一人之心，但赢得了民心，使更多的人有了通过竞争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机
会，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后世。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台湾民众为什么对蒋经国的评价越来越高了。
在后威权时代，最高领导人也会逐渐失去指定接班人的权威性。这时，“接班人困境”便再次显现，高层权力斗争会趋于激化。为了化解矛盾，也许，大家会探索一个为多数政要所认可的方法，如让达到一定级别的政要投票，根据票数选出一个为多数人所认可的接班人。也许这就会成为民主政治萌芽的契机。
只有在民主宪政体制下，才能有效地保护上至卸任领导人、下至普通公民的合法权利。将接班人的选择权与罢免权交给民众，应该是最稳妥、最合理的办法。
十二，小结
所谓民主，其实就是在权威缺失的情况下各方政治力量激烈博弈、互相制衡的结果。民主时代很难出现政治伟人。
在威权时代，能够推动社会转型、历史发展的政治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良知、勇气、权威。
在后威权时代，能够推动社会转型、历史发展的政治家，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良知、勇气、机遇。
如今我们需要的，是推动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政治伟人。这可能是当代政治家成为历史伟人的最后机会。
毛泽东有句名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后威权时代的民主化之路也是如此。
“摸着石头过河”，在浅水区尚可，到了深水区，就会有被淹没的危险。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时代的发展，旧体制的弊端会进一步加重，矛盾会进一步深化，朝野对民主化的认识会渐渐趋同，呼声会越来越高。
自下而上的民主诉求，民间力量对专制体制的勇猛冲击，是在后威权时代实现民主转型的重要前提。
我相信，在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面前，不管过渡多少烟云过眼风过耳的政治庸才，终究会出现具有民主宪政思想、又有非凡政治勇气、而且善于抓住历史机遇、最终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伟人